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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华:张爱玲《传奇》与奇幻小说的现代性

更新时间:2015-11-06 10:14:38
作者: 陈建华  

   一、传奇与奇幻:中西文类的“视野融合”

   “传奇”作为一种文类,从唐代小说到明清戏剧,雅俗文学两方面都源远流长,其含义指神怪世界、英雄业绩到日常男女的罗曼史。引起的问题是:《传奇》与传统的“传奇”文类是怎样的关系?张氏自己并未明言,在1954年皇冠版《张爱玲小说集》自序中她说:“这里的故事,从某一个角度看来,可以说是传奇,其实像这一类的事也多得很。”[1]3这表述也颇含糊,但“某一个角度”则是文类的“角度”,“传奇”照一般的理解是无“奇”不有,然而“像这一类的事也多得很”,又表示无非是日常男女的啼笑姻缘。看来张氏以“传奇”命名多属徇俗之举,同时又在文类的意义上有所保留,这从其他地方可得到印证。凡她提到“传奇性”或“传奇化”时,一般指“爱恨交织的故事”,具戏剧性效果[2]196,但又嫌之不足,如批评张恨水的社会言情小说“格调较低”,“一创作就容易‘三底门答尔’(sentimental),传奇化,幻想力跳不出这圈子去”[3]188。另一方面说到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太欠传奇化”,肯定这部文学杰作的好处是不煽情、高格调,但不够通俗及戏剧化,因此流传不广,含有惋惜之意[3]152。这些说法互相补充,蕴涵着她的书写策略:“要低级趣味,非得从里面打出来”,即所谓读者“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此外再多给他们一点别的”[3]236。因此,她套用一个文学熟语,以“传奇”命名其小说集,好似坊间的流行小说。的确,她的小说首先是讲故事,诉诸大众想象,但是她如何在平常中出“奇”制胜,如何以“幻想力”“跳”出“这圈子去”,就涉及如何在日常生活的“底子”上敷演现代的“奇幻”风格,也必须联系到她的“参差的对照”与“苍凉”的美学原则。

   这或是张氏奇幻小说的特点:在日常生活中揭示荒诞和白日的梦魇,使现代人在“苍凉”的感受中获得“启示”。她善于营造奇幻的瞬间,犹如一位语言炼金师,用一串断珠的比喻,或是一段反讽的抒情描写,将情绪、经验与记忆编织成和气氛萦绕的挂毡,而“参差的对照”的写法正与疏离的主题相得益彰。发挥奇幻功能的常常是一些小道具,如李欧梵先生指出的:“如屏风、旧照片、胡琴、镜子——都具有新旧重迭的反讽意义:它从现代的时间感中隔离出来,又使人从现代追溯过去,但又无法完全得到。”[4]47张爱玲的写作也仿佛是时光隧道中的欲望之旅,然而投射在“记忆屏幕”上的却是恶梦般的童年岁月,历久弥新。即如她小说里的一些人物,受时代的摆布与虐待,又无不带着记忆的创伤。但在张氏笔下,这类心理经验被当作时代的病症,而她也似乎在探寻一种自我医愈之道。她不满足于讲一般的传奇故事,也好像在躲避与创伤记忆的直接遭遇,而制造重重阻隔,穿梭在不同时空中,透过悲金悼红的情色语言,或是跨沪越港的殖民经验,似乎是故作狡狯,炫耀文采,然而透过“人类在一切时代中生活过的记忆”,个体的创伤经验获得一种“人性”或“妇人性”的认同,更具普世的意义。在她的创伤记忆被过滤之时,已负荷着历史文化的复杂含义,渗透在文本的经脉中,其“底子”看似镂金错彩、光怪陆离,但越是华丽就越是苍凉。

   张爱玲《传奇》之“奇”早就引起过学者的注意。如水晶认为,“张氏可能深受到这类旧式传奇(指唐宋传奇)的影响”[5]178,也提到《封锁》那个短篇“弈弈有神”地运用了“西洋作家喜欢运用的‘狂想曲fantasy’的写法”[5]192。耿德华(Edward Gunn)在《不受欢迎的谬斯》(Unwelcome Muse)一书中指出这种“奇”的特质渗透着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力量:“很多时候突然会出现一些词句、暗喻及背景,故意使人联想到传统的中国小说,以及对超自然力量的偏好。”[6]52如“《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写到巴黎那个妓女从头上把衣服套下去时,她似乎突然变了,就好像《聊斋志异》里的画皮一样;而《沉香屑 第一炉香》里的梁太太,有时候也很像《白蛇传》里的白蛇”[6]85。他们不约而同地拈出“奇”这一特征,蜻蜓点水地提及几个作品,却也点到《传奇》的文类特征及其中西文学的渊源。而孟悦则指出“奇”是《传奇》文类的基本特征,由张氏对“新传奇”的自我指认中可见她对传奇的“改写”。她指出“奇”的“想象领域”近乎西方的marvelous、exotic、fantastic,但张氏的“新传奇”则略有不同,她刻意描写“凡人”、“男女之间的小事情”,开拓了“对于正统雅文化的经验常识系统之外的‘新异’领域”[7]145。

   不必把《传奇》径直归入“奇幻文类”,不过张爱玲的早期小说的思想与艺术特质,若非“奇幻”则难以出之。近二十年来在西方甚受读者青睐的fantasy文学,也引起了理论界的重视。然而fantasy一词在概念上很难把握,如嘉克荪(Rosemary Jackson)不无困惑地说:“作为一个批评概念,fantasy已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涵盖所有非现实主义的文学,诸如神话、英雄传奇、童话、乌托邦寓言、梦幻文学、超现实文本、科幻小说、恐怖小说及所有表现人间之外的另一世界。”[8]13~14奇幻文学在西方渊源流长,一向强调其“超自然”的特征,如托尔金(J.R.R.Tolkien)的《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即属这一类的经典,而托尔金对“奇幻”的论述也很具代表性。他认为fantasy固然表现异于现实世界的“第二世界”,但这一想象世界建立在对现实世界的“事实”和“真理”的认知之上:“它决不毁灭或羞辱理性,也不减弱或遮蔽对科学实证的认识。相反的,理性越是鲜明、越是清晰,奇幻文学才能被更好地创造出来……如果过度渲染怪力乱神,就会走火入魔、堕入恶道。”[9]84~85奇幻文学的生产受到政治、经济等历史条件的制约,托尔金的理论反映了维护科学实证、启蒙理性的主流意识,通过超自然的想象的再现,构筑了一个逃避或超越现存世界之上更为完美的“第二世界”,不仅其所遵循的是现实世界的逻辑,且目的也是为了加强这一逻辑。

   1970年面世的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论奇幻类型》(The Fantastic)一书,是这一文类研究的划时代之作。他把奇幻分为两类,一类大致属上述“超自然”(marvelous)的表现模式,另一类属“诡异”(uncanny)的模式,其重点论述及理论贡献则在于后者。所谓“诡异”,即主人公感受某种“恐惧的情绪”,在真实与虚幻之间处于“疑虑”(uncertainty)或“暧昧”(ambiguity)的心态[10]。由是奇幻不限于“第二世界”的表现,而是从结构主义出发,从作品的修辞、叙事者及情节组织等方面阐述奇幻的表述方式;由是大大拓展了奇幻的文学界域,也更适用了分析那些具有现代或后现代意识的奇幻作品。从托多洛夫对“诡异”的论述来看《传奇》的奇幻风格,似洞若观火。确实张氏小说与那种“超自然”的奇幻模式绝缘,且可怪的是,《传奇》里也很少描写梦幻,她的小说人物往往出现某种潜意识描写,刹那的幻觉、异样的感觉、白日梦的狂想,造成她奇幻表现的特征,模糊了现实与虚幻之间界线。

   张氏的奇幻叙述诉诸“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蕴涵“妇人性”的深刻命题,因此单用托多洛夫的理论还难以涵盖。托氏擅长形式主义的分析,条分缕析,时有灼见,尽管强调“诡异”的“疑虑”、“暧昧”已触及奇幻文学对于“真理”的疑惑,但他甚少关注作品的历史脉络及意识形态的含义。后来嘉克荪在《论奇幻》(Fantasy)一书中批评了这一缺陷,虽然总体上并未背离托多洛夫的结构主义方向。她进一步运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拉康(Jacques Lacan)的心理分析,一语中的地指出奇幻文学的核心是“欲望”,借此创造“它者”——被压抑的社会力量(包括女性)——的话语空间,其根本功能在于“颠覆”现存的理性机制。嘉克荪强调,现代奇幻文学旨在“创造一种有别于理性意识的话语,在欲望的倾吐中,将语言与词义导向问题化”[8]62。所谓奇幻手法的“问题化”,即体现在张氏对于语言“再现”的自觉之中,一方面诉诸潜意识的语言表述,另一方面意识到无法摆脱理性机制而对“象征秩序”的刻意颠覆。

   结合托多洛夫的“诡异”类型与嘉克荪的“它者”及其“颠覆”理论来探讨《传奇》,或许相得益彰。在这方面有些研究已道出先机,如周芬伶对张氏喜欢“反高潮”与“艳异”的解读。“艳异”自有其中国传奇的边缘文类的谱系,周把“异”放在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歧异”(différance)理论脉络里加以阐述并揭示张氏写作的“边缘性格及另类叙述”[11]4~5。其实王德威早就道出张氏“鬼话连篇”,且追溯至西欧“哥德式”“古堡恐怖小说”[12]223;8。他又警辟地指出:“张是处理诡异(uncanny)效果的能手;她笔下越似看来家常熟悉的事,越是能产生耸然失常的感觉,乡愁的极致,赫然可以是意义黑洞的所在。”[13]10这里可说是活用于托多洛夫的uncanny之论,而“家常”、“失常”、“乡愁”等更增之以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层面。有趣的是“黑洞”一语,“我们越急着赋予她一个一了百了的意义,反而暴露我们对意义本身无所在的焦虑。张爱玲乃成为我们投射欲望的能指,一个空洞的‘张看’(gaze)的位置。是在这一层次上,爱玲不由自主地成为中国文学探寻‘现代性为何’的焦点,或黑洞”[13]13。

   从奇幻文类的角度来看《传奇》,已经在观念上蕴涵中西文类之间的“视野融合”。在80年代,旅美学者马幼垣、高辛勇等即从fantasy角度来探讨中国传统的志怪、传奇小说,近年来不光有的学者把fantasy译作“奇幻文类”,而且用“奇幻”来涵盖“志怪”、“传奇”、“神魔”等类型,甚至所有包含“怪、力、乱、神”的文学文本。对于张氏本人来说,所谓“新传奇”也置于奇幻文类的“世界体系”中。

   张爱玲在谈到《海上花列传》时说:“恋爱只能是早熟的表兄妹,一成年,就只有妓院这脏乱的角落里还许有机会。再就只有聊斋中狐鬼的狂想曲了。”[14]596且不说她的恋爱观,可注意的是把“聊斋”理解为“狂想曲”,与上面提到的水晶的说法一样,张氏也应当把“狂想曲”理解为fantasy,因此已与西方的奇幻文类混杂在一起。有趣的是《沉香屑 第一炉香》里有一个引用《聊斋志异》的例子,颇能体现某种奇幻手法的新旧转换。书生回头见到坟堆,转瞬间惊悟到其所经历的乃是一幕鬼排场,这样的情节不仅见于《聊斋》,在其他鬼怪小说里也有,几乎变成一种“套路”。这里“聊斋”正是被用作一个典故或一种套路,旨在引起读者对于“超自然”情境的联想,并暗喻梁家豪宅其实是个“魔窟”。但运用“聊斋”是为了衬托葛薇龙的瞬间的迷惘和疑惑,即具张氏“招牌印记”的“奇幻”时刻。在这一段落中叙述者的口吻也极其诡谲,一面写薇龙的怪异感受,一面说“如果梁家那白房子变了坟,她也许不惊奇”,其中错综着作者的假设语气。接着又通过薇龙的感想带出那段脍炙人口的关于梁太太像“慈禧太后”的议论,微妙地通过作者的主观干预营构了“它者”的空间及其主体。

   以下将对《红玫瑰和白玫瑰》和《封锁》两篇小说作些分析,进一步说明张氏“奇幻”小说的现代性,但除了修辞、叙述者和情节这三方面之外,我想特意指出它们与唐传奇之间的微妙关系,恰恰是在小说结构的层面上,对于这一层面的揭示,或许能弥补托多洛夫理论的局限。中西奇幻传统的交杂运用,不光凸显出张氏对都市现代性经验的洞彻观照,可见她不愧为西方现代奇幻文学的嫡传且别具心解;当奇幻叙述织入本土传奇——从母题、情节乃至叙述模式——使她的文本别具深厚的文化底子,在这上面更衬出其文脉的丰富与质地的细腻。理解这一点,或许对于张爱玲小说的雅俗共赏之谜,能进一新解。

   二、佟振保:“砸不掉他自造的家”

《红玫瑰与白玫瑰》(以下称《红与白》)叙写了佟振保的成长史,更主要的是他的情史。振保的情史具有都市青年成长的典型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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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武汉)2007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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