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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锴:为公民基本义务辩护

——基于德国学说的梳理

更新时间:2015-10-25 23:37:01
作者: 王锴  

   我国现行宪法第二章的题目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由此产生了公民基本义务的宪法范畴。[①]当然,公民基本义务的入宪,并非现行宪法的“独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部宪法中都有公民基本义务的规定,甚至往前追溯,自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开始,中国的历部宪法中都有臣民或人民义务的规定。可见,公民基本义务在我国宪法上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范畴。但是,近年来,有学者对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基本义务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②]然而,这些论证或有缺陷,[③]或有误解,[④]本文拟在梳理德国基本法上有关公民基本义务的相关历史和学说的过程中,为公民基本义务的宪法意义进行辩护。

  

   一、基本义务(Grundpflicht)的概念

   不同于魏玛宪法第二章“德国人的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1949年德国基本法中并未提到基本义务的概念,这让人产生了基本法已经完全放弃了基本义务的印象。但实际并非如此。学界的通说认为,这只是宪法对纳粹时期滥用公民义务的一种反应,[⑤]基本法中仍然保留了一些义务条款,比如第6条第2款第1句的父母的教养义务、第14条第2款第1句的财产的社会义务。至于州宪法中基本义务的规定就更多了,在基本法之前制定的许多州宪法,比如巴伐利亚州、不莱梅州、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和萨尔兰州,都模仿魏玛宪法规定了“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所以,准确地说,基本法反对的只是纳粹时期公民承担无限的义务,而非反对基本义务。[⑥]

   那么,什么是基本义务?由于联邦宪法法院只在个别的判决中提到基本义务,[⑦]所以法院至今还没有形成对基本义务的定义。最早对基本义务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施托贝尔(Rolf Stober)认为,基本义务是宪法规定的个人针对国家所负的义务。[⑧]格茨(Volkmar G?tz)认为,基本义务是宪法要求的义务人对于公共利益所负的义务。[⑨]卢赫特汉特(Otto Luchterhandt)指出,基本义务包含两个层面,首先它是宪法上规定的,其次它的主体原则上是个人。[⑩]施密特(Thorsten Ingo Schmidt)给出的定义是基本权利享有者向国家所承担的宪法上的义务。[11]兰德尔茨霍夫(Albrecht Randelzhofer)认为,基本义务是个人在基本法上所承担的、向国家共同体履行的义务。基本义务既包括基本法所明确规定的,也包括基本法中所隐含的。[12]

   由此可见,德国学者的定义大同小异,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基本义务的四个特征:

   (1)基本义务是宪法规定的,不同于法律上规定的义务。基本义务完全是一个纯粹形式的实证概念,个人的法律义务在形式意义上并非基本义务,[13]即使这些义务基于其本质内涵和影响也自称为“基本义务”,比如德国《士兵法》第7章规定的士兵的基本义务。当然,这能否得出宪法上的义务就比法律上的义务更“基本”?卢赫特汉特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一些法律义务也拥有基本的“实质”,比如作证义务,虽然基本法上没有规定,但它对程序法的可操作性具有重要意义。[14]同时,宪法上的基本义务也不能拒绝不成文的宪法义务的存在,比如承担风险的义务。[15]

   (2)基本义务的主体是公民,所以它不同于先于国家的人的义务(Menschenpflicht)。首先,人的义务是自然法上的义务,而基本义务是实证法上的,所以比人的义务更体系化。其次,人的义务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再次,人的义务适用于任何人。[16]第四,人的义务针对其他人,而基本义务是针对国家。最后,人的义务产生国际法问题,而基本义务是国内法上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们说基本义务的主体是公民,但是否仅限于公民?施密特认为,基本义务主体的更准确表述是基本权利的享有者(Grundrechtstr?ger),即除了公民外,还包括私法人和某些公法人,前者如私法人要承担纳税义务,后者如《巴伐利亚州宪法》第111a条规定的广播电视机构的真实义务。[17]

   (3)基本义务的对象是国家,不同于针对国家机关或者公共行政的义务,虽然后者也是宪法上规定的。比如基本法第44条第2款的向调查委员会的提交义务、第33条规定的州对联邦的义务、第43、53、58条规定的联邦机关之间的义务、乡镇之间的友好对待义务。德国学者还区分基本义务和基本权利义务(Grundrechtspflicht),前者是公民向国家承担,后者是国家对公民承担,[18]国家如果违背基本权利义务,将产生侵犯基本权利的效果。[19]

   (4)基本义务不应限于宪法上明确带有“公民有……义务”的字眼,还应包括从宪法中推导出的基本义务。有时宪法文本规定的是特定人的义务(基本法第6条第2款第1句的父母的义务、第31条第1款的州内德国人的义务),有时规定的是特定对象的义务(基本法第14条第2款第1句财产的社会义务),有时用接近义务的名词,比如任务(Aufgabe)、照顾(Fürsorge)、强制(Zwang),有时用动词,比如克制(ist gehalten)、“应有利于”(soll dienen)、“是神圣的”(ist unantastbar)或者“被委托”(ist anvertraut)。当然,到底从哪些词中可以推导出基本义务?Schmidt认为,这要看公民违反该义务的行为是否构成违宪或者会否招致宪法制裁(丧失基本权利)。[20]

   所以,兰德尔茨霍夫将基本义务分为三类:(1)宪法直接规定的义务,包括第6条第2款第1句的父母对孩子的教养义务、第12条第2款的公共服务义务、第12a的服兵役义务、第14条第2款的财产的社会义务、第26条的和平义务、第33条第4款的忠诚义务;(2)从宪法中间接推导出来的义务,包括服从法律的义务和纳税义务;(3)宪法上没有规定的义务,比如受教育义务和接受名誉职位的义务。[21]

  

   二、基本义务的理论基础

   基本义务的概念是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费德尔(J.G.H.Feder)发明的。费德尔从法律平等中导出了个人的消极义务,即不能去侵犯他人的自然权利。这种义务与自由权的内在限制是同义的。[22]

   基本义务正式见于1795年8月22日法国宪法的《人与公民权利和义务宣言》,[23]当时规定了四个基本义务:服从法律的义务、纳税义务、财产牺牲义务和服兵役义务。[24]其实早在1789年召开国民会议的过程中就讨论过基本义务的问题,旧政权的代表——主要是教会要求补充基本义务的规定。会议的多数人承认公民自律和针对其他公民的责任,但认为针对国家的独立的义务规定似乎背叛了自由的理念,[25]最后会议以570:433否决了将权利和义务联系在一起发布,[26]所以《人权宣言》仅在前言中提及义务。至于1795年宪法为何专门规定基本义务,理论上是受到卢梭的共和主义思想的影响,即社会的维护要求公民认识和履行自己的义务,政治上是热月党人对雅各宾派所鼓吹的人民的不可置疑论调的一种反对。[27]

   法国宪法上的规定影响了南德和中德地区的宪法,它们也将服从法律的义务、纳税义务、财产牺牲义务和服兵役义务作为基本义务。[28]1849年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召开的国民会议首次引入了受教育义务,但当时该义务是指给孩子上课的义务而非上学的义务。1919年的《魏玛宪法》在德国宪法史上首次对基本义务进行了全面规范化。一方面它延续了之前的宪法传统,规定了纳税义务、服兵役义务和财产牺牲义务。同时,它又有新的发展,包括将受教育义务规定为上学义务,并通过在宪法文本中规定父母的教养义务来予以补充。源自于乡镇法上的担任荣誉职位的义务也进入了宪法。[29]魏玛宪法的最主要意义是首次承认了社会和经济领域的义务,特别是财产和土地的社会义务、对无补偿的征收的容忍义务和劳动义务。但是,由于魏玛宪法只实施了14年,同时缺少宪法法院,所以基本义务的教义并没有充分形成。[30]那么,魏玛宪法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规定基本义务?学者认为,它的根本诉求是通过将权利和义务联系在一起来塑造文化国家和社会国家。[31]

   纳粹时期基本义务的特点是:首先,义务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了中心地位。个人对公共福利(Gemeinwohl)负有无限的义务,福斯特霍夫(Ernst Forsthoff)称之为义务的总体方针(das totalit?re Programm der Pflicht)。它为每个人赋予了对民族总体的内在义务。这个内在义务取消了个人的私人属性。每个人都要对民族的命运负责,无论是他的公共活动还是家庭内的活动。[32]个人对国家的主体地位的丧失必然导致义务的优势地位。[33]其次,纳粹时期还提出了权利和义务的统一理论。在自由法律体系中,权利和义务、公民和国家、个人和集体是相互独立和对抗的。而纳粹时期提出的成员地位(Gliedstellung)则认为权利和义务具有不可分割的统一性,由此义务变得内在。因为个人的生命只有在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中才有意义。民族成员(Volksgenossen)的权利只有为了更好履行他的集体义务的时候才能被授予。国家对个人利益,比如名誉、生命、财产的保护与此并不矛盾,因为人不是作为个体存在,而是作为集体的一份子存在,因此只有在领袖所定义的集体利益的框架内才能得到保护。[34]

   基本法之所以保留了个别的基本义务条款,从议会委员会的讨论过程就可见,[35]基本义务虽未成为原则,但是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前提。议会委员会的发言人曼戈尔德(Hermann von Mangold)简明扼要地指出,基本权利构成个人在国家中地位的前提,个人的基本义务也是一样。[36]施密特(Carlo Schmidt)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制宪者们仅仅规范了一些意见一致的义务,这些义务来自于对人的社会属性的民主共识。[37]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中也间接承认了基本义务存在的必要性:基本法中人的形象并非一个孤立的、自主的个人,基本法更多是在个人与集体的紧张关系中来决定个人的社会关联性和社会约束性,否则将损害基本法的内在价值。[38]

   当前,德国学者对基本义务正当性的论证主要基于以下四个理由:

   (1)基本义务是为了国家的存在。代表人物之一是古斯(Christoph Gusy)。根据他的观点,国家的存在先于宪法,国家权力对应个人的义务。因为国家权力要以统治的可能性为基础,而统治要想变得可能就要对第三人提出行为要求并辅之以制裁的威胁,这就是在为受众设定义务。[39]所以,Gusy将服从义务作为国家的理论前提。另一位代表人物是施托贝尔,他认为,国家强力就表现在听任主权机构设定基本义务。[40]与古斯不同,施托贝尔并不认为国家能够设定潜在无限的义务,他认为,自由原则上是无限的,而服从国家原则上是有限的。人在国家中的法律地位是通过权利、义务来确定的,在民主国家,权利、义务是不可分割的,基本义务是为了强调社会因素,基本义务的功能是作为保护自由、生命和财产的前提。

(2)基本义务是来源于社会国原则。巴杜拉(Peter Badura)认为,社会国原则可以被视为基本义务的概括条款。它不仅具有伦理上的意义,而且是对个人式自由主义的否认,它反映了基本自由的社会约束性。[41]施特恩(Klaus Stern)也认为,基本义务是与社会国交织在一起的。[42]但是在后来的《德国国家法》第三卷中,施特恩则回到巴霍夫(Otto Bachof的论证轨道,[43]将基本义务作为团结(Solidarit?t)的最低标准,社会国原则也是由此导出。这种团结义务既非自然法义务或者先于国家的义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ho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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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公号“法学学术前沿”&《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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