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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莹冬:新批评:理解与批判

——试论克兰理论与形式批评的关系

更新时间:2015-11-10 14:36:20
作者: 闫莹冬  

   R.S.克兰(1886-1967)是美国知名的文学评论家与理论家、芝加哥文学批评学派的领军人物。他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文学理论领域,人文关怀是他的修辞目标。克兰的修辞学理论以修辞的伦理性目的作为研究中心,同时,他又借鉴了新批评理论中文本分析的方法,从而建构了一种建立在科学分析方法基础上的伦理批评模式。

   一、对新批评本体论的质疑

   在形式批评理论家的观念中,文本是语言的存在,或者说是表达思想的特殊语言系统,更重要的是,语言的表意功能是其他媒介无法代替的,因此,批评家的任务是将语言的本质解释清楚。然而,虽然以语义分析作为文学研究的切入点确实能够达到形式批评理论家想要的科学化、精确化和系统化的分析效果,即罗兰•巴特所说:“内涵系统的编码大体上要么由一种普遍的象征系统构成,要么由富有时代特征的修辞学来构成。总之,是由一种程式库(模式、颜色、笔法、动作、表达方式)来构成。”[1](P6)然而,无论是“语义分析法”、“词义分析法”,还是“语境理论”研究,研究的只是语言本体的工具性功能,或者说,语义分析只是将语言当作文学批评的手段,那么,必定会一叶障目而不见语言的修辞目的性。

   在克兰看来,文学是用语言进行的艺术创造,文学批评是一种实践科学,因此,诗学研究的目标是发现一种最好的创作状态,因为这种状态与它的本质相一致,而这种本质又由文学体裁的类型及其组成成分构成,所以,克兰强调对文本的解释和对文本结构的分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文本解释是一种方式,文本结构分析则是另外一种方式,前者是不能被后者控制的。新批评的错误在于,它混淆了这两种不同的文本分析方法。在分析“歧义”、“反讽”、“自相矛盾”、“符号”这些文中例子之前,评论者首先要弄清楚词语和句子真正的意义所指的是什么?事件是怎样被陈述的?论证之词暗含的意思是什么?语言的差异性是怎样产生的?作品的技巧和构成成分不会因为存在而显现,它们只能在创造作品整体的作用中显现出来。[2](P102)

   克兰认为,如果文学作品是一种语言的创作,那么,它就在文本批评的适应范围内,或者说,文本批评是从作品的基本组成成分的层面来解读作品,例如词、句子和段落等。“此种批评的目标指向文学作品,考察的是它们最基本的文学性成分,它们的词语、字行、句子、段落、篇章等。”[3](P182)在克兰的理论中,意义这一词语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范畴。它指的是一种由语言产生的影响力,从词的隐喻义、情节的结构到人物、情感和事件都体现了作者对词语的选择和安排。除此之外,意义亦是语言通过隐喻、换喻等方法体现出来的多种可能性。换句话说,意义是语言使用者头脑中概念结构上的元素,它们反映了个体对事物的不同认识,所以,意义还暗含了作者的思想观念,因此,散文和韵文中表达技巧与用来发现和分析意义的方法没有本质的不同。精确地说,语言的特征是诗性的、科学逻辑性的还是修辞性的,不是由语言自身所决定的,而是由具体的使用方法决定的。对于克兰而言,追求主旨和方法相统一的模式实质上就把自己划定在形式研究这一狭窄的范围内;把语言视作是一个具有独立价值的符号系统和体系,就必然会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态度取代文学与作者、读者和历史的联系,这就与文学研究的人文主义的要求相悖。

   比较而言,语言本体性观念必然会与揭示语义复杂性和多重性的目标相悖,这不仅会瓦解新批评对语言本体性特征的定义,也必然将其带入进退两难的境遇之中。克兰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指出,语言符号的外延意义构成了隐喻或象征,因此,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偏离,即语言的能指无限度地后移,随着意义在符号系统内不断衍生,造就了文本意义的多元性向度。[2](P101)例如,从语义学的维度,瑞恰兹将“含混”视为一种语言的系统性存在,他认为:“一个语词所具有的引申意义是与另一个语词相互联系的,即使不像一栋房子那样包含那么多的方面,至少有相当大的覆盖面。”[4](P10)然而,克兰认为,新批评把文学语言的修辞性(rhetoricity)由文学文本拓展到文学批评的认识论领域,把作品的审美价值、道德价值、形式结构、主体意图或社会历史意义等都放置在语言本体上,结果是,所谓的“多层结构”、“隐喻”、“张力”、“悖论”和“复义”等术语都是围绕着揭示语义复杂性和多重性的目标而生成,这必将会瓦解新批评对语言本体性特征的定义。[2](P99)换言之,克兰认为,就本体性而言,语言并不是一种能够用“科学”的方法可以阐释清楚的。如果可以,那么所谓的“隐喻”、“张力”、“悖论”这些新批评创建的范畴就没有存在的意义。所以,语言具有的含混性与模糊性和科学的精确性与明晰性从根本上就背道而驰。因此,在他看来,即使新批评理论家能够创建一些理论范畴对科学性与语言的复杂性做出一些自圆其说的论证,他们也不能消除这两者之间本质性的矛盾。于新批评而言,文本的要素只是意义的载体而不是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克兰所批评:

   一首好诗显然是某种复杂的统一,然而,它唯一能说明其结构特性的途径——假设它的出发点是“具有不可分割性的”诗人的符号材料——是通过一个关于运动着的原因的假定——不包括诗人所能创造的任何特定的形式结果,这个假定能够在具有矛盾性的冲动、态度立场以及象征手段之间创造秩序,不必牺牲或者压抑矛盾性自身。[2](P107)

   那么对于语言意义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克兰的观念是什么呢?他与新批评等形式主义的区别又表现在哪里呢?

   如克兰以上所述,新批评理论混淆的是文学语言本体与本质的问题,语言本质是语言概念所指的意义指代问题,而语言本体是词语的意义是怎样产生的问题,后者才是新批评研究的中心。如果作品的形式是某种意义的存在,那么,作品的结构统一性问题必然是语言含义统一性问题,或者是寻找主题的问题,因此,就需要从语言系统中找出作品的主要观点及其解释。然而,虽然文学作品中可能会有一些散文化的语言,但是其结构的主旨绝对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或者说一个简单的词语就能够表达清楚的。如弗莱所说:“新批评继承了修辞学的传统,借助语言的‘含混’与‘反讽’理论——(新批评)试图去分离作品的内容而不是研究作品的形式。”[5](P185)以诗歌为例,克兰认为:“一首诗歌的统一性并非出自理性的论证,而是从属于一个有机体,在这个有机结构中,主题可以找到‘它的恰当的表征,经由参与的喻体来提炼、来界定’。”[2](P103)可以看出,克兰认为,虽然诗歌能够表达抽象的意义,但是它的主题不是用完全抽象的,或者说一些简单的词组就能够表达清楚的。语义分析的目的是弄清语言的本质,但是,语言特别是诗歌语言是用来表达思想的,这是诗性语言与其他媒介最大的区别之处,也是其他媒介无法取代的功能。“所以,在关于诗歌本体到‘核心的自然’的推理过程中,它们退后于某种方法。”[2](P105)总之,克兰认为,文学是与科学截然不同的事物,科学可以抽离出一些观念依然保持它的真实性不变,但是,作品的意义不可能与具体的文本相剥离,因为作品的主旨与意义是在具体的文本背景内思考生成的。

   二、对语义分析方法论的质疑

   对于克兰而言,文学作品是一个有着自己生命结构的有机体,其中任何一个构成因素的变动都会带动其他成分的变化,因此,任何一种分析方法都难以尽其全部魅力。或者说,除了形式之美外,文本还有其他审美的构成要素,所以,单一的语言形式因素不可能对作品的审美价值做出全面完整的阐释。简而言之,文学研究不应排除文本的审美价值判断,而是应该透过文本形式发掘出更深层次的内涵,诸如文化的、道德的和社会的意义。只有如此,文学研究才能从不同的层面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把握,从而使得研究变得更为深入与透彻。换言之,文学研究是一个从语言的表层深入到文本深层结构的探索过程,这是因为文本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文学语言承载的不仅是语义,还有形象、意蕴等各个层面,所以,忽视文学语言和内在意象、艺术形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就无法解释文学语言产生的独特过程。即文学批评既要揭示出文学语言的独特性,也要对文学语言具有独特性和复杂性的原因给予说明,同时还要揭示出文学语言独特性发生的过程。也就是说,克兰认为,既然文学语言的特殊性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产生,那么,文学语言的研究就必须要结合创作的思维形式,或者说诗性的逻辑进行分析,而这恰恰是新批评理论所缺失的环节,也是文学研究最重要的一环。

   换言之,克兰认为,新批评提出的语义分析法最大的失误在于,它忽略了自己所研究的语言客体并非是普通的日常语言,而是具有特殊性的文学语言,因此,新批评是以非诗学语言作为诗歌语言的指涉物(referent),例如,散文、小说和戏剧作品甚至是科学论文中的语言,那么,它通过这些语言形式的逻辑对比得出来的语言的特征是语言的普遍特征而非文学语言的特征。或者说,新批评采用对比参照的方法获取诗歌语义的特征,实质上是将自己代入循环论证的矛盾中。[2](P93)也就是说,一方面,在新批评理论范畴中,意义是通过象征符号的特征表达和决定的,所以,意义的本质是将诗歌语言从科学话语和散文中分离出来;另一方面,这种符号的特征却是在与对立的话语(科学话语或者散文)比较中获得的。在前一个方面,新批评把诗歌看作是一种意义表达的特殊形式,而在后一个方面,新批评又把诗歌看作是一种特殊意义的表达。更重要的是,在这两种互为论证的话语中,新批评理念中所谓的诗歌的特征其实是语言的语义特征,或者说诗歌与非诗性作品都具有这些特征。此外,新批评还认为,诗歌语言与普通话语的区别在于诗歌语言具有情感因素,或者说,诗歌语言能够唤起人的情感反应,所以,诗歌语言的本质不是清晰的而是模糊的。如克兰指出:

   在这些批评家中,关于诗歌中所体现的或应该体现的具有特殊意义的“意义”,他们提出了非常之多的不同研究公式,皆为凸显诗性语言的独特性;通过相似的推理过程,从关于科学的内容或者“理性的无韵文”的内容显然不是什么到诗歌的内容是什么,他们分别得出不同的结论。对于一些理论家而言,分别两种语言的最关键的对立之处体现于事实陈述以及“观点、情感阐释”的暗指两者的关系;对于另外一些批评家而言,这种对立在于承认或否定事物存在的意义结构与“假定的”结构两者的关系。[2](P102)

   按照新批评的推论原则:who is where who(即在场就是存在),那么,它对诗歌要素和诗歌结构的阐释实质上就是一种循环论证,一旦把其中的一方从论证场域中抽离出来,就无法论证其结论的真实性。例如,布鲁克斯把“悖论”(paradox)看作是诗歌语言的本质:即悖论出自诗人语言的本质。如果布鲁克斯把“悖论”放在语言本体论意义上,认为这是诗歌特异性的体现,是构造诗歌的结构之魂,那么,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语言的本体性矛盾特质造就了诗歌结构的张力性,所以,诗歌语言不可能以本义的面目存在。“当我们考虑浸在诗里面的陈述时,它自身向我们呈现的,就像浸在池塘中的木棍,弯曲而变形。”[6](P193)布鲁克斯把文本“语义结构”的多重性特点归因于语义变化关系形成的张力,即在语境的压力下,语义间的矛盾力相互限定、修正与转化各自的意义,从而达成一种微妙的动态平衡与相互牵制性。与此同时,他又认为,语言最终要并入文本的“语义结构”之中,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诗歌结构的“悖论”性才能体现语义复义在作品构成中的决定性意义。在布鲁克斯的阐释中,语言的意义与语言存在形式互为证明。此外,新批评文学批评的主要目标是将诗歌作为独特的个体与其他的话语类型区分开来,但是,它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同时,除了形式层面的区分之外,诗歌的其他要素都被为了保持诗歌类型的纯正性而排除掉了。

与新批评的观念相反,克兰认为,通过分析语法的命题,即一个词语或者一组词语的意义是在与其他词语的组合并置中决定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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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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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求是学刊》(哈尔滨)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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