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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冬:沈从文湘西题材散文研究述评

更新时间:2015-10-30 15:21:13
作者: 云冬  

   1932—1938年间,沈从文在创作他的小说代表作《边城》、《长河》等的同时,还一鼓作气创作了《记胡也频》、《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等五部散文长卷。这五部散文长卷若从体裁上分,自然可分成记传式(或曰回忆式)散文和游记式(或曰方志式)散文两大类。但若从题材上分,其中的《从文自传》、《湘行散记》和《湘西》三部,则又均是以湘西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发展为中心,通过写实记闻的手法,融进了作者对人生的观察与思考,在政治、经济和自然人生的联系中,艺术地再现了湘西人民尤其是下层人民的生命形式的散文长卷。它们代表着沈从文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因而也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散文大家地位。

   《从文自传》的18篇散文,集中创作于1932年秋,1934年7 月由第一出版社初次出版发行。它既可以说是作者离开湘西之前20年生命历程的自叙,又可以说是一部以个人活动的时地为序,对故乡湘西的自然山水、风土人情、历史事件和人生形式进行多方面描绘的记实散文。《湘西散记》和《湘西》则是沈从文1934年和1938年两次重返湘西时的重要收获。前者收散文12篇,最初分别发表于1934年7月—1935年5月的《国闻周报》、《学文》、 天津《大公报•文艺》和《水星》等杂志上, 1936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是作者1933年底至1934 年初返乡探视母病时,将沿途见闻以书信的形式写给夫人张兆和的一组信札整理加工而成。后者包括《题记》在内收散文10篇,最初连载于1938年8 月13日—11月17日的香港《大公报•文艺》,1939年8 月由长沙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是抗战爆发后,作者取道湘西赴云南,途经长沙时,在与革命家徐特立的一席谈话中受到启发,抵达昆明后所作。这两部作品的内容互为表里,结构亦互为经纬。但前者有感于故乡“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故将“过去”与“当前”加以对照,“把二十年来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扭屈失去了原有的朴素所表现的式样,加以解剖与描绘”;[1]后者则出于“辟谬理惑”的需要, 从“沅水流域人事琐琐处”入手,将“常”与“变”、 哀与乐错综,力图通过过去、 当前和未来的描绘,给抗战爆发疏散来湘西却又对这里的好处与坏处缺少认识的外地人一种“近实的印象”,用以“点燃行将下乡的学生一点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2]

   1981年9月, 沈从文在为戴乃迭翻译的《沈从文散文选译》一书所作的《序》文中,又一次对《湘行散记》和《湘西》的创作动机和思想内容作了说明。他指出:“《湘行散记》表面上虽只象是涉笔成趣不加剪裁的一般性游记,其实每个篇章都于谐趣中有深一层感慨和寓意,一个细心的读者,当很容易理会到。内中写的尽管只是沅水流域各个水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等等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受到一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力所摧毁。生命似异实同,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而到达昆明之后不久,写成的《湘西》,则“比较有系统地把一条纵横延长将达千里的沅水流域和五个支流地方的‘人事’、‘生产’作个概括性介绍,并用沅陵和凤凰作为重点,人事上的好处和坏处,都叙述得比较详尽些,希望取得‘辟谬理惑’的效果。而把外人对于两地一些荒唐不经的传说,试加以比较客观分析。”目的是在说明,当时湘西存在的问题,“某些方面实由于外来贪官污吏无知商人的造作附会,某些方面又和地方历史积习分不开。特别是地方政治上明显不过的弱点,新的负责人,也应当明白有许多责任待尽应尽。优点和弱点都有个较新的认识,才可能面临艰巨,一改旧习,共同把地方搞好。”[3]

   新时期以来,国内(仅限于大陆),对包括《从文自传》在内的三部以湘西生活为题材的散文长卷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探讨与研究。本文仅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对这些研究成果作一点较为全面的评述。

     一

   如果把1980年《新文学史料》重新发表《从文自传》作为起点标志到今天为止的沈从文研究作一个回顾的话,那么,1980年到1984年可说是新时期沈研的初期阶段。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一部分研究者通过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反思,在批判“左”倾思想观念危害的同时,力图从政治上和思想倾向上对沈从文和沈从文的创作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恢复沈从文应有的文学史地位。1985年至今的十年间则可看作是新时期以来沈研的深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众多的研究者,力图运用全新的价值观念和比较的方法,从宏观的文化角度并通过微观的作品分析,对沈从文作品所具备的深刻思想内涵、文化意蕴和艺术创造个性作出综合研究。而15年来,对沈从文湘西题材散文的研究,也正体现了这种宏观走向。

   新时期以来,对沈从文湘西题材散文较早作出专题评论的有余永祥、王继志、张鹄、苏定华、陆文綪等。余永祥的论文《一轴色彩斑驳的湘西历史生活画卷——评沈从文描写湘西社会生活散文的思想倾向》[4]最早指出:沈从文的《从文自传》、《湘行散记》、 《湘西》等共同地向人们展现了五光十色、纷纭复杂的湘西社会生活画面,描摹了一个人、兽、神魔相处、臭草与香花杂植的世界,其中既有“绮丽神奇的山川景色”,“古朴淳厚的民情风俗”,“精彩奇妙的神话传说”;又有“悲惨凄苦的人生遭遇”,“反抗斗争的革命火花”。他的创作意图,“不是为反动统治者提供茶余饭后的消遣品,而是为人们提供研究社会问题的形象参考书。正如他把湘西社会当作一本大书来读那样;他不是引导人们消极避世,而是引导人们正视现实,变革现实、思考未来。”论文作者还强调指出: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并不是什么“世外桃源”,这里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毛泽东、贺龙、向警予等人在作品中象流星一样一闪而过,作者对他们所从事的伟大事业虽然一时无法理解,但他毕竟客观地为人们提供一片认识时代潮流的波影。《辛亥革命的一课》记叙了作者孩童时代对辛亥革命的感受,这个革命,在他的记忆中留下的“只是关于杀戮那几千无辜农民的几幅颜色鲜明的图画”。《沅水上游几个县份》、《桃源与沅州》中分别写到的沅、晃两州的农民武装示威,却是当时湘西农民运动的一个侧影。那位北京农科大学毕业、为人热情正直的唐伯庚,大革命时回故乡当了农会主席,率领两万余农民到芷江县城示威请愿,失败后被反动军队用刺刀钉在城门木板上,陈尸示众三天的场景叙述,不能不说是湘西农运的一个剪影。针对五四时期芷江旧式人物的代表——警察所长,为了沽名钓誉,竟督率警士向明朝万历年间一座巨佛进行讨伐的愚蠢行为,作者指出它不仅对于打倒真正的偶像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相反的还多了一个活偶像,这就是外国牧师的入境。这种情景的叙述,更是令人深思。《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反映大革命时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复杂历史事实。那位印瞎子是个相术信徒,相信自己的鼻子是条龙。他受革命潮流的裹挟,念着黄袍加身的梦呓,追随了革命,当革命处于低潮时,便迅速投入了反动派的怀抱,成了百货捐局长,心安理得地过着腐败的生活。而在《沅陵的人》、《辰溪的煤》、《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等篇章中,作者则对湘西下层人民的勤劳、善良和自发的反抗精神给予了热情的赞颂,对他们地狱般的生活给予了极大的同情。明确指出:湘西“匪多的原因,外来官吏苛索实为主因。乡下人照例都愿意好好活下去。官吏的老式方法居多是不让他们那么好好活下去。”在《苗民问题》一文中,沈从文站在民主主义立场,强烈要求统治者,“必须放弃二三千年以征服者自居的心理状态,应当有一根本原则,即一律平等。教育、经济、以及人事的处置,应力求平等。去歧视、去成见、去因习惯而发的一切苛扰。”论文作者总结性地指出:沈从文的“这一民主性的要求在当时当然不可能实现,作者也没有找到实现它的正确道路;尽管如此,他用艺术家的眼光,看到了病态社会肤体上的各种毒瘤:杀戮、剪径、贩毒、卖淫、放蛊、行巫……用艺术家的笔墨,描述了人民的反抗和斗争,描写了农夫、矿工、水手、孤儿、寡妇、妓女的痛苦与不幸,并且强烈地要求改变那个‘使人不成其为人’的社会,这就使作品显示出了不可否认的进步意义。”

   余文在肯定沈从文湘西题材散文的基本思想倾向的同时,又针对沈从文在《女难》一文中流露出来的审美倾向,即“我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指出:沈从文这种审美情趣“不是着眼于现象、感情和道理三者的有机统一,而是片面强调倾心于现象”,因此造成了艺术旨趣上的某些弊病。这种弊病的具体表现:一是“有时执迷于表面现象,缺乏时代感”;二是“有时作者对激烈的斗争生活,以超然态度来写,近乎纯客观的记录,缺乏应有的鲜明爱憎”;三是“有时被个人感情所迷惑,对人物记叙失之偏颇。”对于余文指出的这种弊病,后来的论者们多有异议(下文将有所涉及),但作为新时期以来较早的一篇对沈从文的散文作出评论的论文,还是具有相当的理惑正听作用的。

   较早对《湘行散记》、《湘西》从思想内容作出较全面评价的另一篇研究论文是发表于1982年《南京大学学报》第3 期上的王继志的《论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和〈湘西〉》。论文作者在引证了沈从文有关这两本散文集的写作缘由的自我说明后,指出:沈从文创作《湘行散记》和《湘西》的态度是积极的,用心是良苦的,首先他不是无病呻吟,而是有感而作,即有感于湘西乃至国家“变化中的堕落趋势”,立意在“民族品德的重造”;其次是他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恋旧”,而是积极干预当时的时政,把“过去”和“当前”对照,希图为国家创造和争取到一个好的“未来”;第三是他在对故乡人事的具体描绘中,不是称赞腐朽,歌颂反动,而是以“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去歌颂真善美,抨击假恶丑,从而引起人们“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当前一切的怀疑”。[5]

论文从三个方面对《湘行散记》和《湘西》的思想、内容作出了详尽的分析与评论:第一是作者“通过湘西现实生活的描绘,真实而又深刻地揭示了造成这一地区‘堕落趋势’的社会原因”。这就是外来官吏的封锁、苛索与镇压;当地军警商政各界的巧取豪夺,摧残压榨;帝国主义的精神奴役和经济掠夺。正是它们制造的“内战、毒物、饥馑、水灾”,使“这个民族,在这一堆日子里,如何向堕落与灭亡的大路走去。”(《辰河小船上的水手》)而沈从文揭示的造成湘西日趋堕落的社会根源其实也是整个旧中国日趋堕落的社会根源。第二是作家“怀着对家乡的深情,对乡亲的挚爱,赞颂了湘西优美的自然环境,讴歌了湘西人民的美好心灵,在为读者精心描绘一幅生动别致的湘西风土人情美丽画卷的同时,对湘西民众屡遭荼毒的生活命运寄于无限的同情,对反动统治阶级发出了深沉而强烈的抗议。”论文强调指出:正因为沈从文对家乡怀着一种无可言说的温爱之情,所以在他的笔下,无论是起于绿林,被一些人称为豪杰,被另一些人称为坏蛋的“毁誉平分”的牯子大哥,还是保留着屯垦子弟性格,虽有学习机会而不愿读书,甘心为人当保镖,任侠使命的虎雏;无论是被“贪官污吏坏保甲”,逼得走投无路,入山为匪的分子,还是被拉夫抓来在派定地点默默忍受虐待,工程一完,又笑嘻嘻转回乡村的善良百姓;无论是有着美好天性,衣服围裙上锈着花,“把流汗与吃饭打成一片”的劳动妇女,还是为生活所逼,虽出卖肉体仍忠诚信誓的吊脚楼上的妓女,无不在他们的精神素质上饱含着一种崇高的人情味和人性美。纯朴正直,急功好义,助人为乐,扶弱锄强,有诺必践,感情专一,尊重知识,敬爱长辈是他们的主要性格特征。针对过去有的评论者把沈从文描绘故乡人情风景美说成是有意“粉饰现实”的观点,论文作者指出:文学创作是作家情感活动的产物,一个有成就的乡土文学家,只要对故乡的人民怀有炽热的爱的情感,那么即使在悲惨苦难的生活面前,他也会发现描写对象所蕴含的一切美点的存在。这是因为任何腐朽反动的黑暗势力只能破坏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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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1995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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