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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华国锋的“两个凡是”阻碍了邓小平复出吗?

更新时间:2015-11-02 23:45:41
作者: 徐庆全 (进入专栏)  

  

   “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出自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

   长期以来,华国锋与“两个凡是”联系在一起,并成为其辞去在中央和国务院最高领导职务的理由之一。最权威的说法是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颁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这时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中,……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夫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宗拜。

   顺着“决议”的这一说法,在学界就变成:1、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目的是阻挠邓小平复出;2、1978年5月开启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也是反对“两个凡是”的结果。

   著名中共党史专家韩钢教授曾经有一篇文章《“两个凡是”的由来及其终结》(《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11期),专门谈这个问题。他认为,上述学界的说法基本上都站不住脚。韩钢教授是大家,文章考据严谨,资料扎实,读后耳目一新。后来,我又翻看了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有关简报,对韩教授的文章有了更深的理解。现根据这两方面的材料梳理一下。

   “两个凡是”的形成,有一个过程。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北京许多市民到夫安门广场送花圈,写诗词,贴标语,纪念周恩来,很多涉及要求夫安门事件平反和邓小平复出的内容。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华国锋肯定“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关于夫安门事件,华承认“此事确实受到‘四人帮’压制”,甚至说“夫安门事件是压出来的”,但也说“确有少数反革命”。他强调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说毛主席指示错了,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争论”。华是要求“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能丢”。

   第二天,汪东兴指示李鑫组织写一篇社论,注意引导大家学文件,把对夫安门事件、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转过来。1月8日,李鑫召集中央理论学习组布置任务。过了几天,情况有变化。14日,汪东兴布置新任务,为华国锋起草两个讲话,一个是在小范围内谈谈小平同志问题,一个是在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社论稿的起草因此搁置下来,理论组转而起草华的讲话提纲和讲话稿。

   1月17日,李鑫主持讨论讲话提纲的起草问题时说: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夫安门事件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大局讲起;干部和群众的言论和行动要服从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还说:要讲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处理这两个问题要肯定毛主席正确,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按照李的意见,理论组写出了讲话提纲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论组讨论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这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即“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

   为什么写了这样两句话?李鑫后来说:“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这说明,“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针对的不是邓小平复出,而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夫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

   讲话提纲稿修改到第四稿,情况又有变化。高层原拟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不开了,改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开会,传达汪东兴的指示:讲话推迟,先发表社论。李鑫还说,汪东兴同志要求把讲话稿中关于“高举”的那些话加到社论里去。“高举”的那些话,就包括“两个凡是”。

   理论组再次回过头来修改社论稿。按照汪的指示,李鑫要求起草者将讲话提纲里“高举”、“维护”的意思加到社论稿里面。“两个凡是”的提法就这样移植到了社论稿里。当然,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而是作了些修改,后半句话改成“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社论的第五稿。

   第二天,李鑫将稿子报送汪东兴。汪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5日,汪东兴再批示:“可以发两报一刊社论,请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同志阅办。”2月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社论最后说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成为“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

   从梳理的“两个凡是”产生的经过看,这个经典表述不出自华国锋。

   华国锋说没说过“凡是”呢?说过,但与这个经典表述的背景或词句并不一样或不完全一致。一次是1976年10月26日同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谈到揭批“四人帮”问题,华国锋说: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在这里华针对的是揭批运动的具体问题,提醒揭批“四人帮”不要触及毛泽东。一次是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讲话里“两个凡是”的表述,与两报一刊社论不完全一样,主要是第二句不同。据华国锋说,讲话稿和社论稿分别经政治局讨论或传阅同意。

   不久,华就感觉他的讲话有毛病: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华并非“两个凡是”受到批评后才感觉有毛病的。几乎所有人都忽视了一个事实,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华再未提过“两个凡是”,官方文件、官方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可以说,作为有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到这时实际已经终结。

   既然如此,说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而发动的,就成为无源之水。

   华国锋与“两个凡是”有关系,但是不是就用它来阻挠邓小平复出呢?韩钢的考证结果,也否定了这一说法。

   在粉碎“四人帮”的当月,即已考虑邓小平复出的问题;邓还被专人接到玉泉山,听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介绍抓捕“四人帮”的经过;包括华国锋在内的中央政治局至少一半的在位成员,都去看望过邓小平;而当年有着广泛影响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从1977年元旦起即不再提“批邓”。所有这些,自然是为邓小平复出做准备。1977年7月,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1976年被撤销的所有职务——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事实如此,2月7日的社论怎么会意在阻挠邓小平的复出?遑论这个社论是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账却算在华一人身上的事实。

   2008年8月22日,华国锋辞世。中央发表的生平中,对华国锋主持党和国家工作那一段历史时期是这样评价的: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担任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等职务。在此期间,他先后主持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他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他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他的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华国锋同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2011年2月19日,为纪念华国锋诞辰90周年,《人民日报》刊发署名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纪念文章。文章对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来华国锋工作的评价,基本上与“生平”一致,并增加了“在他主持下,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为1976年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夫安门事件平反,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一批重大错案平反”等内容。

   与前引《历史问题决议》相对照,“两个凡是”连影子也没有。“两个凡是”到底“凡是”了什么,就不难有结论了。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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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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