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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乐:契诃夫的启蒙观

更新时间:2015-10-20 22:28:36
作者: 徐乐  

   一

   源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启蒙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思想界对自然、历史、社会、政治、宗教的整体看法。随着科学革命带来的一系列伟大发现,更重要的是一种奠基于观察和实验之上的理性的科学方法的制定,使得人类在18世纪时对于“无限知识这一目标唾手可得”[1]充满信心。到19世纪下半叶,作为启蒙运动高举科学和理性旗帜的后果,唯物主义、实证主义、功利主义、进化论思潮在俄国流行开来,深刻影响了当时大多数俄国读书人的思想。在自然科学方法的强大推动下,知识分子立足于研究现实,拒绝对世界的先验判断,坚持客观地看待生活,这些新的思考问题的态度,毫无疑问促进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发展。可以说,启蒙精神在当时的条件下仍然切合俄国的时代要求,广泛渗透进文学家们的世界观和创作实践。固然在19世纪末启蒙哲学的一些具体内容和基本概念已经遭遇到一些挫折,但由它所激发的人对教条和迷信的怀疑、对人自身潜力的自由发展的追求、对历史规律的乐观主义信念,仍然是当时的“俄罗斯灵魂刻不容缓的需要”[2]。作为启蒙进步思想的受益者,契诃夫以自己的感悟和阐释延续着这一思想进程。

   在19世纪末的俄国,与科学盛行并存的是宗教思想的复兴,而后者的意识中已经受到了自然科学观念的入侵。在契诃夫图书馆里保存着大司祭Н.谢尔吉耶夫斯基的一本重要著作,其中谈到各门科学的迅猛发展,迫使人们以新的方式看待奇迹和权威:“我们时代的宗教对立物(科学——笔者注)立于其上的总体基础,是否定奇迹。……在这种观点看来,它(基督教——笔者注)不是神的事业和因此永恒的事业,而仅仅是人类历史生活中的自然—历史现象,因此也是暂时的现象。”[3]受过科学教育的人不能不坚持,一切都应该接受理性的检验。20世纪初,法国天文学家弗拉马利翁的著作被译成俄语,在俄国知识界风行一时,在书中这位科学家断言:“在一切情况下,有一点可以确定:我们所能够观察到和进行研究的一切,全都是自然的。人们经常把所有稀奇的、非同寻常的、无法解释的东西称为超自然的。更准确地说,这是未经研究的、尚未知道的东西。”[4]在此精神的鼓舞下,俄国思想界试图用对基督教的历史和科学的理解来代替对奇迹的教义式解答,而契诃夫无疑支持这一思想倾向,在晚期的一封信中他直接拒绝参与以梅列日科夫斯基为代表的新宗教探索运动:“不管人们怎么说,也不管办了一些什么样的哲学宗教团体,可是关于我们社会里受过教育的那部分人,可以说他们已经离开了宗教,而且越离越远了。……当今的文化是一种为了伟大的未来而进行的工作的开始,这种工作也许还要持续几万年,为的是人类至少在遥远的将来会认识到真正的上帝的真理,也就是无须猜测,无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去寻找,而是认识得清清楚楚,如同认识二乘二等于四一样。当今的文化是一种工作的开始,而我们所说的宗教运动却是一种残余,几乎是一种已经过时或者正在过时的东西的尾巴。”[5]506-507

   俄国学界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出现了“契诃夫和科学”主题论著,比较有代表性的是В. Т. 罗曼年科,他认为契诃夫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和自觉的唯物主义者,能够克服“自然—历史唯物主义的狭隘框架”,也就是“哲学—不自觉的唯物主义”[6]。

   然而,单从唯物主义角度远远无法解释契诃夫和以他为代表的那一代知识分子思想之复杂。事实上,契诃夫虽然拥护唯物主义的探索,却绝不能说他完全否定了人类意识中信仰的精神力量。在他的笔记本里有一段十分有趣的话,值得反复玩味:“在‘有上帝’和‘没有上帝’之间有整整一个广阔的地域,真正的智者艰难地在其间穿行。可是俄国人只知道这两个极端当中的一个,而对两者之间的中段不感兴趣,所以他照例什么也不知道,或者知道得很少。”[7]

   因此笔者认为,与其谈论作为“无神论者”的契诃夫所掌握的唯物主义和科学知识,不如深入挖掘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进步思想界对启蒙精神的继承,以及契诃夫创作与俄国现实的启蒙任务的联系。须知启蒙思想家们原初也并非要推翻上帝的存在,而是以批判和独立的态度来检视教会的历史,主张理性与信仰的相互支持,争取宗教宽容和自由,摈弃基督教中的迷信、无知、残忍、荒谬的因素,这些都符合契诃夫的价值立场,在笔记本里他写道,“信仰是人的高级精神能力”。

  

   二

   在契诃夫的早期幽默小说里,对市侩的庸俗行为和猥琐心理的嘲笑取得了无往不胜的力量。但年轻作家的幽默笔法,与前辈作家果戈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格•乌斯宾斯基的讽刺艺术截然不同——这里没有痛心疾首的劝谕,没有声色俱厉的言辞,没有金刚怒目的斥责,没有慷慨激昂的揭露,甚至缺乏确定的社会—政治纲领,有的只是轻松愉快的讲述、一针见血的直率、无忧无虑的笑声和对自己才华、灵感、智慧、力量的信心,反映了作家在青春年代所焕发的健全理智和活跃的生命力。这样的幽默是“自给自足的,没有特别针对什么,因此是不得罪人的”[8]。当然在讽刺力度上弱于文学前辈,但却在俄国幽默故事体裁上独树一帜,开辟了另一片广阔的空间,展现出契诃夫幽默天才的璀璨光辉。当契诃夫《形形色色的故事》甫一问世,俄国著名的民主主义作家柯罗连科就对其中表现出来的“幽默,欢乐,往往是真正的机智,非凡的简练以及描绘的才能”大加赞赏,由衷希望“那些心中生来蕴藏着笑的能量的人,能够在自己身上和周围环境中发掘出足够的力量,以更加有力的笑来战胜俄罗斯生活中深深的哀愁”[9]。20世纪俄国文论家别尔德尼科夫认为,契诃夫之所有对现实怀有这种清新自然的乐观主义态度,是因为他“坚定不移地相信科学知识的力量、人类智慧的威力,因此也相信人。这样他就作为俄国启蒙主义思想和传统的继承者步入了文学界”[10]。也就是说,契诃夫相信,人天生赋有认识世界、明辨是非、去恶向善的理性能力,因此现实的合理秩序和道德准则是人人皆明、众所周知的,而他笔下那些小人物的卑微心理和猥琐行为,都可以用愚蠢、怯懦因而不敢实施甚至思考理性赋予他们的现实规律和道德理想来解释。因此,契诃夫的任务就在于赤裸裸地展示庸俗习气的违背常理,鼓励每个人都能够摆脱不合理的外在权威和习俗偏见,唤醒人的尊严和理性精神。用康德对启蒙运动的定义来说,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这种不成熟状态并非由于缺乏天赋理智,而在于“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因此启蒙的第一要义便是“敢于认识”和“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11]22。

   这里仅举契诃夫写于1883年的早期名篇《一个文官的死》为例。小官员切尔维亚科夫(俄文意思是“蛆”)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喷嚏,不小心把唾沫喷在一位将军的身上,为此他彻夜难安,不断地寻找机会向那位将军道歉,最后居然惊吓至死。这个故事仿佛安排了一个经典文学中司空见惯的冲突模式——小人物被大人物欺压,同情自然是在小人物一方。但契诃夫却把嘲笑毫不留情地指向了“弱者”,强调将军实际上并没有整治小官员。而最终导致小官员死亡的原因在于对方是个“将军,可是竟然不懂”我们这些小人物对于大人物的“敬意”——这才是小官员最无法理解和无法接受的,因为它直接违背了小官员给自己制定的官场规矩。嘲笑传统中的“小人物”,而且是一个死掉的可怜人,这几乎有一种亵渎的味道,但契诃夫的用意绝非故意亵渎传统,他是在嘲笑扭曲的人性,嘲笑趋炎附势的奴性,嘲笑那荒谬至极的官场原则——为这样外在的原则而担忧、激动、死亡,更是毫无意义的事。后来在1886年契诃夫写信给哥哥建议说:“你做做好事,把你那些受压迫的十四品文官丢开吧!难道你用鼻子嗅不出来这种题材已经过时,现在只能惹人打哈欠了吗?……那些被驱逐的特约记者现在应该连同那些受压迫的十四品文官一齐束之高阁才是!目前,更切合实际的倒是描写那些十四品文官闹得他们的长官大人活不下去……”[12]112-114

   康德在论启蒙的文章中继续说:“任何一个个人要从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天性的那种不成熟状态之中奋斗出来,都是很艰难的。他甚至于已经爱好它了,并且确实暂时还不能运用他自己的理智……只有很少数的人才能通过自己精神的奋斗而摆脱不成熟的状态,并且从而迈出切实的步伐来。”[11]23契诃夫在许多幽默小说(《合二而一》《胜利者的胜利》《胖子和瘦子》《变色龙》《上尉的军服》《普利希别耶夫军士》等等)中描写了软弱的人对“不成熟状态的”“爱好”,这种对奴性的自觉遵守,和人的天性相互抵触,最终在契诃夫笔下出现了一系列“双重人格”,真实地表现了人丧失自由和理性后落入内在的奴役状态,和作家对崇高的道德理想的追求。契诃夫在书信中说过,若是能描写一个青年人“怎样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点一滴地挤出去,怎样有一天早晨醒来,觉得自己血管里流着的已经不是奴隶的血,而是真正的人的血了”[12]500,这将是何等美妙的一件事!

   三

   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们从17世纪的物理学和数学的巨大发现中受益良多。他们认为,虽然人类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发现了支配宇宙运转的明确规律,但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仍处于蒙昧之中,充斥着混乱的思想和语言。这种情况让启蒙思想家们觉得难以忍受,因为如果不能描绘出与自然科学同样清晰的关于人类心灵的知识图谱,就不可能确定各种认识的确定来源及其普遍有效性。关于自然的科学已经创立,而关于精神的科学也必须与之保持同一。休谟说:“由于关于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惟一坚实的基础,所以,我们能赋予这门科学本身的唯一坚实的基础必须基于经验和观察。”[1]9于是哲学的目标是被改造成一种自然科学,与一切真正的科学一样,必须从经验和观察开始。

   众所周知,契诃夫是莫斯科大学医学系的毕业生,他接受的专业医学教育和后来从事的医生职业,对他的文学创作(包括他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客观主义的描写手法、冷静的洞察力等等)影响深远。这一点作家自己也坦然承认:“我不怀疑我的医学工作对我的文学活动有着重大的影响;它大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知识,这种知识的真正价值只有作家本人兼做医生的人才能领会。医学工作还有指导作用,大概多亏接近医学,我才得以避免许多错误。我由于熟悉自然科学,熟悉科学方法而变得始终存有戒心,凡是可能的地方我总是极力按照科学根据考虑事情,凡是不可能的地方我就宁可一点也不写。”[5]252-253另外,在他之前俄国文学中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作品中能够从专业的医学角度描写主人公的病症和病程。包括伟大的同时代人托尔斯泰,按照契诃夫公允的批评,居然也会“大胆”地“谈论他不懂的而且由于固执也不想弄懂的事情”[13]。在契诃夫的艺术世界里,没有超自然的奇迹,一切都可以得到合理地解释。当他读到诗人阿姆菲捷阿特罗夫的叙事诗《恶魔》时,对其中的神秘主义元素十分不满,开玩笑说:“人应当写人的真理……如果自然界里存在鬼,那么就让鬼去写鬼好了。”[14]

   在1889年契诃夫写给苏沃林谈法国作家布尔热的信中,作家对科学和唯物主义立场做了最有力的辩护:“唯物主义流派不是一个学派,也不是在报章的狭隘意义上的一个流派;它是必不可少的,不能避免的,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凡是在地球上生存着的东西必然是唯物的。……高级的生物,有思想的人,也必然是唯物主义者。他们在物质里寻求真理,因为他们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感觉到的,只有物质。他们必然只能在用得上显微镜、探针、刀子……的地方去寻求真理。禁止人们具有唯物主义思想无异于禁止寻求真理。在物质之外既没有经验,也没有知识,因而也就没有真理。”[12]544

契诃夫并非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理解“唯物主义”,而是把它当作19世纪引起普遍反响的时代精神——客观地研究生活现象,拒绝对生活做抽象教条的刻板说教。这种时代精神依然是启蒙哲学的精神遗产,鼓舞着哲学、科学和文学走上全新的方向,掌握了一种全新的科学思维方式——分析而非演绎的方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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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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