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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间互助金融活动的瓦解看社会转型期的诚信危机

更新时间:2006-04-17 18:39:08
作者: 邱建新   童星  

  

  “合会”是中国有着千年以上历史的民间自发性非正式金融组织,一般多为亲友邻居等10人左右参与,议定按月(或年、季)各缴会金若干,由借贷人(也称“首会”、“会头”或“会首”)收用,其余会友(也称“会脚”或“会员”)轮流收会。“合会”有计息和不计息两种形式。其中“标会”如同“竞标”一样,出高价者可获得优先回报。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 )研究中国的标会后指出:“这类组织对于积累小额资本极有效益,它们为发展经济提供了重要帮助。如果没有群体成员间的高度信任,这类自助集资组织无法存在,因为任何成员在使用集资组织的资金后,都可以潜逃,而使其他成员蒙受损失。[1]”“合会”也因此成为西方一些著名学者诸如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科尔曼(JamesS.Colman )、普特南(Robert D.Putnam)等研究社会资本的典型案例。本文通过考察黄海县崇川镇[2]民间“标会”的演变,分析近年来信任文化解体的原因。

  

  一、“标会”──信任文化的传承及其断裂

  

  黄海市位于长江口,地处“长三角”北翼,曾有“历三吴、向两越、动齐燕”之记载以及“崇川福地”之美誉。而被称为“粮艘通商要津,琅东形胜之首”的崇川镇则是该市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黄海市在历史上“民风淳朴,勤劳笃信”,“窃盗之事少闻,乞食之人鲜见。虽不敢说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之语。然索诸全国千七百余县中,亦独一无二、仅有绝无之桃源地也”。台湾学者冯和法在其所编纂的《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中对黄海县作过这样的描述:“黄海县是一个民族工业比较发达的区域。……但是,在这样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族工业的发展影响下,农村依然停滞在古旧的生产方式中。……田权这样集中,而使用则完全分散。……就经济情形而论,黄海县在江苏已是较好的县份,但农民的困穷却和其它贫瘠的各县相似。”

  20世纪50年代以前,银行和钱庄等金融机构一般都设在大都市,且大部份重利盘剥,因此在乡村地区“合会”就十分活跃,它具有低息特征,既能免除高利贷者的盘剥,又兼有借贷和储蓄的双重功能,因而成为同血缘关系的亲属集团抗御种种不测之灾的“保险公司”。与其他地区的合会相比,当时该市的“合会”社会信任度高,利率低。1950年代以后,国家试图通过强力来取代所有的民间非正式制度,但由于正规金融渠道供给不畅,社会资源总量匮乏,民间高利贷又处于“严打”之列,因此,不计息的“合会”始终存留于民间。从社会信任的角度审视,“会员的人数从8─10人不等,……这种互助会的核心总是亲属关系群体。一个亲戚关系比较广的人,在经济困难时,得到帮助的机会也比较多[3]”。嵌入于“合会”的亲属关系特征不仅使得信任具有了生物社会学中与生俱来的亲缘性利他的特征,而且乡土社会自身的稳定结构也使这种信任具有了本土化的特色。

  首先,由于人们一直生活、劳作在一个面积仅为0.365平方公里的规模有限的镇共同体中,互动频率高,处于“熟人社会”中的人们能够积累置信对象的足够信息,凭借对他人人格的信息共享和还贷能力的认知判断,来甄别可能的欺诈行为,降低交易中的风险。其次,乡土社会还是一个具有高度“集体意识”的共同体。“贵义贱利”、“民无信不立”、“约誓遇事帮助”等道德共识,“人情”、“面子”、“关系”等共享观念,以及对回报的高度自我约束,对人们的行为有着强烈的规范作用,“会”的所有成员都是同一规范的受益者,有着共同的利益。再次,共同体成员处于封闭型地缘关系之中,“终老是乡”的“不流动性”将合会的参与者置于重复博弈的境遇之中。“父债子还”的伦理观念与定栖社会二位一体,使得“合会”不仅是重复博弈,甚至还是永久性博弈。这使置信对象处于一种自身无法解除的“嵌住关系”之中,从而衍生出彼此的诚实守信。所有这些人际互动模式和社会基本结构,不仅稳定了个人的行事方式,还稳定了社会网络成员的行为预期,降低了种种不确定性,为“合会”中的信任提供了特有的非正式制度框架。

  1949年以后,“合会”的成员关系进一步扩展到同事、战友和同学之间,不仅前述的信任控制机制依然有效,此外还增添了一股外在的强力──“国家”或“单位”。国家不仅通过“参与式动员”以及“阶级斗争”的政治话语在意识形态层面坚实地维持着“合会”中的信任,而且通过单位的再分配形成了全面的社会控制系统,单位有强大的力量,而单位成员却缺乏独自行动的空间。社会通过单位以默认的形式把“合会”纳入科层体系内,靠着外在的行政命令保障人们诚实守信。“合会”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与传统社会中的信任机制相链接。在长期的实践和操练下,信任得以内化,并由个体行动者层面的习惯化为共同体成员一致的行事方式。经验转变成了一种成功的非正式制度,在一个社区中向越来越大的参与者群体“殖民”,最终成为崇川人自明的、不受质疑且无法被质疑的日常生活方式,并循着“习惯─习俗”的“进化稳定策略”演进为“只错时辰、不错日子”[4]的“没有法律的秩序”。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黄海市政府“拆一还一”的浩大旧城改造工程改变了崇川镇的面貌,在改善人们居住条件的同时,也使得绝大多数拆迁户将积蓄花费殆尽,有的还落入繁重的债务之中,崇川人“享受并焦虑着”。[5]与此同时,企业改革又导致下岗失业人员不断增加[6],一些事业单位也因政府的旧城改造计划实施时补偿不到位和长期拖欠职工工资等因素而处于困窘之中。在此背景下,从1997年到1999年,国家又5次调低银行储蓄利率。由于社会经济地位的恶化和缺乏生活保障,处于社会分化状态下的人们切身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威胁。于是,在一些“会头”的游说及微利回报的诱惑下,出于对未来生活不确定性的忧虑,利用既有的社会资本来获取民间社会救助保障成了崇川人普遍的选择。

  人们抱着“赌一把”的心理,把多年的积蓄和买断工龄的补偿款等毫不迟疑地投入到“标会”之中。在前后长达5、6年的时间里,“标会”呈现出散户会员、小会头、中会头和大会头(职业会头)的金字塔型组织结构。规模最为庞大的散户会员群体处于塔的底层,他们从不“请会”,而是以参加他人的会(“乘会”)来“博利”,是“标会”资金得以运转的“源”;中、小会头处于塔的中间,既是“上线”,又是“下线”,把从散户会员那里“标”来的资金源源不断地向塔尖──大会头那儿输送;大会头则操纵着会的运转。为了套取资金,少数大会头操纵部分中小会头,并通过中小会头网罗众多会员的参与。于是,崇川镇出现了1,065名大中小会头,参会近万人,涉及成千上万个家庭的“标会”大军。在这纵向的四重架构里,彼此之间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相互重叠、相互交叉。由于标金的不断攀升最终导致入不敷出,2001年11月发生了“崩会”。一个具有深厚的信任文化历史传统的社区一时出现了广泛的社会诚信危机。会头因无力偿还债务,有的跳楼自杀,有的病急身亡,有的携款外逃,进而导致崇川镇人际关系极度紧张,严重搅乱了社区的正常生活。

  

  二、信任文化为何断裂?

  

  从表面看来,“崩会”似乎纯属“偶发事件”,但若细究,却有其复杂的结构性因素。

  

  1.“标会”自身结构的断裂

  韦伯(Max Weber )论及中国社会的信任关系特征时指出:“作为一切买卖关系之基础上的信赖,在中国大多是建立在亲缘或类似亲缘的纯个人关系的基础之上的。[7]”中国人的信任不是建立在信仰共同体基础上的普遍信任,而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共同体基础上的特殊信任。费孝通在分析乡土中国人际关系结构时,以比喻的方式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8]”那么,能够造成和推动这种波纹的“石头”是什么?他明确地讲到:“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9]”而地缘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10].因此,血缘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石[11].

  当然,血缘关系并非中国人际关系的全部,社会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还生成了复杂多样的人际关系。在有关中国人关系分类的研究上,黄光国以情感性成份和工具性成份将关系划分为情感性关系(Expressive Tie)、混合性关系(Mixed Tie )和工具性关系(InstrumentalTie )。[12]其中,混合性关系属于情感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的过渡地带。王绍光、刘欣则按照关系的亲疏将置信对象划分为亲人、朋友、熟人和陌生人4大类。[13]若把上述信任关系的分类与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概念及韦伯等的观点结合起来考察,就会发现中国社会人际信任关系结构模式有几个特点:

  其一,社会联系是自我中心式的。“以自我为圆心”是该模式的根本特征。

  其二,与处于中心位置的血缘关系越接近,情感性关系越强。相互之间越亲密,越值得信任。

  其三,从中心的格局向外,成员的情感性关系逐渐减弱,工具性关系逐渐增强。随着关系由亲到疏,信任关系逐步淡化。当你赋予陌生人以信任而又缺乏外在的制度保障时,信任就存在着较大的风险。

  信任发生论特别强调人的幼年心理发育阶段的经验,以及被称为社会记忆的作用。从这层意义上讲,“只错时辰、不错日子”是崇川人长期成功实践的结果,或者说是其幸运经验的副产品,但这并不意味着构成“合会”信任的条件是恒定的。斯莱特发现,群体规模的大小影响互动分布也影响互动性质。他提出了信任关系随群体规模而变的“抑制指数”(Indexof Inhibition ),即“抑制指数”随群体规模增大而减小。[14]郑也夫也指出,社会信任系统的规模是影响信任的重要变量,表现为信任圈的扩展与信任度呈负相关,即信任系统规模越小,人际信任度越强;反之,则越脆弱、越单一。[15]

  20世纪末期崇川镇“标会”中人际关系之所以变得十分脆弱性和不确定,原因在于它利用了“标会”旧有的形式,把追逐高额利息回报的动机嫁接在原有人际关系情感之上。传统“合会”的参与者主要是处于圆心位置的亲属或拟血缘关系,彼此不计利息,情感性关系强于工具性关系,“合会”更多地体现为社会交换,加之规模一般在10人左右,从而表现出封闭式结构特征,保证了交换的稳定。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合会”运作范围内的血缘关系扩展到“熟人”之间,如邻居、单位同事、战友、同学等,由于大家都生活在镇这样的共同体中,彼此之间仍然是面对面的关系,且规模仍在10至20人之间。与传统社会中既有的血缘、地缘相互重叠而构成的互保、监督、人情面子压力的力度相比,尽管其信任强度因关系强度的减弱而降低,但“熟悉”仍可成为防止欺诈的重要保障。

  但是,20世纪末期崇川镇扩展的“标会”结构不仅改变了强关系格局,而且利益──对高额利息的追逐──也开始侵入差序格局。由于血缘关系是先赋性的,而陌生人又难以置信,因此属于混合型关系的熟人最能够为他人用来主动地建构“关系”,附着于熟人的信任之脆弱性及风险也因此被掩盖了起来。当原有的强关系已不足以供给这样的资源时,一些人就不断地利用社会成员对金钱的广泛需求,借助游说、博得声望及微利回报等手段来与熟人主动建构关系,并通过熟人的“桥”的作用来开发陌生人资源。于是呈现出“亲人→朋友→熟人→陌生人”的关系的扩展,规模由过去的10到20人急剧扩大到50到60人乃至更多,“会”的运转周期越来越长。在长期不断的“标会”互动过程中,人们又由不熟到相识,由相识到相知,并再次启用新的资源。一些原本没有关系的陌生人也源源不断地成为“标会”的新会员。随着“标会”雪球越滚越大,最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会会相叠的开放式结构。当“标会”的利息空间越来越大时,个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越来越频繁。信任结构的开放、信任关系的扩展与信任链的脆弱同步增长,增加了崩会的风险。

  为了获取高额利息回报,利用传统“合会”的文化资源在激烈竞争的现代社会中不断建立工具性关系的努力,是“崩会”的一个重要诱因。但是,如果保证“标会”信任的宏观社会条件仍然稳定,“崩会”并非不可避免。而一旦遇到外界的多样刺激,那么,行动者的不确定性就会增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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