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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霖:“阿拉伯之春”三年记

——潘多拉魔盒后果褒贬难评

更新时间:2015-11-10 23:21:05
作者: 马晓霖  

   1月25日,对阿拉伯世界而言,是个大日子,以此日起事而命名的“一·二五革命”,导致穆巴拉克在埃及31年统治的快速崩溃,进而被埃及人视作不亚于颠覆法鲁克王朝“七月革命”。由于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地位和超级分量,“一·二五革命”几乎是突尼斯事变惊雷引发的一场雪崩,它宣告“阿拉伯之春”的来临。此后,从北非到西亚,从共和国到君主国,这场社会变革的运动在中东决堤奔流、摧枯拉朽、泥沙俱下,引发广泛而深刻的地缘关系裂变,重构政治版图。

   3年后,回首这片被罕见政治大洪荒洗刷的阿拉伯土地,竟然让人发现,“阿拉伯之春”的后果既无法简单褒贬,也难以一言名状。

  

   俯瞰大地,阿拉伯浴火求变

   3年前,社会和经济发展处于中上水平的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相继因暴力执法个案引爆蕴蓄已久的民怨火山,在半数以上阿拉伯国家引发剧烈震荡的“多米诺”效应,势能巨大的底层变革冲动导致一系列后果:

   首先,阿拉伯社会内部彻底释放孕育和发酵多年的沉闷、彷徨、不满、怨恨、痛苦和愤怒,这种求变本能的释放虽然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和随意性,但是不同于以往的对外战争,或自上而下的流血或不流血政变,它体现阿拉伯民众作为历史承载与塑造主体的角色,完成了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反帝反殖反封建”民族解放运动后的二次放量宣泄。这也就是阿拉伯舆论何以正面肯定这场剧变的主流和本质所在。一句话,“阿拉伯之春”是人民求变的集体冲动。

   其次,这场春潮荡涤了捆绑阿拉伯共和国家进步的僵化政体、家族统治、集权制度、老人威权和小团体利益,终结强人时代并开辟公民主导新社会和宪政治理新天地。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进入多党制衡、公投票选和轮替竞争的初级轨道;民众愿望和声音得以在阳光下自由表达;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得以在共同制订的规则下公平、透明和有序争取。

   当然,多年形成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心理秩序一旦打破,其重构难度远非革命前想象的那样一蹴而就。这些经历深刻历史革命、暂时天下大乱的共和制国家,普遍人心失和、政局动荡、经济凋敝、社会乏序和治安恶化,承受着剧变引发的撕裂、剧痛、流血和牺牲,甚至引起部分民众的懊悔和怀旧。

   此外,最缺乏民主、民权要素的阿拉伯王权国家,却因财力雄厚和民生无忧,不仅躲过革命的洪水猛兽,而且抱团取暖、扩大阵营,并因势利导将这毁灭性的荒火引向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共和制国家,进而形成一个让世人颇为质疑的表象:“阿拉伯之春”究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春潮,还是巩固保守制度与力量的寒风冷霜?我宁愿相信,这种王权国家的反攻倒算,只是社会前进潮流中的漩涡和回流,它改变不了“阿拉伯之春”的总体走向。当然,这类似悖论的现实向世人展示了一条朴素而残酷的治国原理:缺乏民主、民权也许导致革命,但民生失败一定会导致革命,因为,“民以食为天”。

  

   诸神的争夺,潘多拉魔盒之乱

   概览阿拉伯之春3年光景,这场缘于普通民众,旨在改善民生、民权和增加民主的革命,也打开了中东地区的“潘多拉魔盒”,释放出古老的精灵,这精灵远比民族国家、现代政治和民族英雄更有历史传承,更具凝聚力、号召力和驱动力。这就是宗教与世俗矛盾、宗教派别斗争和种族摩擦,而且不仅普遍存在于剧变后的每个国家,还成为超国家、超民族和超文化的地域之战。这种彼此矛盾、你中有我却又你死我活的复杂关系,成为“阿拉伯之春”释放的巨大负能量,一如揭开曾经尘封多年的黑暗地牢,使奄奄一息的诸神重焕活力,捉对厮杀。

   无论是埃及、利比亚、突尼斯还是也门,甚至摩洛哥这样的王权国家,宗教党派第一次大面积获得名分,公开角逐权力、施展抱负。在此过程中,基数强大、更合现代气候的世俗力量以各种公开与不公开、和平与非和平的方式争夺社会生活的主导权,也捍卫着基于个人自由的精神世界和呼吸空间。在其对面,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萨拉菲分子、伊斯兰拯救阵线等旗帜鲜明的宗教团体或党派,尝试通过议会民主框架让政治现代性回归伊斯兰主义,让国家认同臣服于信仰皈依,让社会生活规范于宗教法典和先知举止。

   受信仰之争溢出的影响,伊斯兰教派与基督教派之间的摩擦、冲突死灰复燃;伊斯兰逊尼派中温和阵营与激进阵营出现龃龉;伊斯兰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明争暗斗空前激化,甚至阿拉伯人与科普特人、阿拉伯人与波斯人、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也被撕开绷带。这一切使得“阿拉伯之春”的长尾横扫革命缘起的目标堤坝,大有冲决地区力量板块和重新洗牌的势头,进而使原本让人眼前一亮的阿拉伯社会自我革命,正褪去当初的光泽,逐渐蒙上复古和血腥的阴影。

  

   埃及革命,在进退中折腾

   “一·二五革命”前夕,埃及结束穆巴拉克倒台后的第六次“公投”和第二次“修宪”,推出“塞西版”临时宪法。塞西,“穆兄会”上台后由首位平民总统穆尔西提拔的军队统帅,竟在民选政府履新仅一周年之际,发动政变接管政权。埃及舆论称这一事件为“二次革命”;非洲联盟指控政变非法并违反非盟宪章,中止埃及成员国资格;美国则以默认埃及军方对宗教党派的铁血打压;恐惧“穆兄会”平权理念的沙特阿拉伯率海湾产油国慷慨出资120亿美元,公开为埃及军方撑腰,用诱人的石油美元告诉囊中羞涩的埃及民众,他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执政者。

   因此,“塞西宪法”公投,票决的不仅是治国之法,首先是对那场政变的背书。官方统计表明,5200多万合法选民中超过55%的人参与投票,支持率在9成以上。无论投票率还是得票率,均高于“穆尔西宪法”的公投结果,这说明一党独大的“穆兄会”,在埃及只拥有局部优势,而不代表多数民意。否则,无法解释政变前夕1800万人上街示威逼穆尔西下台的无情现实。

   “穆兄会”确实缺乏足够的博弈智慧和执政经验,更何况埃及一夜间从专制主义荒漠转换为民主自由湿地,高喊民主却又缺乏规则意识的党派,公平竞争却不肯接受失败的权力角逐者,迷信街头运动、瘫痪国家和绑架他人意志的草根群众,一并汇成持续3年的乱象:示威频仍,骚乱不断,流血难止,民生更艰。瘫痪的国家、迷茫的前途和世俗主义的持守,唤醒埃及民众对军人统治和强人治理的迷思,并借助“塞西宪法”重建没有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统治。历史在某种层面上出现倒退,也许是宏大进程中的小步刹车,因为埃及不想跑得太快而彻底失去自己。

  

   叙利亚迷局,三起三落一变再变

   纵观“阿拉伯之春”,最让人看不懂、跌眼镜的是叙利亚棋局。3年前,当怒火从南部小城德拉燃烧时,它的确预示着一场民主、民生和民权革命,而且由于当局的迟钝、犹豫和侥幸导致峰火四起。但是,随着沙特、卡塔尔等海湾君主国的快速介入和资助反对派武装,叙利亚动乱的性质逐步发生变化,蜕变为瓦哈比主导的逊尼派与阿拉维为“首恶”的什叶派教派角逐,蜕变为阿拉伯人与波斯人自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种族对决。一如笔者3年前所言,“阿拉伯之春”在叙利亚进入拐点:以共和制国家政权变更为主要特点的剧变将在这里终结,无论巴沙尔政权命运如何;由突、埃、利、也等国延续而至的民主、民生和民权革命,在叙利亚转化为传统的中东地缘政治厮杀。

   海湾君主国直接介入,“基地”组织找到新战场,伊朗全力驰援协防,真主党民兵越境打游击,以色列空袭阻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甚至连美欧国家的极端分子都麋集叙利亚参加所谓“圣战”。中俄极具战略眼光的三否安理会决议草案,法国、美国接踵而至的大选,反对派的窝里恶斗,以及巴沙尔政权不俗的战场成绩,一并构成叙利亚既不同于利比亚也不同于也门的复杂态势,使得正从中东、中亚向亚太地区再平衡的美国更加无力无心军事干涉。

   3年过去,叙利亚战局尚不明朗,但政局已脉络清晰:内乱已由最初的民众变革升级为“春秋不义战”,又因“基地”组织等恐怖力量的坐大和泛滥,变性为恐怖与反恐怖之战。叙利亚放弃化学武器,不仅免去可能改变命运的外科手术打击,延长至少一年的寿命,并为迫使反对派及背后主谋接受和谈打下基础。

  

   费卢杰失陷,恐怖主义的癌变和扩散

   “基地”组织打入叙利亚,客观上在大国视野里改变了这场内战的性质和走向,反倒拯救了巴沙尔政权。但是,美国的战略收缩和始料不及的“阿拉伯之春”重创大中东原有格局,导致“基地”组织为病灶的恐怖主义癌变和扩散。“基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松散跨国组织和恐怖袭击模式,并未因本·拉登的毙命而终结,相反逆势扩张。扎瓦赫里成为新的统帅和精神领袖,被铲除的地区干将扎卡维、穆萨维、奥拉基和哈基姆等纷纷有了接班人,“基地”组织甚至孵化出新一代炸弹专家,升级了恐怖装备和袭击手段。

   随着本·阿里、穆巴拉克、萨利赫、卡扎菲等西方反恐盟友的倒台,以及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逐步撤离,几年前以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为主战场的“基地”组织成员及其同盟军迅速呈现北上、西进和南下的总态势:开辟新的叙利亚战场,复活一度沉寂的伊拉克战场并使二者贯通,不仅在叙利亚成立“闪姆伊斯兰酋长国”,还夺取伊拉克重镇费卢杰,建立“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过去3年间,“基地”祸水还沿地中海东岸向南渗透,进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埃及西奈半岛,并频繁发动血腥袭击。此外,“基地”组织余孽还在利比亚、突尼斯、摩洛哥等地区死灰复燃,使这些经历革命阵痛的国家重温恐怖袭击噩梦。去年9月,索马里“伊斯兰青年党”奔袭东非大都会内罗毕,制造震惊世界的“西门血案”,这清晰地表明,“基地”跨越撒哈拉沙漠并与黑非洲本土恐怖势力形成同盟,遥相呼应。

   在“基地”组织成员眼里,一切世俗政权都是敌人,都是美国和以色列大小“魔鬼”的帮凶,要解放伊斯兰的土地,必须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发动袭击,诱使对手开辟战场报复杀人,进入制造新的伤亡和仇恨,培养更多恐怖分子,再发起更多进攻,直到让美国和西方世界像罗马帝国般竭血衰亡。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和无序,为恐怖分子滋生和壮大提供了百年一遇的最佳气候和土壤。

  

   结尾

   3年前,“阿拉伯之春”大幕初开,笔者曾评价说,“阿拉伯民众的觉醒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带给世界新的希望,阿拉伯文明复兴的启明星也以前所未有的光芒在历史的天空闪烁”。但是,3年来的乱局告诉我们,这场变革仅仅是一场表层变革,至多解放了言论自由、人身自由和社会资源,但是,没有实现民众理性和心灵的解放;至多推翻了一茬强人和专制统治,但是,并没有埋葬民众内心的威权迷信和精神桎梏。一场流于表层而没有深刻触及文化、观念、传统甚至信仰的革命,注定难以完成对阿拉伯民族的历史救赎。在三大文明系统的博弈中,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必然继续整体徘徊不前,大大滞后于美国为代表并主导世界秩序的西方文明,滞后于中国为代表并正快速崛起的东亚文明。

   “阿拉伯之春”确实已经来到,但是,它更像是昙花一现的虚假春天,而不是花开遍野、暖水奔流、让人感到生机无限的真正春天。

   (作者为博联社总裁、中国中东学会常务理事)

  

  

本文责编:liho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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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2014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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