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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帆:“水”与《老生》的叙事学

更新时间:2015-11-12 13:54:28
作者: 南帆  

   《老生》的“后记”之中,贾平凹给出了这个书名的三种解释:或是指一个人的一生太长了,或是仅仅借用了戏曲之中的一个角色名称,或是“老生常谈”。我感兴趣的是第三种解释:老生常谈。

   这一部小说讲述了前后相随的四个故事,分别来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今的几个不同的历史段落。无论是当年的革命、游击战、土地改革、人民公社还是如今的市场经济,这些历史事件曾经赢得了文学与历史学的再三书写。从栩栩如生的人物、逼真的现场气氛到鞭辟入里的分析、高瞻远瞩的历史结论,不计其数的著作簇拥在这些历史事件周围。《老生》还能说出哪些与众不同的内容?

   贾平凹可能欣然认领“老生”之称,然而,“常谈”是所有的作家无不竭力绕开的陷阱。事实上,贾平凹始终兢兢业业地考虑如何“谈”——如何叙事:“苦恼的仍是历史如何归于文学,叙述又如何在文字间布满空隙,让它有弹性和散发气味。”①可以察觉,《老生》的叙事学来自一个精心的谋划。如何叙事远远超出了语言修辞的技术范畴,叙事意味着如何进入这一段历史——当然,贾平凹宁可谦逊地称之为“记忆”:“记忆我所知道的百多十年,时代风云激荡,社会几经转型,战争,动乱,灾荒,革命,运动,改革,在为了活得温饱,活得安生,活出人样,我的爷爷做了什么,我的父亲做了什么,故乡人都做了什么,我和我的儿孙又做了什么,哪些是荣光体面,哪些是龌龊罪过?……能想的能讲的已差不多都写在了我以往的书里,而不愿想不愿讲的,到我年龄花甲了,却怎能不想不讲啊?”②贾平凹不无犹豫的口吻间接地表明,他的记忆多半与往昔的文学与历史学存在某种距离,与通常的舆论存在某种距离。如何处理这些距离隐含的微妙分歧乃至尖锐挑战,这是《老生》叙事学的首要问题。

   《老生》的四个故事之中,众多人物次第登场。老黑、匡三、马生、白土、玉镯、老皮、墓生、戏生,如此等等。贾平凹仍然保持了传统的简洁风格:寥寥数笔传神的白描,一个个人物活色生香,呼之欲出。然而,由于“人物性格的塑造”时常被认定为文学的必然使命,以至于人们可能忽略了《老生》之中人物性格的特殊意味。

   许多批评家主张,人物性格塑造的至高成就即是典型性格。所谓的典型性格如同一个神奇的种子,个别人物的身上可能收藏了某种社会共同体的全部信息。人们可以从一个马车夫身上发现无数个马车夫的共同愿望,或者在一个资本家那里看到所有资本家的性格密码。当人们将某些社会共同体的角逐视为历史演变的内在因素时,阶级充当了历史的主角。这时,文学提供的典型性格无疑是阶级性质的表征,各种性格的戏剧性冲突寓言式地再现了历史舞台上的阶级搏斗。于是,各种人物具体的言行举止终于与宏大的历史景观相互衔接,阶级的文化背景成为各种人物性格元素的解释依据。对于文学批评说来,这是文学与历史的相互解读机制。

   可是,对于《老生》之中的人物,这种解读机制似乎不那么奏效。不同的阶级背景并未造就迥然相异的性格,相反,人们惊讶地发现了对立双方的相似特征。《老生》之中的大多数性格坚硬、果决、凶悍,几乎没有人的内心仍然保存温柔、羞涩、尊严、怜悯、矜持等种种细腻的情愫。无论是危机四伏的斗争气氛还是贫瘠的穷山恶水,恶劣的生存条件不再给柔软的内心、绵长的情意或者浪漫情调保留任何空间。第二个故事之中白土和玉镯的相爱似乎是一个例外,然而,这一段笨拙的乡村爱情始终穿行于欺凌、羞辱和饥寒交迫的贫贱之中。相爱的双方磕磕绊绊地跨越了阶级的沟壑走到了一起,白土和玉镯听不到任何祝福。他们只能远走陌生的异乡,或者栖身于荒无人烟的深山。如果说,白土和玉镯的忍让和躲避是晚年彼此厮守的前提,那么,《老生》之中的多数人物只能身不由己地卷入战乱的动荡和颠簸。那个年代的生命极为廉价。普通百姓常常毫无理由地死于非命,炮火、枪弹、砍刀乃至锄头可以在任何时候突如其来地落到头上。革命者与反动势力的激烈对抗之中,相互之间的血腥程度令人惊骇。第一个故事之中,老黑是革命游击队的骨干分子,他被反动势力处死的场面极其残忍。他妻子四凤的尸体被剖开了肚子,扒出腹中的胎儿“用刀像剁猪草一样剁成碎块”。随后,老黑的四肢被钉在门板上:

   ……老黑没有喊叫,瞪着眼睛看砸钉的人,左手的长钉砸了两下砸进去了,右手的长钉砸了四下还没砸好,老黑说:你能干个怂!长钉全砸钉好了,老黑的眼珠子就突出来,那伙保安又把一块磨扇垫在老黑的屁股下,抡起铁锤砸卵子。只砸了一下,老黑的眼珠子嘣地跳出眼眶,却有个肉线儿连着挂在脸上,人就昏过去了。……保安用冷水把老黑泼醒,继续砸,老黑裤裆烂了,血肉一摊,最后砸到上半身和下半身分开了才停止。

   如果可以用“阶级本性”形容反动势力的凶残,贾平凹的记忆可能完整地纳入沿袭多时的历史解释体系。令人尴尬的是,贾平凹的记忆出现了多余的部分。他痛苦地发现,一些革命者的所作所为居然性质相近,双方之间仿佛存在相近的性格基因,例如老黑。老黑天生擅长射击,“枪好像就是从身上长出来的一样,使用自如”,天上的鹰和地上的狗都躲不开他的子弹。手执利器,易起杀心。老黑手中的枪杆子不仅用于对付保安队,也曾经射杀无辜的村民。一个村民好奇地趴在墙头围观,老黑抬了抬手一枪毙命。重要的是,他并未因为误杀而自责,相反,他到了死者的坟上“尿了一泡,还在坟头钉了根桃木橛”——传言桃木橛辟邪。老黑对另一个游击队员的言传身教是:“这年月你不狠你就死”。不论是击毙他的对手还是他的“恩人”,老黑从未出现哪些心理的不适。李得胜是老黑的革命领路人,他辅导老黑的第一堂课就伴随着杀戮。李得胜与老黑谈心的时候,一个跛子老汉好意煮糍粑犒劳他们。李得胜以为出门采花椒的老汉企图向保安报信,伸手一枪打翻了他。老黑发现这是一个误会之后,却将错就错地补上一枪。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他们没有觉得有多少不安,而是坦然地将错杀视为破釜沉舟的造反仪式。

   当然,正如革命领袖所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可能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革命的暴风骤雨之中,良心、怜悯、人权或者生命神圣这些观念无异于迂腐的书生之见。占据统治地位的反动势力虎视眈眈的时候,任何妇人之仁只能为自己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用仇恨回敬仇恨天经地义,游击队对于那些财主以及他们的家眷从不心慈手软。然而,令人不安的是,革命赢得了政权之后,理性、公正、平等以及宽容大度并未随之出现。第二个故事之中,马生等几个农会干部不仅带领村民分光了几个地主富农的田地和财产,并且伴随各种趾高气扬的嘲弄、凌辱、强奸乃至殴打。他们沉浸在报复的快意之中,没有人因为那些地主富农的暴毙而感到丝毫歉疚。蛮横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持续传承的文化性格。这种蛮横很快就扩展到普通的村民,例如将村里的偷情者虐待致死。一个干部发明的惩罚手段是逼迫被改造的人相互抽打耳光,或者将沉重的秤锤吊在男性生殖器上;另一些更有智慧含量的伎俩是欺骗村民吃下某种药片,告知他们所有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说出心中的秘密,以至于全村老少忐忑不安;或者在老楸树上挂一口检举箱,怂恿村民在彼此猜忌之中相互检举。总之,人们可以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发现许多残酷的折磨与人身攻击,包括精神与肉体。当然,这些历史账目重重叠叠地掩埋在大半个世纪的沧桑世事背后,无人问津。非议革命的手段即是非议革命,这种可怕的逻辑显然是多数人三缄其口的主要原因。然而,贾平凹的记忆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到某种触动:“有许许多多的事一闭眼就想起,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想,有许许多多的事常在讲,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讲”③——欲说还休,欲休还说,这些记忆折磨着贾平凹的良知,迫使他不得不在花甲之年开始正视这个难题。

   这个难题之所以浮出水面,很大程度上由于革命愿景的再思索。革命的意义不仅是摧毁统治阶级,夺取政权——如果革命试图赋予世界一个崭新的面貌,那么,必须造就一代新型的社会成员。新型的社会成员拥有远为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内心修养,这是避免革命之后的政权和社会重返旧辙的重要条件。很大程度上,第一代革命者的聚焦是浴血奋战,摧毁腐朽的国家机器;对于第二代革命者说来,社会成员的精神质量已经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当然,相对于武装起义、社会制度变迁乃至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这个问题时常被视为不合时宜因而遭受遮蔽。作为一个启蒙知识分子,鲁迅曾经激烈地批判庸众的蒙昧麻木,“立人”无疑是他持续注视的主题。然而,这种视野迅速被阶级的视野覆盖。舆论普遍认为,敌对的阶级拥有截然相反的精神谱系,经济基础、阶级地位的肯定或者否定与精神质量的评价相互重叠。反动势力只能拥有腐朽没落的情怀,正如无产阶级必然大公无私。只有徘徊于两个阵营之间的小资产阶级才热衷于脱离社会关系而单独考察精神质量,并且使用各种伪善的人道主义概念,诸如良心、同情、人性,如此等等。必须承认,这种舆论严重地低估了精神形成的复杂源头。迄今为止,精神质量的主题远未完成;而且,相对于新型的政治制度和政权体系,低劣的精神质量正在成为一个愈来愈显眼的缺陷。

   革命许诺的社会制度废除压迫和剥削,然而,不断暴露的内幕显明,许多人正在革命辞句的掩护下放肆地恃强凌弱,挟私报复,背信弃义,争名夺利,新的社会等级制度逐渐重新形成。《老生》的后面几个故事显示,阿谀奉承和心狠手辣是许多人成为主角的原因。第二个故事之中的马生如此,第三个故事之中的冯蟹、刘学仁也是如此。公社书记老皮精力过人,素有“工作狂”之称,然而,他青睐的乡村干部多半是这种角色。第四个故事之中,戏生最终之所以出人头地,发财致富,仍然是因为精通了吹嘘造势、逢迎拍马、弄虚作假等一套手段,仅仅奔波在山沟里卖力气只能无声无息地打发后半辈子的日子。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些故事潜伏在阶级斗争的标准学说背后,若隐若现。当然,这些故事不可能改写阶级的论述,不可能动摇阶级存在对于阶级意识的塑造,但是,阶级意识之外的各种思想来源无疑干扰了政治教科书绘制的阶级肖像。时过境迁,当革命许诺的社会制度与某些人的精神质量产生了愈来愈大的距离之后,革命愿景必将遭受重大的损害;种种怀疑不绝如缕,同时又莫衷一是。贾平凹的记忆又一次活跃起来,怀疑是不是打开记忆的钥匙?

意外的是,贾平凹并未进一步将这些故事与人物送人社会学分析或者道德批判的场域。《老生》的叙事学出人意料地拐到另一个方向。《老生》的许多段落是由那个葬礼上唱阴歌的唱师担任叙事人。如何叙事?如何进入历史?这个叙事人意味了贾平凹的何种独特的文学想象?贾平凹曾经在一次汉学家文学翻译研讨会上的演讲之中谈到了两个问题:第一,在他的心目中,何谓中国故事;第二,如何在政治的故事里看到中国真正的文学。④论述第二个问题的时候,贾平凹的观点显然是他的一贯追求:“我们不但需要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体制,更应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中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真实的中国社会基层的人事怎样个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普通人在平凡的生活中干什么,想什么,向往什么。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深入地细致地看清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在这样的作品里鉴别优秀的,它的故事足以体现真正的中国,体现出中国文学的高度几何和意义大小。”⑤不论历史正在或者曾经上演哪些宏伟的剧目,贾平凹更乐意体察这些剧目如何分解为普通民众的日常言行。如果种种显赫的高谈阔论仅供报纸的要闻版面消费,那么,文学没有必要为之殚精竭虑。注视普通民众与日常生活,这或许是文学与政治学、哲学乃至历史学的深刻差异。唱师担任叙事人不仅表明了一种民间视角,同时还表明了普通民众对于历史的解释和评价。对于普通民众说来,各种深奥的政治大概仅仅是一些没有内涵的刻板标签,他们的解读不得不注入自己熟悉的朴素内容,例如哪一个大贵人降临,山上的石洞会往外流水,例如田地、农具或者家具的归宿,或者谁是他们眼里的好人或者坏人,如此等等。唱师只愿意用阴歌主动为他心中的“好人”送一程——他的人物评价显然异于阶级鉴定:这里既有被反动势力残害的游击队员,也有墓生、戏生这种善心未泯的小人物。贾平凹并未在《老生》之中展示启蒙知识分子犀利率直的批判,故事的叙述纳入了唱师的口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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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作家评论》(沈阳)201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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