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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萌:当婴儿的胎动触碰冷冰冰的数目字管理

更新时间:2015-11-01 19:22:19
作者: 张萌  

     

   这两天被全面二胎的消息刷了屏,确实这是值得高兴的事,但细看下每篇新闻的标题,却感到了无比的寒意:“全面放开二胎全球乳品行业有望如沐春风”“全面放开二胎迎接第二轮房地产黄金时期”“预计年均消费红利1600亿”“卫计委预计2030年我国人口可达14.5亿”……所有的新生命们被化作一列列数字赏玩拿捏,娃娃身上恨不得全镀上金,这场景没办法让人不想起1984和美丽新世界。而自明代中叶起我国就逐渐成熟的数目字管理,也在举国欢庆中被用到了极致。

   不过,在这几乎普天同庆的时刻,我在想能不能多把镜头对准那些在计生政策下形单影只的人们:1.5亿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们,尤其是百万失独家庭的父母。之前我们的口号是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现在是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将来待他们白发苍苍时,可能是最孤独的老年一代。今天卫计委还宣布取消了独生子女奖励费,真的是完美的精神打击。

   有时不得不承认,我们走了些弯路。这应该是未来史书上最轻描淡写却最残酷的话。我们本应在稳定在超低生育率前就逐步放开二胎,日韩台新等国家和地区执行限制人口的政策远没有我们严格,放开地比我们早得多,但无一例外都跻身全球最快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地区。未来中国银发社会的严重程度,你可以想象。

   我们的计生政策背后的物质惩罚,结合着国家对个人户籍、社保、仕途升迁的强有力掌控,使得计生政策的执行拥有出奇的刚性。刚性的制度造就的自然是刚性的民意反弹,在当下大众民意通过互联网加倍放大的背景下,我们看到的是在计生委的门口,口水逆流成河。

   有人说,这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改革开放伊始,国民贫弱却数量庞大。在1972年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发表后,70年代全球各个角落都开始反思人口爆炸与资源损耗殆尽的关系,还上升到了哲学层面。我们其实也受了这方面思潮的影响。不过更重要的是,我们似乎没有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式。郑也夫在《吾国教育病理》里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其实是当时政治经济政策失败导致国民经济崩溃时捡起的一个廉价借口,重复无数遍后,连始作俑者也信以为真了。当时所有人都觉得中国人太多成了经济发展的负担,生存权都保证不了还有什么人权,可出生权也是人权,这真的是无解的悖论。

   有时我在想,如果代价不可避免,我们能不能让这个政策的转变不那么迟,让这个代价小一些?如果在整个计划生育的阶段,被政策压制的人们有一个畅通的意见渠道,他们的诉求得到关注,如果计生政策没有如此刚性,没有在政绩和经济动机下催生的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我们的代价会不会小一些?

   这种争论其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思辨和伦理价值。如果我为受害者群体振臂高呼,人们可能会用国情论来试图说服我,说不定还会用主流支流整体局部的哲学观点。

   其实我们到现在都没有用人本主义的角度考虑社会问题,宏大而压制性的人口数字淹没了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对于人口政策的改变,媒体和公众大多考虑的也都是经济利益得失,很少人探讨个体层面的公平正义:被政策耽误的60后70后们,他们会怎样看待这个社会,他会觉得这个社会是公平的吗?如果你说这是过去时代的悲剧,那我说即便是现在,在地方修法前“抢生”的依然拿不到准生证,为什么就差前后几天一个生命就要这样被湮没?从五中全会到地方法规通过前后要近半年,那些准备呱呱坠地的孩子怎么办?你大可用不合规来搪塞我,但这句话在个人意识苏醒的当代早就失去了合法性。这两天湖南计生委表态“抢生”不再做实质性处理,另一种官方声音却说不可以,如此宽松的自由裁量权力,禁不住让人怀疑其中的部门利益因素。

   胡塞尔说,只见事实的科学造就了只见事实的人。对此我不能同意更多。康德说人就是人,而不是达成任何目的的工具。一个社会,无论经济如何高速向前,没有人本观念的进步,一切都是无本之木。过去我们曾以人多为荣,之后又以人多为耻,归根到底,是没有摆清人的地位。而一个健康的社会,一定不是只有一种观念包治百病包打天下,因此在一种政策进行调整时,我们进行检讨和反思适当其时。

   如此这般,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对别国对我们的批评更宽容些?文明宗教背景的不同让文明间的对话变得艰难,但基于人本主义的关怀则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我们不妨把国外的批评看成是善意的规劝,不要动不动用阴谋论和打牌的战略论的棒子,那样吃相会很难看。

   从严格一胎到单独二胎再到全面放开二胎,我们曾以这种中国式的渐进式改革为荣,不错,在中国这样一个动个桌子都要流血的地方,在经济上用增量改革撬动存量改革是步妙棋,可是战略上的成功未必没有代价。代价就是政策带来的阶层、代际不公平现象的固化。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合理的利益再分配机制,社会发展可能会偏离正轨。而在人口政策上推行渐进式改革,可能带来的争议更大,因为在复杂的利益之争外,还有浓厚的伦理因素。

   实际上,我们非常善于数目字管理,非常擅长堵而不是疏,永远把人看做是管理的负资产,比如限车限牌。频繁的规则变化不会让人心生敬畏,反而只会加强人们对规则的淡漠与反感。在或真的或营造出的资源紧缺中,所有人都害怕被抛下,人们会叹息说被政策牺牲掉的人们“真不走运”,然后大步流星走开。19世纪被外国人说成是没有时间感的中国人变成了最急不可耐的一类人。所有人都在期待钻空子,没钻成的黯然神伤,钻成的欢呼雀跃,可所有人都有种或多或少的被剥夺感,因为总有些制度和规则你没有钻成功,唯有对制度的信心在游移进退中陨灭。今天的计生调控就如同昔日的房产调控和汽车调控,欢喜的人家难免不觉得是运气使然。熊十力曾说,举世相争以巧,则大乱无宁日。诚哉斯言。

   最后,在全国人民的隐隐爆竹声中,我不由得想起了那些含冤故去的胎儿们,我们如果不能为它们树碑立传,那就在心头为它们捧上一束鲜花默哀吧。

  

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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