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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为什么要实施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

更新时间:2015-11-15 19:15:11
作者: 周天勇 (进入专栏)  
需要强制地将农村和城郊的集体土地征用为国有土地,政府对征地的补偿很低,而出售价格很高,实际上是将应该归农民的,一部分土地财产从农业和农村用地转成非农产业和城市用的增值性收益,大部分归为了政府自己所有;而另一方面,同,则通过推高房价,双从刚性需要住宅和投资房产的居民手中,集中了一部分价格脱离价值的收入。实际是,通过高地价和高房价,对农民和城镇居民两面不合理地分配他们的收入,而集中于政府。(2)社会保险金,高达工资的42%—50%,如我们这样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以30%为宜,实际上是过度从企业和员工收中进行再分配,将其收入集中于政府手中。(3)而中央和国务院三令五申要清理,但特别难清理,并且逆中央和国务院清理意愿高速增长,说明了近几年政府行政和事业机构的膨胀,并且行政和事业协编、临编和合同工大幅度增加,使地方财政需要更多的收费和罚款,导致中央和国务院禁令实际上难以执行,使企业,居民,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利润遭各种收费罚款盘剥的局面,久不能得以改观,并且有恶化的趋势。其后果无疑是,居民消费能力的下降和非国有实体经济创业和投资能力及意愿的下降。

  

   三、居民消费能力趋弱

   居民收入占GDP比例的高低,决定了其消费的支付能力。而投资与消费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投资→生产→分配→投资或者消费→购买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是一个循环。

   从改革开放以来看,居民总收入比例是下降的:从1983最高的62.80%,降低到2011年的41.73%;而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同时也从1982最高时的54.46%,降低到了最低的2010年的35.21%,2013年收入比略有上升,为37.48%。

   居民收入占GDP曲线和居民消费曲线占DGP的曲线,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居民收入在GDP中分配比例的下降,是居民消费在GDP中比例收缩的最重要的原因。

   迟富林等学者认为,中国到了从投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向消费导向的增长模式的转型的时候了。[③]而且,2009年等中央财政对农民消费进行家电、农机具等补贴刺激,后来对城市居民也进行家电消费的补贴,但是,从大数据看,效果非常有限。最为重要的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居民分配得较少,政府和资本分配过多,形成的基础设施和产品,没有居民足够的购买力平衡,是需求疲软,生产过剩,经济增长放慢的重要成因之一。因此,不解决居民的收入基础问题,想刺激消费,等于谋求无源之水。

   社会零售消费品总额的增长幅度,从2008年的22.72%,下降到了2014年的12%,2015年,更有可能下降到10%,幅度达10个多百分点。这与21世纪以来,政府银行国企业在国民收入流程上越来越挤压中国居民分配,消费能力相对不足有关。

   从2012年开始,我们对公款消费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无疑会成为消费收缩的重要因素。然而,从国家治理和经济运行角度看,三公消费越大,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愿望和执行力越来越强,国民收入分配日益向政府倾斜,政府行政和事业单位从企业和居民收的税和费就需要越多,税费负担日益加重,创业遭到重创;国企和国有银行的三公消费,导致了国有经济的低效率;而且,在三公消费领域中,奢侈和依法盛行,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程度将会越来越低。即使消费所拉动的经济增长下行一些,三公消费一定要限制和逐步杜绝。

   关键是三公消费下降的部分,如何通过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加以替补。这就回到了上述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比例过低并下降问题,需要有思路解决此症结,使居民消费成为主体和正常增长,形成拉动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时超过62%,其中1985年时值为66%;而2000~2012年期间,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由62.3%降至49.5%,2013年这一数字虽然小幅增加至50%,但相比此前依旧没有改变下行的趋势。

  

   四、利润被挤压和债务高风险迫使投资增速下行

   非国有经济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高低,同样也影响着民营经济投资的水平。非国有实体经济,其净利润分配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持续下降,说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其众多的机构和庞大的行政事业及协编、临编和合同工供养人员,包括社会保险金巨额的缺口,再加上地方政府扩张和攀比性建设的需要,所赖依运转的高土地供给成本、过头税收、高工资比例社会保险金,以及繁多的收费和罚款,长期侵蚀非国有实体经济的净利润,再有银行的高利率,非国有的实体经济遭到重创,投资意愿也日益下降,在2014年表现在尤为显著。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中国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出台了4万亿元投资的经济扩张计划,2009年人民币贷款和外币贷款的规模,达到了10.5万亿元人民币。其两个严重的后果是:(1)由于中国货币不是国际货币,扩张的几乎全部流入国内经济,导致了后来地价、房价和消费价格的快速上涨;(2)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利用这次经济刺激,从金融体系借了大量的债务,使其GDP负债率急剧上升,而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指标也恶化,还进一步加剧了全社会向高利贷格局发展,金融体系的风险越来越大。

   (一)非国有实业经济投资意愿在下降

   内资非国有实业经济,除了个体和私营经济外,还包括国有及银行以外的非国有控股的有限责任、股份有限等经济,从近几年这些经济的调查看,其扩张投资的意愿在下降。主要是这样五个方面的原因所致。

   首先,税费负担持续增加,侵蚀了商户和企业的利润。这两年政府正在进行营业税转增值税,以及提高规模以下小型企业税收起征点的改革,国务院也再三下达给企业清费的文件,但是,根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在2014年的调查,在税收方面,认为税收负担“基本未变”的企业经营者占60.1%,“有所增加”或“明显增加”的占29.9%,“有所减少”或“明显减少”的占10%。关于企业非税费用的变化情况,与去年相比,认为2014年以来非税费用“基本未变”的企业经营者占52.5%,“有所增加”或“明显增加”的占34.3%,“有所减少”或“明显减少”的占13.2%。[④]

   从2010年到2014年,非国有实业经济净利润,不仅没有增长,而且从57565亿元下降到了42901亿元。其净利润实际上,通过政府的过度收税收费,加上银行的高利率,转移成了政府的税费收入和银行超额利润。比如2014年1-9月,地方非税收入12613亿元,增长12.2%;11月地方非税收入1212亿元,同比增长13.4%,远高于税收增长和GDP增长的速度,实际上是过头收税和更过度地收费罚款。[⑤]

   上述数据说明,即使在中央政府减税清费非常强烈的意愿下,这样的减轻企业负担的大政方针,在地方总体上没有被执行,并且还在恶化。究其主要原因,地方四级政府运转没有正规和大额的税收所保障,行政事业机构太多和人员庞大,协编临编人员越来越多,加上公务员、事业人员和协编临编人员工资社保的增长,最大限度收税,以及许多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收费罚款、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的运行体制,地方已经形成了向商户和企业千方百计收费罚款的强有力机制,各类国务院的文件也已经难以撼动。

   其次,企业融资的高利率,已经重创实业。(1)银行方面,从民营经济的银行融资看,大型企业的贷款利率及其他收费一般需要12%,中型企业一般在16%—18%,小微型企业在20%—25%之间。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求银行贷款向中小企业倾斜,并降低利率,但实际上大多数银行机构并不听政令,或者明降暗升,除了不断上浮的贷款利率,抵押物、担保费、咨询费、强行搭售理财产品等五花八门的要求也让企业不堪重负。[⑥](2)多家到香港上市的小贷公司,其平均贷款利率高达15%到20%。[⑦](3)近年兴起地网贷,在2014年一季度时,平均利率20%以上,11月虽然下降为16%。仍然远高于实业经济的平均利润率。(4)民间借贷方面,根据2014年5月29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民间有息借出资金规模在7500亿元,全国范围看,民间借贷利率为23.5%。

   那么,非国有的实业企业,资金利润率到底多少呢,从宁波的百强制造业企业看,其总营收首超万亿,但其平均利润率却不足4%。[⑧]从全国餐饮业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1月—10月,营业总收入达到22591亿元,同比增长9.7%。不过餐饮企业的利润率较去年有10%的降幅,平均水平不足2.5%。小微企业的盈利能力较2012年有明显下降。2014年第三季度亏损企业的比例上升至15.9%,与2012年的6.3%相比,激增了1.5倍。许多制造和服务业企业表示,融资利率远远高于企业实际的利润率,不贷款是渴死等死,去贷款是吸毒找死。[⑨]

   尽管四季度央行降息“放水”,根据央行2014年12月23日公布的《2014年第四季度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显示,今年四季度贷款总体需求指数为64.9%,较上季度下降1.7个百分点,创下2011年四季度以来新低。[⑩]据日前汇付天下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报告显示,2014年第二季度,21.6%的小微家庭工商业有信贷需求,2014年第三季度,该比例下降至16.4%,下降了5.2个百分点。[11]

   在现在这种倒置的情况下,无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家庭,都在想办法用钱赚钱,国有企业用财务公司参与放贷,有些大的国有企业用财务公司赚的钱比它的实体赚的钱还多。有的私营企业干脆把工厂卖了去放高利贷。这将进一步影响整个经济的下行。

   2014年和今年初值得注意的一个情况是:许多银行怕不良资产率上升,诱导中小企业还款,答应还后一段时间后可以续贷。一些中小企业按要求还款,在这“一段时间”中,借了高利的“过桥”贷款,结果银行不再贷款,致使企业不能过桥,陷入高利贷陷阱,相当多的中小企业停产、跑路,目前各地中小企业家以自杀消债的数量增多。当然,银行也有苦衷,也有骗贷的。

   国民经济高利贷化,已经严重干扰了中央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资本无法流动到实业,而是被抽到了以钱赚钱的渠道,即使国家降息降准,钱还是跑到了银行表外,通过信托、租赁、理财、小贷公司放高利。通过降息降准扩大到流动性中的钱又变成了高利贷,降息降准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已经非常有限。

   再次,体制环境仍然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从调研的情况看,一是许多办事人员红包不敢收了,礼物不敢拿了,宴请不敢出席了,但是,事也停着不办了;二是审批在清理,但是,清无关紧要的而不清实质性的权力,清很少要人去审批的而不清经常办理及有实惠的,清不收钱和收钱很少的项目而不清能大量收费的项目;三是负面清单管理,总是在宣传,但是没有落地,政府行政和行政性事业机构,总是要干预经济活动;四是环保、土地、技术、食品安全等等准入,以及各监督方面,在环评、资质等各方面,企业成本不减,刁难还不少。四是对于干预企业创办投资建设经营的体制机制改革力度如此之大的局面下,政府行政和行政事业性机构及其公务员,仍然以加强监管为名,为利益层层设置障碍,群蝇乱舞骚扰,使创业和企业可以说一步一求,甚至到了寸步难行的地步,这在蔡晓鹏所作的“国缺廉律鼠辈猖獗”一文中描绘的淋漓尽致,触目惊心。[12]

在世界银行对189个经济体2013年6月至2014年6月全球营商环境的评估中,营商环境便利度、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登记产权、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和办理破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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