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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贯中:对杜润生的最好悼念是完成其未竟之愿

更新时间:2015-10-23 10:25:05
作者: 文贯中 (进入专栏)  

  

   悼念之情与郁闷之感齐来

   看到杜老仙逝的消息,他清秀而智慧的脸庞以及温文尔雅的身影立即浮上笔者脑海,内心深处也随即涌出对他的无限悼念。对他的人格和理念充满敬意的同时,却又感到仿佛有无数块垒在撞击我的肺腑,因之感到莫名的郁闷。照理说,在秋叶渐红,寒意未深的季节,杜老以102岁的高龄驾鹤西去,似乎不应过于伤感。他为之深深担心的,困扰近代中国几百年之久的饥荒,在他大力推动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为农民接受、农业生产力已大幅提高的今天,早已成为遥远的往昔。如此一想,不是应该为他的美梦成真高兴吗?古话说,“雁过留声,人走留名。”杜老一生命运多舛,但到了晚年,能以自己的睿智和练达,左冲右突,合众连横,克服今日难以想象的各种思想和制度阻力,帮助农民实现温饱的梦想,用分田到户取代了人民公社的乌托邦狂想,结束了在非自愿的集体化制度之下农民辛苦一年、常常无以果腹的咄咄怪事。就为成就了这一件好事,在民以天为食的中国,他的名字也是会被子孙万代永远铭记在心的。

   但是,为何自己又会不由自主地感到郁闷呢?仔细想来,可能是因为从我和他的几次接触中,他有帮助农民走得更远的理想。以他对中国农民发自肺腑的深爱和同情,却目睹农民至今未能对自己的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拥有完整的产权,未能有成立农会或农协的自由,因而未能成为完全平等的共和国公民,城乡收入差却不断扩大,会作如何的感想呢?面对上述的尴尬,杜老是否会带着深深的遗憾和未竟之愿离开人世呢?这是我深感郁闷的原因,也是决定赶写这篇悼文的动机。

   从杜门弟子到杜老本人

   说起我和杜老来往的渊源,还要追溯到我和杜老的许多弟子和学生的关系。 上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四人帮虽已粉碎,但环顾神州大地,到处是文革留下的经济凋敝,民生凄苦的景象。千头万绪的棘手问题中,最急迫的是如何挽回人心,重振社稷。而其中最迫切的又是如何复兴经济,改善民生。此刻的农业仍被假大空的大寨模式所笼罩,死气沉沉。在学大寨的鼓噪声中,全国的食品却普遍匮乏。一切凭票供应,似乎不分贫富,一律平等,但毕竟大部分人终日饥肠辘辘。日子之苦,不亚于今日的北朝鲜。难怪陈云感概,“手中无米,鸡都不来”。这句话用来描绘当时中国朝野内外的窘境,可谓一语中的。然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仍是左右人们思维的圭皋。

   知青中的各路英雄此时纷纷返城。虽然是赤手空拳,身无分文,却不仅带回岁月的沧桑,更带回对中国社会底层的观察和深刻反思。本来使涉世不深的学生一听就会热血沸腾,五体投地的说教和神话,此时已失去旧时的魔力。在江湖中闯荡了十来年,滚了一身泥巴,也留下满身伤疤的知青,如果再听到对世界革命和拯救人类的召唤,不但觉得空洞无物,而且觉得伪善而可笑。他们目睹了社会底层的赤裸裸的贫困和不公,以及自己的虚掷光阴,一事无成,太知道急需挽留的应是自己正在迅速逝去的青春;急需解救的应是命运多桀的祖国,以及比自己命运更为惨烈的农民,而不是周边的国家以及更为遥远的大洋彼岸。新观念,新思路,新的救国之道一时成为最新的时尚。本来万马齐喑的京城,此时沉闷空气被一扫而空,为新的符号,新的理论,和新的概念所带来的激动和震撼所代替。几乎一夜之间,躲过文革而幸存下来的中外禁书重新浮出,为人们争相阅读。各色沙龙喷涌而出,热门话题不是对文革惨痛教训的总结,便是对如何走出文革败局的可能途径的探讨。这是一个人人面对文革带来的暴虐和困惑,急着寻求答案和寻找自己的知音和同类的年代。

   这也是历来老人治国的中国社会很少出现的年代,老年人竟然一时失去了话语权。如果他们搬出旧的概念和口号,年轻人就会反唇相讥,说正是听了这种空话和套话,国家才步入可怕的深渊,去地狱走了一圈。既然过去的老经验已经不再管用,老年人也愿意静下心来,放下身段,倾听读了很多禁书,由新的理论和新的概念武装起来的年轻人的心声和诉求。所以,这是一个老年人反而向年轻人征求救国之道的非凡年代。这也是一个社会流动性空前高涨,社会秩序得到重塑的时代。昨天还据庙堂之高,不可一世的人物,顷刻之间被考上手铐脚镣,成为阶下之囚。大学的重新招生在年轻人中不啻为一次全面的洗牌。昨天还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茫茫前途不知何在,一夜之间成了意气风发的大学英才,或成了指点江山的政府高参。

   当时京城的活跃分子,北大高才生何维凌正好是我的近邻,每隔几天就会来我家高谈阔论,并请家父回忆民国往事,听得津津有味。他上达天听,下结江湖,串联于各个沙龙,口若悬瓠。由他推荐,我认识了大名鼎鼎的领袖式人物陈一咨,并应他们的邀请去旁听过一些讨论会。其中的一次在我印象中留下特殊的记忆。那天虽是三九寒冬,讨论会却在一个没有暖气的冷屋中举行。不过,场所的土气和简陋倒与农民和农业在中国的卑微地位十分相称。记得当时名振京城的翁永曦、朱嘉明、黄江南和王岐山四君子中的前三位在会上作了精彩发言,又有与会者的随时发问和评论,讨论会的气氛十分生动、活泼、无拘无束,而又紧紧围绕农业和经济发展的主题。

   我这个旁观者虽然冷得有些索索发抖,却对与会者的救国救民的热诚和执着留下美好的印象。自己在公社插过队,和农民共同生活过好几年,熟知农村的各项弊病和症结。以四君子为代表的发言者能对丑陋的现状不加粉饰,对农民的疾苦不留情面地予以揭示,对救国救民提出真知灼见,使我十分认同,更十分佩服。原来这些与会者就是杜老麾下的农村发展组的骨干。我和其中的好几位后来成为终生朋友,也因此对杜老产生了最初的好奇。文革前和文革中见惯了对青年人不是训斥一通、便是不屑一顾的官员,杜老竟能容纳这群言辞犀利、观点激进的年轻人,敬仰之心油然而生。这些年轻人当时个个觉得已经寻到救国真理,有舍我其谁的气势,却个个对杜老五体投地,使我对杜老产生很多神秘感。虽然感受杜老本人的魅力还要在好几年之后,但既然他的弟子和学生们对他如此赞不绝口,在自己的脑海中便慢慢将杜老想象为一个开明、豁达、求贤似渴、喜欢并懂得和年轻人打交道的长者。

   80年代后期的几次近距离交往

   我于1979年下半年离开北京,去复旦攻读硕士。毕业不久又去芝大,拜在农经大师约翰逊的门下,好几次约翰逊教授和舒尔茨教授向我了解杜老。真正见到杜老本人,并有机会近距离对他有所观察,进而了解他的观点和为人,则要到1980年代的后期。其中一次是他到北美考察农业,路过芝加哥,特地来芝大拜访诺奖得主舒尔茨和约翰逊教授,并受到他们的宴请。我有幸忝陪末座,躬逢其盛。此事可能是1988年或1989年。记得杜老详细询问了美国如何快速从几乎是一个纯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国,又进而成为后工业国的历程。这个过程正好为舒尔茨和他的高足约翰逊两人所熟悉,两人甚至还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曾联手反对国会出于保护农业的良好愿望,一味补助和挽救在竞争中失败的小农户。两位农业大师认为,这种做法反而会延长小农户的悲惨命运,降低农业的整体效率,扩大城乡收入差。他们主张帮助竞争中失败的农户尽快脱离土地和农业,进入制造业和服务业,分享城市繁荣。幸好美国政府基本采纳了他们的观点,虽然推行了某些农业保护,但并没有阻止美国农场的相互兼并,以及随之而来的平均规模的不断扩大。结果,美国既有发达的工业和服务业,又形成有高度竞争力的农业。记得杜老两眼放光,听得津津有味,并与芝大的两位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04年约翰逊教授去世,在留美经济学会与浙江大学合开的年会上,我曾主持了一场悼念约翰逊教授的追思会。想到杜老和约翰逊教授的深厚友谊,尽管知道他年事已高,不便远行,还是向他发出邀请。杜老果真接受邀请,亲临会场,高度赞扬了约翰逊教授的学术贡献和对中国的深厚感情,使听者无不动容。

   还有一次,大概是1987年夏,约翰逊教授路过北京,去山东邹平县农村建立一个观察站,准备长期跟踪包产到户后当地农村的各种变化,以考察这项制度对农业和农村的长期绩效。我当时正在国内收集博士论文所需的资料,林毅夫则已正式回到国内,在王岐山的大力动员下出任农村发展所的副所长。杜老在人民大会堂北门进去的一个小宴会厅宴请约翰逊教授,让毅夫和我做陪,兼做翻译。我觉得杜老温文尔雅,态度诚恳而慈祥,思路清晰,观点鲜明,话音十分委婉,用词更经过仔细斟酌,使听者十分受用。他同芝大来的、以思维敏捷、话锋犀利著称的这位大学者对话,显得从容不迫,不慌不忙,不卑不亢。现在想来,他的这种儒雅的风度不仅仅反映了他的长期修养,也为他的渊博知识和深思熟虑所支撑。记得约翰逊教授和他交谈中,提到了当时国内的热点话题,即现行土地制度无法回避的临时性和短效性问题。包产到户相对人民公社固然是一大进步,不然全国的食品供应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改善,但是,中国面临急速到来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这种包产到户的临时性制度根本无法适应由此而来的巨大的社会变动。约翰逊教授对此十分忧虑,认为中国应该未雨绸谬,优先推动土地制度的改革。杜老对此虽然没有直接的回应,但我隐隐感到,他对土地制度改革的市场导向似乎已有自己的腹案。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时在他领导下的中央农研室已经专门成立了一个试验区办公室,在全国统筹设立几个农田制度试验区。记得其中有贵州遵义的湄潭县、山东的平度和江苏的同里等处,实验不同的农田制度的优劣。1987年我除了陪约翰逊教授去邹县蹲点外,又得到杜老的弟子、当时的试验区办公室主任卢迈的热情接待。他亲自陪同我去苏南一些实验区考察。因为乡镇企业发达,当地农民大多进了企业打工,所以正在实验的是农业大户或农业车间的制度。记得遇到一位颇为机巧、伶俐的农业大户。询问之下,才知道他并非通过在土地市场的自由竞争而胜出,而是被当地的乡镇领导相中,指定成为大户,并获得乡镇企业的重点扶植(补贴)。我趁陪同的干部走开的间隙,私下悄悄问他,有什么长期打算?他倒很干脆地说:“地不是我的,走着看吧,也许打一枪就走。”他的话引起我的深思,并事后告诉了卢迈,相信他也会转告杜老。

   我当时在想,没有土地所有权的所谓农业大户,也许冲着乡镇企业的补贴,也许冲着有乡镇领导做后台,会按他们的设想搞几年农业规模经营。但是,哪天乡镇领导基于某种理由不再支持了,或者乡镇企业倒闭了,或原来进厂务工的农民因为某种原因突然回来了,要求讨回自己承包的土地的时候,则不管这个大户已发展到多大的规模,效率有多高,顷刻之间不就可以不留痕迹地被雨打风吹去?这种农田制度会有稳定的前途吗?写到这里,不由想到最近不少地方又在搞政府主导的土地流转,却造成很多农业大户的破产,心中不禁充满忧愁。

   话说1988年我再次回到国内,继续收集博士论文所需的资料。除了接受周其仁和刘守英的邀请,跟着他们去贵州湄潭实验区蹲点半月外,还糊里糊涂地跟着他们去遵义出席由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农业会议。到了遵义,安顿下来之后,又被临时指定在大会做正式发言,我推也推不掉。记得会议主要组织者之一朱厚泽还特地来到我的旅馆房间,同我简单交谈,鼓励我一定要畅所欲言。由于是面对国内顶尖的农业专家和农业决策者做发言,不敢怠慢,连夜赶出发言稿,将我平时的思考和在芝大学习的心得向大会作了汇报。记得除了介绍美国如何快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外,特别推荐通过土地私有和土地市场上的竞争,加速土地向种地能手集中,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向城市转移,以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缩小城乡收入差别。我并明确反对由政府人为扶植大农场的所谓农业现代化的道路。这篇发言修改后发在1988年的《科技导报》上,算是自己的土地私有观点在国内的正式亮相。

后来知道,其实杜老也全程参加了这次会议。现在猜想,我和其仁及守英在湄潭长达半月的蹲点和讨论,也许杜老也风闻了,并知道了我的观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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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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