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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进兴 李孝悌 葛兆光:谈思想史研究的趋向

更新时间:2015-11-01 14:16:17
作者: 黄进兴   李孝悌   葛兆光 (进入专栏)  

   2015年9月,黄进兴、李孝悌、葛兆光三位教授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讲座,探讨思想史、文化史在西方和中文学术脉络中的嬗变和消长,对思想史在多种语境中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澎湃新闻整理了这次讲座的内容与读者分享。

   黄进兴,台湾“中研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世思想史、宗教文化史、史学理论。著有《皇帝、儒生与孔庙》《优入圣域》《圣贤与圣徒》《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等。

   李孝悌,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中文及历史系主任。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与文化史、城市生活史。著有《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昨日到城市:中国近世的逸乐与宗教》等。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研究领域为东亚与中国的宗教、思想和文化史。著有《中国思想史(两卷本)》《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等。

   葛兆光:今天的对谈,我们先从黄进兴所长开始。我记得黄所长在2009年寄给我一篇文章,叫《蜕变中的“思想史”——一个史学观点的考察》(收入《中国学术》总第二十九辑,商务印书馆2011年出版),收到文章的时候,我正要去美国访问,在普林斯顿的演讲主题就是思想史在中国大陆为什么很兴盛;而这篇文章是讲,思想史在西方不兴盛了。黄老师在文章的末尾,引用了美国名将麦克阿瑟的话,“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用这个话来形容思想史。当然,他又有一个转语补充道,“新文化史是思想史的浴火凤凰”。

   所以,我想请黄所长先讲一下从这篇文章中引出来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大陆的思想史研究蛮热闹的,为什么西方的思想史研究逐渐凋零,能否谈谈西方的思想史研究情况?第二个问题,您提到“新文化史是思想史的浴火凤凰”,这是为什么?第三个问题,您能否介绍下台湾的思想史研究情况?前几年,台湾还专门出了一个《思想史》集刊,现在已经出到第四辑了。那么,为什么要专门办这样一本杂志呢,这是否说明台湾的思想史还蛮兴盛的?

   黄进兴:谢谢葛老师,谢谢大家。我想,最重要的是,每一个社会的思想文化状况都不同,思想史比起其他历史研究,是比较晚起的。从西方的学术脉络来讲,大约是十九世纪末才发展起来。而且思想史特别容易风吹草动,因为它往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所以它的稳定性比较差。

   简单来说,我们现在所谓的思想史研究,既有欧陆的脉络,也有美国的脉络,他们的研究取向不太一样。从欧陆来讲,是德国历史学派影响下的迈涅克(Friedrich Meinecke),还有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系统;在美国,是勒夫乔(A. O. Lovejoy)所构筑的“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我们现在笼统地称之为思想史,但是它们的基本运作原则,从理论到方法都非常不一样。粗浅地讲,像迈涅克和卡西尔这些,都是见其大,希望抓住整个时代的氛围,从方法论上来说,是整体论的取向。而勒夫乔基本上是分析的取向,透过对观念单元的分析,受到化学的启示较多。他认为,研究一个人的思想,就像研究一个人的思想的质素,如同化学分析一样。所以,表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浪漫主义、民族主义、极权主义等等,事实上是各个思想元素不同组合的结果。勒夫乔的这个学说影响了将近四十年之久,因为他有一个类似机关报的杂志,今天还存在,叫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等于自己成立了一个俱乐部。所以你看,他的构想之所以能够实践,是有人、有基地、有机关报,跟年鉴学派是一样的。这一派是采取内在理路的方式,关注思想本身的因素。他最出名的著作,当然是《存在的巨链》(Great Chain of Being),从柏拉图一直谈到十八十九世纪。

   这种做法,后来受到了一些批评。第一个就是,观念本身变成有它自己的生命,但他不考虑时间的跳跃,现在讲的“存在”与几百年前的“存在”还一样吗?就像朱熹讲的“性即理”,跟戴震讲的“性”是一样的吗?我们似乎很少去想,“心即理”的“心”,跟孟子讲的“心”、陆象山讲的“心”、王阳明讲的“心”一样吗?我们都把它们等同为一,用德里达的话来批评,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两千年来的“心”字真的都是一样的吗,它的本质都不会变吗?做哲学史的人,比较容易犯这个毛病。到1950年左右,勒夫乔的说法受到很大的挑战,有些人批评他只关注精英分子、思想家、哲学家,这也是新文化史提出来的挑战,新文化史强调群众、外在的因素。勒夫乔所研究的观念、概念,好像有它自己的生命,也不需要经济、社会的基础,就会自己传承。所以在1950-1970年代,比较盛行的是social history of thought,“思想的社会史”,针对的就是勒夫乔的观念史。

   这之后,情况对思想史比较不利。从西方史学史的发展来看,有社会史、新政治史、文化史,都是从外缘因素来谈思想,单就思想本身来谈思想是被质疑的。极端的例子,普林斯顿曾经有一位本来是教思想史的教授,甚至在研究室外面贴上海报:不要跟我谈思想史,我绝对不是教思想史的。在这个风潮影响下,做思想史好像是很不名誉的事情。在当下西方学界,说对方做思想史,是有点贬义的,一般大家都要走向李孝悌先生所阐扬的新文化史,这才是堂堂正道。现在一说到思想史,好像就是落后、封建。

   以上是西方的脉络,我想在大陆和台湾有点不一样,西方是随着思潮而快速变化,使人目不暇接、跟不上,就像孙悟空翻跟斗一样。在西方享有大名的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曾提出“思想史的语言转向”,但在中文世界,这种语言的研究方法就难以操作。就我浅薄的了解来看,“语言转向”在中文世界并没有很大的回响,但大家都会谈到,斯金纳是西方思想史发展的阶段性里程碑。这是很特殊的情况。西方学术变化很快,基本上十五年就有一个“圣人”,根本来不及追上,就像夸父逐日。因此最重要的,我想还是要站在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上,对中文的文本解读下功夫,慢慢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来。

   关于“新文化史是思想史的浴火凤凰”这个问题,是李孝悌老师的看家本领,我就不掠人之美了,等一下听李老师谈。我稍微来谈一下台湾的思想史研究状况。思想史研究在台湾,最重要的是1970年代的中期,也就是1975年左右开始,当时有我的老师辈余英时先生和林毓生先生。当然,他们的研究取向不一样,林先生的研究有一个标识,叫“分析式的思想史”,他不满意于以前的思想史只是叙述性的,多少跟勒夫乔比较接近。而余先生那段时间所做的研究,最出名的就是对清代思想史的新解释,所标榜出来的是“内在理路”。他们两位也有互通。后来余先生却有变化。“内在理路”对早期清代思想史,尤其是考据学的兴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在余先生之前,大家都是从政治上,例如文字狱的箝制思想等来解释考据学等问题。而余先生与他们的区隔在于,余先生认为,考据学是义理学最后逼出来的结果。就是,必须从义理学、宋明之间的辩证互动入手。当时这个说法一出来,影响非常大,不限于文史哲领域。随后将近二十年,大家都在这个思路下做研究,大陆叫范式,台湾叫典范(paradigm)。后来,余先生又有蜕变,觉察到思想的外延因素,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等。所以,余先生并不是完全走“内在理路”的做法。我和孝悌那时候都受之影响很深,因此我们会走上思想史研究这条路。到1990年代以后,余先生比较脱离了“内在理路”的操作方式。你去看《朱熹的历史世界》,烘托出来的完全不是思想本身,而是从思想所处的政治、社会情况来谈,这本书又成了一个新典范。所以,余先生已经翻了好几翻了,许多人还是到庙里拜着原来的偶像,不过原来的塑像已经跑掉了。

   这就牵涉到葛教授刚才提到的《思想史》杂志,虽然思想史在台湾不能算完全的没落,文史哲都有人在做,但历史系做思想史的的确比较少,中文系、哲学系比较多。但为什么会有这个杂志呢?它主要是由一群有点老、但不太老的人在办,基本上是四十岁到五十岁,可以算是我们的学生辈。我们现在讲,出版文化很重要,这个杂志背后,是联经出版公司在支持,其中的关键人物便是林载爵先生。读书的时候,林载爵和我是同一届的,所以他年龄跟我相仿。因此,可能他活在以前的世界里,仍然认为思想史很重要。这个杂志现在还在努力中,但常常会稿源不继,因为事实上做的人少。就台湾学界主流来看,现在当道的是文化史、宗教史,尤其是医疗史,大陆学界我比较陌生,不太清楚。

   葛兆光:刚才黄所长没有讲“新文化史是思想史的浴火凤凰”这个问题,待会请李孝悌先生接着讲。咱们都知道,李孝悌教授很早就出版过一本书,叫《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显然那个时候,他是眼光向下的,关注社会、文化。但是后来呢,他写了好几本有关城市的书,比如《恋恋红尘》《昨日到城市》,有点像彼得·伯克讲的,从布克哈特式的经典文化史到新文化史的转换。所以,我一直比较好奇的是,经典文化史和新文化史的差异究竟在哪里?

   而且,我还想问一下李孝悌先生,为什么现在这么关心城市?昨晚他还跟我讲,他对南京具有极大的兴趣。今年夏天,我去巴黎之前,看了好几本洋人写的关于巴黎的书,那真是新文化史的典范之作。我也知道,李教授的朋友费丝言也研究南京,美国的罗威廉做过汉口研究,王笛研究成都,那么,新文化史在研究城市文化时,背后有什么样的背景和理论?比如我们以前知道,罗威廉研究汉口曾经用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那么现在呢?这些著作会描写城市里面的吃喝玩乐、声色犬马,这也是新文化史的一种趋向吗?最近,大陆有些人在讨论,因为文化史一下子把题目变得很多,各种资料开始大量出现,比如图像、声音、下层文本和社会调查,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来了,历史图景会不会出现碎片化的问题。我看大陆有的朋友批评得最凶的就说,你们天天研究的是奇技淫巧、声色犬马,茶啦、酒啦、麻将啦,都是这些东西,会不会把历史碎片化?所以,近来大陆有个有趣的趋势就是,有人号召重提政治史。他们觉得,政治史比较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宏观的历史全景,而新文化史会不会使得这个图景碎片化?

   另外,我还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李孝悌先生最近的一些研究计划,比如研究沿海城市,并与其他国家的沿海城市相比较,构成一个沿海城市圈的文化比较研究,您是不是也可以介绍一下?

   李孝悌:谢谢。两位杰出的思想史家都认为我在做文化史,我还是要做一些补充。我先自报家门吧,我从1985年开始在哈佛读了四年书,花的时间最多也最受影响的是西方思想史,从十八世纪一直到二十世纪,从启蒙运动、反实证主义,到存在主义,到后现代。一直到现在,这些思想在各方面都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包括做学问和个人关怀。西方近代思想史对我影响最大。另一方面,我跟随孔飞力(Philip A. Kuhn)教授读书。我景仰的老师还有史华慈先生,他从古代一直做到近代的严复。孔飞力老师的第一本书,写得有点枯燥,我当时读没进入状况,后来过了很多年,才知道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最后,我对社会史是有极大极大的兴趣的,这个兴趣直到现在都没有忘,虽然我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做文化史。我在过去十年,一直参与两岸研习营的工作,特别是前面几年,带着台湾学生去福建、广东做田野调查,我在哈佛所受的社会史训练,全部又回来了。我最佩服厦门大学的郑振满教授,让我有机会重新认识中国的乡村和基层社会。如果将来还有精力,我想去做一个关于叛乱的案例,当然我不会去搞叛乱。之所以讲这些,是想说,我对社会史并没有忘怀。最近在写的一本书我还是试图处理下层,把社会史和文化史放在一起谈。

至于经典文化史,大概从1800年代到1910年代最为兴盛,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然就是布克哈特和他的文艺复兴史研究;此外还有荷兰史学家贝辛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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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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