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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锋:从朴素同根意识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自觉认同

——三种民族文献反映的云南统一多民族命运共同体发展的思想脉络

更新时间:2015-11-15 19:08:50
作者: 王锋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这个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强化分不开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就是生活在中国版图内的各族人民对多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它是民族关系积极发展的产物。以云南为代表的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客观地存在着一种对多民族共同体忠诚、持久而强烈的认同意识,这种意识对于祖国的统一大业、边疆地区的和谐稳定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均具有深远意义。本文以云南各民族历史上三种典型文献为例,探察云南各民族从朴素同根意识到对统一多民族国家自觉认同的文化脉络和精神纽带。

   一、少数民族同根神话:对多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感性认知

   云南是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文化发源地。数千年来,各民族人民积极进取,奋勇开拓,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滇文化和南诏大理国文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文化传统是云南各民族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同根”意识,即认为各个民族都是同源共祖,各民族都是兄弟姐妹。这种同根意识是源远流长的。在各民族的大量创世神活、洪水神话等早期民间文学作品中,就有了关于同根意识的集中反映:

   在白族人民中,一直流传着《九隆神话》。其大意是古代云南哀牢地区有一女子名叫沙壹(也称“沙壶”),在水中碰触到龙王所化的沉木后怀孕,产下十子,十个兄弟娶妻繁衍,散居各地,发展成为包括白族、彝族、汉族在内的各兄弟民族。彝族的各种创世史诗,如流行于云南哀牢山区的《查姆》,流行于楚雄姚安、大姚的《梅葛》,流行于大小凉山的《勒俄特依》,流行于滇东南彝族阿细分支的《阿细的先基》等,都说各个民族是兄弟,为一母所生。如《查姆》中说,在洪水过后,人间只留下阿普笃幕两兄妹,后两兄妹成亲,生下三十六个小娃娃,“各人成一族,三十六族分天下,三十六族常来往,和睦相处是一家”。《梅葛》中则说,兄妹成亲后,生下了一个葫芦,从葫芦中又生出了今天的各个民族。纳西族的《创世纪》中讲道:人祖从忍利恩与天女生了三个儿子,大了都不会说话,后来派蝙蝠到天上,探知了天神的秘方,儿子们果然能说话了——大儿子说藏话,成了藏族,二儿子说纳西话,成了纳西族,三儿子说白话,成了白族。此外,怒族的洪水神话、德昂族神话《天王地母》、拉祜族的创世史诗《牡帕密帕》等,都有类似的内容。

   作为各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口碑文献材料,古老的神话传说体现了各民族先民对于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朴素认知。“各民族是一家,各民族是兄弟”的认识在各民族神话传说中普遍存在,充分说明同根意识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观念。这种观念的形成,是长期以来各民族密切接触、和谐共处、互相依存的客观反映。

   云南是我国民族种类最多、民族迁徙最为频繁的地区。各兄弟民族数千年的迁徙和接触,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而促进了各民族对多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认知,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各民族是一家,各民族是兄弟”的朴素意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的神话传说里,汉族往往被视为最小的儿子,这体现了两个历史事实:第一,汉族人口进入云南的时间晚于壮侗语族、藏缅语族等少数民族;第二,云南少数民族对汉民族以及汉文化持积极的包容和接纳态度,并视汉族移民为兄弟,这是难能可贵的。

   尽管上述的同根认识是朴素而感性的,但其意义不可低估,因为这是中华民族认同的思想基础。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就是要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和各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树立各民族水乳交融、唇齿相依、休戚相关、荣誉与共的观念。

   二、《南诏德化碑》的树立: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理性认同

   在云南大理,至今仍矗立着一块深刻影响着中国西南历史发展进程的唐代碑刻——《南诏德化碑》。《南诏德化碑》现存大理市七里桥乡太和村的太和城遗址内,即当年南诏都城太和城的国门外。该碑系青石刻碑,高3.97米,宽2.46米,厚0.6米。碑立于唐大历元年(公元766年),有“云南第一大碑”之誉,是南诏王阁罗凤为说明南诏国不得已而被迫叛唐,“阻绝皇化之由,受制西戎之意”而立的。

   唐天宝年间,唐玄宗年老昏聩,杨国忠擅权喜功,边吏贪暴,乱臣贼子上下勾结,不惜破坏民族团结、国家稳定,同时为制约南诏的扩张,先后两次发兵远征南诏,都被南诏打败,唐军全军覆没,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这就是史称的“天宝战争”。南诏虽在天宝战争中获胜,但具有战略眼光的南诏王阁罗凤却清醒地懂得,内附中原才是南诏发展的唯一前途,遂立《南诏德化碑》以明心志。在立碑28年之后,南诏重归于唐,这是我国西南地区历史发展过程中极其关键的一次转折。

   两次“天宝战争”,南诏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作为胜利者,南诏的乌蛮和白蛮统治者,却没有想勒石纪功,宣布独立,而是收拾唐军遗骸而葬之,“以存旧恩”,并在《南诏德化碑》中坚定表示:“我自古及今,为汉不侵不叛之臣”,唐朝皇帝乃“九重天子”,自己是“万里忠臣”,“至忠不可以无主,至孝不可以无家”,“彼若纳我,犹吾君也”。《新唐书·南诏传》记载:“(阁罗凤)揭碑国门,明不得已而叛,尝曰:‘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清晰表达了阁罗凤立碑的缘由及其对归唐的殷切期盼。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王异牟寻果然实现了祖父阁罗凤的愿望,在国都迎接唐使,重归唐朝并接受册封为“南诏王”。

   作为战胜方所立的《南诏德化碑》所表达的主旨,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是十分特殊的,但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则不是偶然的。纵观中国历史,不论臣属中原者或入主中原者,都认为只有一个祖国,都以自己的方式(臣属或入主)来维护和加强祖国的统一,南诏的白族、彝族先民如此,辽金的契丹、女真如此,元代的蒙古族、清之满族皆如此。这就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内聚情感和认同观念,它是维系祖国统一、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而在以多民族为主要特色的云南,《南诏德化碑》中所体现出来的对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央王朝的内附和认同传统,意义十分深远。

   中国现代教育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马曜曾指出,由地域性的内部统一走向全国性的大统一,是中华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和必然趋势。地域性的内部统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单一民族地区内部的统一,如松赞干布统一西藏,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努尔哈赤统一满洲,这三人都是本民族和中华民族的英雄人物。这些地方政权最后都或迟或早地走向全国性的大统一。另一种情况是,像在云南这样有两个以上人口较多民族聚居和许多人口较少民族散居的地区,实现地域性统一的难度较大,因为必须有至少两个人口较多的民族的首先联合,并正确处理好各自民族内部矛盾,进而带动其他人口较少民族,才能实现本地域的内部统一。这就要求这些人口较多的民族中出现开明的统治人物,从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大局出发,审时度势,正确处理好本地域内部和外部的关系,以促进各民族的联合和共同发展,最后走向全国性的大统一。唐代洱海地区“乌蛮”蒙氏王族与“白蛮”贵族联合建立南诏政权的历史,提供了一个不同民族联合实现地域性的统一、再经过曲折的道路走向全国性大统一的范例。

   正因如此,《南诏德化碑》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作为昭示和确证各民族共同精神的信物,其地位和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它充分表明,远在1200年前,西南边陲的白族、彝族先民就已构筑了共同的民族精神,融汇了内聚中华的精神纽带,作出了符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利益的历史选择。

   三、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对新中国和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自觉追求

   历史发展到新中国成立以前,云南边疆各民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和历代大民族主义的长期统治,社会停滞在前资本主义甚至前封建主义阶段,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端落后,各民族之间形成了很深的疑忌和隔阂。1949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团结各族人民推翻了国民党在云南的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的光辉开始照到祖国的西南边疆,各民族人民成为祖国大家庭中真正的主人。

   195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周年,首都北京举行盛大庆典。党和国家组织全国少数民族代表到北京观礼,云南省普洱区有傣、佤、拉祜、哈尼、布朗、傈僳、汉等民族代表34人参加西南民族代表团赴京观看国庆盛典,接着又到上海、南京等城市参观访问,一路上受到热情接待。12月下旬,趁代表团返回之机,中共宁洱地委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全区16个县的26个民族代表共300余人出席,共商加强各兄弟民族之间的亲密团结、消除民族隔阂、巩固国防、发展生产、建设边疆的大计。1951年元旦,在普洱红场召开了千人大会,举行了隆重的剽牛签字仪式,并立《民族团结誓词碑》以作纪念和见证。碑文写道:“我们二十六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剽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誓。”文下签名的是傣族、拉祜族、基诺族、哈尼族、回族、僳僳族、佤族、汉族、白族等各族各界的代表人士48人,最后落款是“普洱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民族团结誓词碑》现保存在云南省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县城西北侧的普洱民族团结园内,2006年5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诞生于云南解放之初的《民族团结誓词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在新中国成立后,边疆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一种崭新的民族平等团结关系,各民族开始共同走向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里,在马克思民族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创的民族团结事业受到各民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实现了统一,平等、自由、幸福的民族大家庭成了各民族人民的自觉追求。

   如果说《南诏德化碑》体现出云南地方民族政权的一种理性抉择,《民族团结誓词碑》则充分体现了经历了长期民族隔阂的云南各民族社会各界在充分了解和认识党的民族政策之后,对新中国和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重新树立了坚定的信心,并自觉投身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民族团结誓词碑》奠定和确证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省民族事业的基本道路和成功经验:坚持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就有力量;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就有希望;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各民族就能走向繁荣幸福。

   综上所述,从古代神话史诗的“各民族一母所生,各民族都是兄弟”,到《南诏德化碑》的一心归唐,再到《民族团结誓词碑》的一心一意跟党走、立志团结一心建设新中国,体现出云南各民族从朴素的同根意识到对统一多民族国家以及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自觉认同和实践,其中的精神纽带既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又有历史发展的时代内容。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和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是打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新实践。从远古神话时代、《南诏德化碑》的时代、《民族团结誓词碑》的时代一路走来的彩云之南,将与全国各兄弟民族一道,以源远流长的内聚传统和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意识为基础,以“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为时代内容,共同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世纪。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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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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