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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穆:欧盟正在遭遇的挑战

——法国“9·11”启示录

更新时间:2015-11-16 22:19:29
作者: 天穆  

   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以来,多数人对恐怖主义及其威胁的认识,应该说是强化和深化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的挑战这个问题上,人类已经在某种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了良好的合作机制。事实远非如此。就像黑格尔曾经说过的,“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我们根本没有从历史中领受到教训。”在应对恐怖主义威胁这个问题上,意图利用、狭隘自私、双重标准等现象数见不鲜,这大概也是恐怖主义一直能够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吧。

  

   当然,关于恐怖主义是对全人类的共同挑战这个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针对2015年11月13日晚上法国发生的“空前的”恐怖袭击说,“这是针对全人类和共同价值观的袭击”。这句话应该是真诚的。在美国的“9·11”发生之后,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是这么说的:“他们恨的是这里展现的有目共睹的事实——一个由民主选举的政府,而他们的政府却是自封的。他们仇恨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投票自由、结社自由、不同意见自由。”(《布什举行记者会阐述军事打击等问题》,搜狐网,2002年11月12日。)应该说,小布什的这种认识(恐怖分子痛恨民主、自由)在西方世界很有典型性。这应该是对文明冲突论的最好注脚——现代文明与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这是一种精致化的文明冲突论。当然,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庸俗化、简单化释读,倒是更有利于“挑事儿”。有人曾将这说成是小布什对阿拉伯世界的攻击,其实并不公允。

  

   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对我的震撼还是超出了心理底线。有一位广播评论员说,他看了新闻之后并不觉得意外,这让我还意外。现在不是谈论恐怖主义的威胁有多大的时刻,不是讨论恐怖主义出现的社会原因的时刻,也不是谈论法国少数族裔问题的时刻——今年初,针对法国“《查理周刊》事件”,我已经做过类似的评论,或许同样重要的是,在谴责、惊慌和恐惧之余,针对法国的这次“空前的”暴恐袭击,我们如何能够相对冷静地、在一个更为宏大也更为深远的现实与思想背景下思考它。

  

   一、欧洲的价值危机

  

   在这里,我愿意首先援引“澎湃新闻”的一个学术报道。不久前,当代法国政治哲学家Zarka教授在北京大学做了一场公开演讲,他谈到了欧洲的三个危机:经济危机、新型恐怖主义的威胁与难民危机。他说的新型恐怖主义其实就是针对今年初的《查理周刊》事件,他的发现是恐怖主义在法国已经“内化”,也就是说,不再只是外来的恐怖分子对法国乃至欧洲的威胁,更严重的是,不管出身哪个社群的年轻人,都可能通过社交媒体(social media)受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洗脑”之影响,从而既在欧洲内部搞恐怖主义,又会到叙利亚、伊拉克去参加伊斯兰国(ISIS)的圣战。Zarka教授认为这才是欧洲正在面临的新型恐怖主义威胁,真不知道他看到当下这场“空前的”、ISIS已经出来宣布负责的、使法国陷入全国性紧急状态的恐怖主义袭击后会作何感想。

  

   Zarka教授所说的这个恐怖主义之“新型”于我倒是没有引起太大的兴趣,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另外一个解释,那就是,他认为这与欧洲的文化衰落有密切的关系:欧洲在近代以来为全世界提供了普世价值(启蒙、自由、平等、进步、民主、博爱,等等),然而,现在的欧洲却受困于文化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后者使得欧洲失去了捍卫普世价值的意志,进而失去了自己的政治意志。我对Zarka教授的话的理解是,多元主义使欧洲人丧失了其本有的目标和意志,陷入到某种虚无主义的状态里了。这个状态,对于欧洲的年轻人而言最终就是生命和生活意义的丧失,一个不再能够为自己的青年提供价值的欧洲,自然容易成为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的所在。这样的人在读到如下的话的时候,难道不会被它的气势所震撼和俘获吗——

  

   当太阳黯黮的时候,

  

   当星宿零落的时候,

  

   当山峦崩溃的时候,

  

   当孕驼被抛弃的时候,

  

   当野兽被集合的时候,

  

   当海洋澎湃的时候,

  

   当灵魂被配合的时候,

  

   当被活埋的女孩被询问的时候:

  

   “她为甚么罪过而遭杀害呢?”

  

   当功过簿被展开的时候,

  

   当天皮被揭去的时候,

  

   当火狱被燃着的时候,

  

   当乐园被送近的时候,

  

   每个人都知道他所作过的善恶。

  

   (《古兰经》,马坚译,81:1-14)

  

   我认为,Zarka教授的这种哲学式论述在逻辑上应该没有问题,但从社会现实层面来说,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和政治意志丧失论显然不只是欧洲自身的问题,尤其他对年轻人现状的说法更不是欧洲仅有的,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已然变化到这个阶段了,青年就是这个样子,无论老年人接受与否,问题也只能在这个现实的基础上前瞻性地、精致地、技术性地应对与克服,慨叹什么丧失/衰落,除了今不如昔式的怀旧,甚至有些老调的愤世嫉俗,真的于事无补。

  

   二、极端主义是什么

  

   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归根到底是一种“反政治”(伊丽莎白·扬-布鲁尔:《阿伦特为什么重要》,刘北成、刘小鸥译,译林出版社,2009,第46-51页。)法国发生的事情,不是一群走投无路或者对社会不满的人绑架了人质要向“有关部门”提什么要求,那是赤裸裸的无情屠杀。

  

   法国发生的是一场战争。著名军事家劳塞维茨在200年前曾经说过的:“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外一种手段的继续。”与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战争,不是为了争夺哪一个阵地或者哪一片领土那么简单,这是不同价值观和世界观之间的政治斗争的外在表现,不是这个文明圈儿和那个文明圈儿之间的冲突。历史地看,广大穆斯林和基督徒难道不是共享着犹太一神教文明的传统吗?“9·11”的时候,小布什一再强调,反恐战争“不是针对穆斯林的战争,是对恐怖主义的攻击。”恐怖主义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何以能够对平民毫无怜悯地杀戮?他们面对芸芸众生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像美剧《国土安全》(Homeland)里的那个因错误情报而误炸了一场平民婚礼的飞行员那样敬畏生命?

  

   极端主义源于一种对宗教文本的原教旨式的、不考虑情境的、拘于字面意思的理解。它的主张看起来与当代现实完全脱节,甚至似乎带有某种复古的冲动(实际上也不见得有一个那样的“古”)。现实早已经发展到人民主权的时代,可是,这一切在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反而是人的僭越,是人的悖逆,是不合宗教法度的,是需要被批判或者被清理的。原教旨主义并不一定都诉诸暴力,有的只是一种主张,一种批判,但也有个别人会主张运用暴力(或者说发动圣战)来清理这个他们不认可的、不符合其依据经典“悟”出来的世界。

  

   原教旨主义者在各种思想流派中都存在,简单来说,他们的共同特征是:现实与他们擦肩而过,他们自认是某种教条的代言人,他们的很多宣传看起来常常是引经据典的,他们谴责的是同为信徒的大多数人竟然已经遗忘了本有的主题。(参考尼尔·哈丁:《列宁主义》,张传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54-55页。)

  

   恐怖主义背后有某种精神的支撑,这是确定无疑的。对于精神在战争中的作用,克劳塞维茨说,“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锋利的刀刃。”自由与繁荣诚然美好,但沉迷于自由带来的享受之中,而丧失了捍卫自由和安全的精神与政治意志,那刀就再也不够锋利了。

  

   三、恐怖主义挑战欧盟

  

   法国发生的暴恐事件加上欧洲的难民危机,集中凸显了欧洲面临的挑战。当然,若说欧洲的衰落,这本身是一个世界历史的常识了。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早就葬送了欧洲自近代以来的优势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与美国绑在一起,防务主要依靠美国主导的北约。同时,欧洲是在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援助下实现了经济上的复兴。同时,欧洲开启了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一体化进程,以法德和解为基础开始形成欧共体,也就是发展到现在的欧盟。

  

   两次世界大战还成就了两个“帝国”——美国和苏联。七十年前,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俄裔法国哲学家的科耶夫向法国的戴高乐政府提交了一份“法国国是纲要”。其中,科耶夫深入分析了当时的世界局势,他指出,世界已经开始进入到由加盟国家构成的“帝国”的时代,英美同盟(潜在的还有信奉新教的德国)、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是这样的帝国,在此局面下,作为天主教国家的法国将何去何从?科耶夫提出了由法国牵头拉上西班牙、意大利共建“拉丁帝国”的构想,这个“拉丁帝国”还预想将它们在非洲的殖民地纳入其框架,并进而期待能够吸引拉丁美洲的国家。一个以法国为首的拉丁帝国,对于确保法国的政治和文化延续性是至关重要,这个新拉丁帝国将保持由法国主导的合理的军事力量,但它不会强大到与美、苏集团对抗,只足以自保。

  

   一般认为,欧洲共同体的思想就是从科耶夫这里孵化的。所不同的是,解除了武装的德国没有加入到英美集团,而是成为欧洲共同体(欧盟)的支柱之一,法德和解也被传为佳话。科耶夫的帝国论确实引人深思。顺着这个思路考虑下去,首先一个就是中国崛起的问题该如何看待。其次是穆斯林世界由于缺乏一个核心国家而出现的四分五裂局面,以及对当下各穆斯林政权都具有重要威胁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动不动就表现出来的恐怖主义威胁。再次,像土耳其这样的国家仍然存在的泛突厥主义的冲动,这些都可以放在科耶夫帝国论的框架里来对比理解。

  

作为一个左翼的政治哲学家,科耶夫还提出了其著名的普遍均质的国家这一概念/理论。在普遍均质的国家中,每位公民会被承认为是自由和平等的,不再有进一步暴烈的政治斗争的需要。至于如何实现普遍均质的国家,科耶夫提出是通过国家间的法律整合或一体化,由此产生某种超国家的宪政秩序,由单一而明确的法权概念所渗透和联合。到时,施米特意义上的政治和国家将不复存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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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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