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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佑:今日难寻沈善洪

更新时间:2015-11-13 09:27:04
作者: 郭世佑 (进入专栏)  

  

   近年来,几度厕身斯坦福那35平方公里的广袤校园,感受异域的阳光与学术尊严,遥望家国,回首往事,都不难想起某些助我成长与旅行的前辈,其中就离不开杭州大学老校长沈善洪教授(1931—2013)的身影。沈公谢世已逾两秋,有的师友建议我为他写点什么,几回动笔,却总是停停打打,不得要领。即将重返斯坦福,姑且翻出旧题,奋力再试。

  

   一、当代奇观

   60多年前,神州大地以“教育革命”的名义大革教育命,纷纷拆散与肢解老牌高等学府,鲜血淋漓,各校师生或怀革命的激情乐此不疲,或在原罪感的催发中逆来顺受,素有“东方剑桥”之誉的浙江大学就被拆成四校,其中浙大的师范、文、理学院从母体中含泪分离,还与别的学校搭伙生烟,自立门户,名曰浙江师范学院,稍后改称杭州大学。近半个世纪之后,“教育革命”的口号换成“教育改革”,改拆为并,并校之风就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豪语中疯狂肆虐,重起销烟,卓然自立的杭州四校同唱“求是”之歌,于1998年回归一体,杭州大学不复存在,天目山路34号的营业招牌换成“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拆也罢,并也罢,都是权力意志的红头文件说了算,不是本校师生说了算,个中恩怨,至今未了。其差别仅仅在于,杭城四校原本就是一锅开饭,较之近邻杭州师范学院那种人民公社化的合并,或远处武汉大学、吉林大学等校的拉郎配与抢婚式,不可同日而语。

   旁人不解的是,省级院校杭州大学并入教育部的重点院校浙大之后,地方粮票换成全国通货,多数杭大师生并不想占这个便宜,也不卖什么乖,并没有跟着北方歌手去唱什么“今儿真高兴”。这也难怪,杭州大学的师生经过46年的风风雨雨,特别是1986-1996年的黄金十年,已把杭大打造出西子湖畔的老字号,教育部强加的那顶地方院校帽子亦不曾压倒它的自信与自立。在与浙大合并之前,姑且不说文、史、哲与教育学等文科强项,即便是理科中的二级学科如有机化学,一级学科如数学、心理学与生物学,天目山路34号的实力与声望还明显高于理工见长的玉泉浙大,直逼某些部属重点综合性大学。而1986-1996年的黄金十年,正是中国哲学史专家沈善洪教授擎旗杭大的十年。

   一般来说,任命制之下的各类首脑权力很大,前呼后拥,一旦退休,那就人走茶凉,判若两人。党政机关是如此,高等学府也大致如此,原杭州大学校长沈善洪先生的离岗息影却乃异数。至少有两道风景可以编入杭州年鉴与浙大校史:一是杭城四校闹并时,沈公已退职两年,杭大师生的反并之声,竟然引发出对沈公治校业绩的追忆热潮;二是前年5月22日沈公遽归道山,杭城为之震动,万千杭大师友对老校长的哀思,迅疾催发对并没已达15年的杭大之恋,乃至对合并绩效的审视与中国校长角色的追问,由西湖蔓延之江,波及京沪。人已逝,茶未凉。此类人文奇观,恐怕也值得大江南北光鲜在位的校长、书记们思考片刻:一样的月光,一样的体制,沈善洪的校长之任为何就能做得如此让人刻骨铭心,即便是在他退岗多年之后,还能渔歌潮起?

  

   二、同道品评

   我对杭大与沈校长的了解,最先来自校科研处副处长(稍后改称文科处处长)郑云山教授的白描。郑君乃史学巨擘陈旭麓先生的大弟子,也是把我推荐给沈公的引路人,比我年长20岁,浙江萧山人,他在1973年拜别陈先生,离沪返杭,仅比沈校长年小6岁,然对此公端肃有加,有仪如师,背后惟称“沈校长”,对其他校领导则直呼名讳。我曾为之不解,郑君毕竟在陈先生身边伺奉多年,穿梭于京沪宁杭,阅人无数,大可不必如此。当然,我也毫不怀疑他的质朴与正派,他还深藏傲骨,能让他如此敬重者其实寥寥。

   我与郑君同住宝善桥的宿舍区,茶余饭后时常会面,漫步运河之滨,听他叙往事,评人物,谈得最多的除了陈先生,就是沈公。他说:沈校长既是一位有学问、有思想的学者,也是一个懂教育、有胆识的校长。他有历史学与哲学两个学科的底子,思维敏捷,看问题就比旁人深刻,文革时期就曾为此付出代价,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受批斗,在王阳明与黄宗羲思想、中国伦理思想史等领域居于国内领先地位;他做校长是以削弱自己的研究为代价,既不谋私,也不为上,为了杭大的发展,他既能当面批评某个教师或系主任,也可以顶撞某个省委领导,宁愿辞职不干,也要尽力把杭大的事情办起来,唯唯诺诺就不是他的校长风格;他以学术立校,倡导学术研究,鼓励发表论著,切实呵护青年教师的成长,还大胆提拔一批品学兼优的青年教师,改良管理队伍。郑君的切身体会是,正是沈公主政的十年,杭大才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以前,既不重视也不懂得什么叫学术研究的教师比比皆是,后来却不一样,只靠耍嘴皮混日子的教师也会有危机感。

   郑云山先生不愧是治学严谨的史家,他的叙述没有什么泛泛而谈的价值评判,几乎都是事实描述,都是干货。他还不止一次提到,沈校长深知学科建设与提升师资水准、确保人才培养质量、提高学校的学术竞争力与知名度的重要性,为全校的学科建设与硕士点、博士点的规划反复思考,呕心沥血,却不曾为自己的学科谋求博士点。配置研究经费与师资时,他不但没给自己所在的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史方向开一点方便之门,反而有意回避或冷处理。哲学系的同事对他很有意见,他的回答是:“我做校长的如果对自己的专业搞特殊化,我能说服谁?学校将怎样办下去呢?”他没有子女,就把弟子当子女,但在不遗余力地提拔青年教师时,就把入室弟子排除在外。

   每当听到这些养耳的故事,我都能感受天地之间人与人的差别之大,杭大何其幸也。不知有多少研究阳明心学的读书人都能如此知行合一,但我知道,像沈公这样连自家专业都不罩着一点的一校之长,在全国恐怕还找不出几个来,除非他或她没有专业。当今之世,能不刻意谋私的校长已经很不错了,装聋作哑或顺水推舟者比比皆是,然以良知践行,律己之苛敢追龙场者,举国难寻矣。看来,校长这个位置真有些难为沈公和他的哲学同事了,他在用笨拙的方式诠释孔子的格言:“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倘若仰望傍晚的天空,可知每颗星的亮度原来也是参差不齐,有的暗淡得可以忽略不计,有的明亮得神采飞扬。当月亮躲起来时,后者就在勉为其难地照射行人的前方。

   郑君对沈校长的礼赞并非独此一家,旅德归来的楼下邻居严建强对沈公的推崇如出一辙,毕业之后留在校办的本科弟子陈健、劳俊华等也是异口同声,历史系的徐规、毛昭淅、金普森、仓修良、黄时鉴、孙达人等前辈对校长的印象也大致如此。我还发现,在渊源有自的历史系,无论是沈公的同辈与晚辈,还是比他年长者,都像郑云山教授一样,当面与背后咸称“沈校长”,很少有人在背后直呼其名。不用说,就凭这一点,也能让我管住顽童心态,在沈公面前入乡随俗,先敬三分。

   前年沈公病逝时,我在第一时间收到好几个讣告。时当全国博士论文答辩之高峰,也是我即将赴美的行前准备之际,我无法分身赶回再见仪容,遥望钱塘,辄藉手机短信,向沈公弟子、杭州师范大学副校长何俊教授发出十六字挽辞,聊寄哀思:

   天目云吞,口碑犹在;

   平湖月坠,柳浪何闻?

   上联属于实描,下联以景拟人。孤山南侧的“平湖秋月”与对岸的“柳浪闻莺”,既是西子湖畔的两扇胜景,也是我昔日授课之余,骑着凤凰28留步观天之处,而“平湖”一词,寓意双关,既指湖面,亦对家籍嘉兴平湖的沈公以郡望称之,旨在彰显我的第二故乡武林的巨星坠失之殇。据说,拙辞被挂在吊唁大厅的醒目位置,颇受文史前辈之谬赞,也许是高明诸君一眼就看出了此联的实在与真诚,并无煽情。永诀一个能把省属综合性高校办成全国同类之最的人【注释:在教育部遴选的“211”高校中,杭大名列省属高校之首。曾听郑云山教授等说,西北大学的校长们在争取“211”时说,在省级综合性院校中,除了杭州大学,他们应该位居第二】,杭大的遗老遗少们能不为之痛悼180秒吗?

   杭州的师友估计我很熟悉沈校长,彼此交往一定密切,还期待我再为老校长写出专悼之章。我自量与沈公之间就是简单的清水之交,连买条烟、送束花的举动都没有过,小气得很,回首旅杭凡十载,面谈之缘不过区区三四次,通信阙如,应该不算交往密切。不过,正是因为我也时常受益于沈公视青年教师若钱塘朝阳的主校意志,彼此之间并不陌生,倒是事实。

  

   三、往事如昨

   1993年11月康有为梁启超国际研讨会,与李时岳先生合影

   22年前,杭州大学正在申报近代史学科的博士点,承蒙郑云山教授力荐,我被作为“梯队人才”,引入“天堂”。如果按照今日高校先看学历的招聘标准,绝无调入之可能,遑论举家迁杭,因为我的学历浅,学位低,只有湖南师范学院历史学的本科与学士身份,即便是在当时,我的调入也不是毫无争议,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毕竟已有十余年了。

   在校方讨论我的引进资格时,据说也有人对我的低学历提出异议,沈校长只说了两句话:“郭世佑在本科时代就发表过近代史的专业论文,他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与英文版的作者,这在杭大的文科教师中还没几个;再说,湖南师范学院的文科在湖南是最好的。”经此一说,其他校领导不再插话。当时,沪、穗等地的史学前辈也在动员我调出湖南,但杭大的动作最快。

   挤进“天堂”之后,过了好几个月,还有历史系的老、小同事像盘问一样找我打听:你跟沈校长是什么关系?跟薛艳庄、郑造桓有什么关系?你在省里有什么人?问起这些来,他们都特别耐心,我也尽力配合。这也难怪,英雄可以不问来路,学府却认出身,讲师门,咱们中国就摆关系,只信“我爸是李刚”那一套。由此亦可见当时调入杭大与杭州之难。

   虽然在上海前辈丁日初先生看来,杭州只有一个西湖,但诚如广州前辈李时岳先生所言,杭州毕竟也是省会城市,而且人文荟萃,我对沈校长心存知遇之恩,只因我不太喜欢主动打扰领导,他忙他的校长公务,我看我的资料,授我的课。好在关注青年教师就是他的职业喜好,可能仅次于嗜烟,这就决定了一校之长与插队后学之间并不疏远。前不久,曾见某系的老主任撰文坦言,沈校长比系主任更了解某些青年教师的潜质与动向,此话一点也不假。种种迹象表明,沈校长对我的关注就多于系领导的关注。

   当时,沈公正在杭大创建人文学院,他想打破单科培养模式,把文史哲打通,招综合班,还让学士与硕士衔接,用今天的话说,就叫“本硕连读”,从招生到培养,并不同于平时的专业设置,近乎哈佛、哥大的通识教育模式,他发动校内相对优长的师资同台授课,培养“通才”,能出一个算一个。我有幸也在动员之列,主讲近代史。

   “本硕连读”在今天已很流行,连“硕博连读”都来了,我不知道这与沈校长当年的奔走与尝试有无直接关系,但我知道,当年的沈校长就干得很辛苦,教育部管得太多,体制的瓶颈无法解决杭大综合班的硕士学位,连招3年之后就被迫停止,沈公的“通才”之梦功败垂成,近乎容闳当年率领4批幼童渡海深造却半途而废的结局。不过,还得感谢沈校长创办的那三个年级的综合班,让我受益良多。不说别的,在我有限的教职生涯里,它的教学质量与整体素质堪称最优,师生之间的情感认同亦最盛。

德国哲学家F.W.尼采说:“所有高尚教育的课程表里都不能没有各种形式的跳舞:用脚跳舞,用思想跳舞,用言语跳舞,不用说,还需用笔跳舞。”尼采所说的课堂跳舞的奥秘,恐怕不是我国多数校长、书记与教职者所能明白的,但我坚信杭州大学的校长沈善洪很懂,虽然他一路摸到黑也不过一个厅局级的校长,无论怎么卖力,也混不到“副部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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