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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是非功过

——兼评贺雪峰的《城市化的中国道路》

更新时间:2015-10-12 09:35:45
作者: 张曙光(天则) (进入专栏)  
为了实现现代化,农村和农民应该做出牺牲,以维护大局的稳定,也需要不断从农村抽血,并把污染扩散到农村。这也是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我们要请教贺教授,这样的城乡职能分工合理吗?

   五、什么是中国式小农经济?中国传统小农经济是中国现代化的驱动力吗?

   首先是概念问题。贺教授说,“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实质上成为了中国现代化基础性的驱动力”,又说,“‘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是中国式小农经济的核心结构,这一结构具有重要功能,是理解中国奇迹和中国模式的一个关键”。这里有两个小农经济概念,严格地说,“中国传统小农经济”是指解放前那种以自耕农为主的农村经济形态,而《道路》中的“中国式小农经济”是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的经济形态。贺教授把两个概念搞混了,而且其界定也不严格。农民务工活动外在于农民家庭,把进城务工也作为小农经济的内涵是不太恰当的,它在各个方面都不同于当年的家庭工(副)业。如果务工收入超过务农收入,这种概念就更不恰当。

   其次,“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就是一家两制,分处城乡两地。这是现代中国农民家庭生活普遍的典型形态。用《道路》的话来说,就是在农民家庭中,“年轻子女外出务工,年老父母在家务农,一个农民家庭就因此可以同时获得务工和务农的两笔收入。务农收入可以解决农民家庭的温饱问题,务工收入可以作为现金储蓄起来”,“当前大约有80%的农民家庭年轻子女外出务工以获取务工收入,年龄比较大的父母留在家务农以获取务农收入的结构。一个农民家庭,因为同时有务工和务农两笔收入,这个农民家庭的劳动力再生产就可以完成得比较顺利,家庭生活质量比较高,生活得比较体面”。除了经济收入以外,这种形态还保留了多少家庭的功能和作用。夫妻分居,父母与子女长期分离,家庭相聚在春节时分。这样的家庭生活质量高吗,生活得体面吗?看着那些望眼欲穿、盼望儿女归来的无奈眼神,面对那些想念父母而又难以言表的幼小心灵,怎么能说是高质量的体面的家庭生活呢?这难道不是农民的牺牲,而是农民的幸福吗?难道农民不是我们现代化的目的,而只是实现现代化的工具吗?

   再次,“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庭结构,从工资和社保等方面,降低了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也为危机时期裁减农民工创造了条件,的确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稳定,起到了某种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但这是以牺牲几代农民为代价的,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到了调整和改变的时候了,推进城市化和校正城市化的扭曲,正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然而,贺教授却要继续坚持这样做。他说,“未来三十年是中国能否顺利由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的关键三十年,这三十年,若中国式小农经济仍能保持稳定,就为整个中国发展的稳定提供了最为可靠的基础结构。这真是中国之大幸”。我们不知道,如果三十年后的农村仍然处在这种结构状态之中,中国社会将是个什么样子?

   最后,一方面,贺教授大力主张保持和稳定“‘中坚农民+老人农业’的结构”,他说,“中国式小农经济还有一个适应性结构,这就是由农民自发流转土地所形成的‘中农’。‘中农’一词也许可以称为‘中坚农民’”,“‘中坚农民+老人农业’的结构,就形成了一个相当稳定的且有效率的结构”,另一方面又反对资本下乡,反对发展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认为2013年1号文件是“中央要通过扶植‘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来打垮当前构成中国式小农经济主体的老人农业和中农”。且不说这种“中坚农民”还能不能构成小农经济的一部分,因为这部分农民的生产经营主要不是自给,而是商品化的农业,单就把这两种农业经营方式对立起来本身就是荒谬的,这说明贺教授究竟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

   六、返乡是农民的基本人权吗?农村是牧歌式的世外桃源吗?

   贺教授大讲保护农民的人权,但农民人权的缺失究竟在什么地方似乎并不清楚。他写道,“所谓权利,首先是选择权,保留农民进城还是返乡的选择权利,是给农民最基本的人权”,“当前中国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可以在进城和返乡之间自由选择,有机会就进城,进城失败还可以返乡。这对于农民才是人道的,也正因为如此,返乡的权利是农民这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基本的人权”。不错,选择权就是自由权利,退出权是自由的最后保障,但选择背后的制度结构是什么,即农民是在怎样的制度安排下进行选择,这才是关键。既然是选择,就至少有两种可能和选项,就这里讨论的问题,就是进城和回乡。在进城的自由受到种种制度限制的情况下,不去争取农民进城的权利,而是认为这种权利已经取得,只是把返乡看作是农民的基本人权,似乎是在为农民争权,实际是要农民认命。城市化的主要问题不是要保护农民的返乡权利,而是如何主张和实现农民的进城权利。

   为了支持和保护农民返乡的权利,贺教授为我们描述了一幅美丽的农村画面,简直是牧歌式的世外桃源。他说,青壮年在外打工,“年老父母在家务农,年幼孙子与爷爷奶奶在农村生活,开支低,消费少,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奇怪,与大自然亲密接触,要以与父母长期分离为代价。外出务工农民年纪大一些,“借助于父母仍然从事的老人农业通道,最终顺利地返回到农村和农业中,回到魂牵梦绕又恨又爱的家乡”,“村庄熟人社会是一个可以提供互惠的空间,是一个充满了意义的空间,是一个生产价值的空间。在村庄中有着祖祖辈辈以来的归属感,有着自己人的熟悉感,有着自己村庄的安全感,有着成功失败的荣誉感。家乡的村庄,是一个可以欣赏到城里没有的自然风光(小桥流水人家),可以获得收入(虽然收入不高,消费也低),可以轻松找到帮助(互助、互惠),具有安全感,可以有大量闲暇和自由支配的时间”。多么美好!如果农村是这么美好,为什么要进城打工呢?在城里耗尽了青壮年时代的心血和精力,无奈之下到老时回到家乡,笔者不知道回乡的农民工是否会有这样的感受?如果贺教授处在一个农民工的地位,是否会有这样的感想?

   七、限制资本下乡是保护农民吗?土地规模流转,农业产业化经营不应和不能发展吗?

   《道路》在赞美小农经济的同时,反对资本下乡,反对土地规模流转,反对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在贺教授看来,后者的发展都会改变当前小农经济占主导的农业经营格局。所以,贺教授不仅认为,“限制资本下乡、限制城市人到农村买房的政策,就是保护农民的政策”,而且借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涉农条款之际,极力阐述自己保护小农经济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他把《决定》中的涉农条款分为4条,逐条加以辩驳。

   第1条“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他认为,大户经营、家庭农场包括在小农经营的方式中,集体经营的比重在快速下降,真正以农民为主体的合作经营数量很少,企业经营是指企业到农村直接经营种养业,工商资本在农业中的位置被强化了。“‘推进’的含义就是要通过国家政策乃至资金支持改变当前小农经营占绝对主导的农业经营格局”。并认为这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第2条“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现在,随着土地流转的发展,承包权和经营权已经分离,承包权作为物权可以抵押、担保,而经营权作为使用权可以流转,但不能抵押担保。对此,文件没有区分是有不足,贺教授笼统地加以反对,也不恰当,但有助于我们把问题讲清楚。不过,他认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失败案例极多,让作为基本保障的农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入股到风险极大的产业化经营,要慎重”。

   第3条“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贺教授认为,这是“对单家独户小规模的小农经营不满意,对农民自发进行的承包经营权流转不满意,而要通过国家支持形成规模经营”,是“国家下决心要通过支持规模经营来消灭小农,瓦解中农”,用“庞大的‘老弱病残+经营大户’的结构”代替“‘老人农业+中农’的结构”。

   第4条“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产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方式”。他认为,“‘鼓励和引导’不同于‘允许’”,鼓励是“政府支持资本打败小农来分享不多的农业GDP”。

   在传统观念中,经营农业的只能是农民,农民也只能经营农业,其他人经营农业都是多管闲事。因此,工商资本下乡和涉农企业经营农业是不务正业。这也成为城乡分割的一个依据。现实情况是,无论是技术水平和资本积累,还是经营方式和企业家才能,农业和农村都是落后和缺乏的,反对和限制资本下乡和企业经营农业,无异于让农业永远处在传统的、原始的落后状态。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一大突破和前进,就是改变了过去不提倡涉农企业经营农业,不允许资本到农村发展的限制。这对于打破城乡分割,推动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贺教授的上述言论反对和阻止这种前进,他认为,中国的农业只能小农经营,其他经营方式都是对小农经营的侵犯,都在限制和取缔之列。这就站在了中国现代化的对立面。

   八、土地财政是怎么搞起来的?还要不要和能不能继续发展?

   贺教授极力褒扬“土地财政”,不仅认为它符合和体现了中国土地制度的宪法秩序,而且是中国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是中国城市像欧美的秘密,同时批评了学界、媒体和政策部门对土地财政的非议。对此也有进一步讨论之必要。

   首先,1982年《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是国家的,农村和郊区的土地是集体的。这不仅规定了两类土地的不同产权主体,而且划定了城乡土地的界限,只是由于我们缺乏法治的观念,再加上管理的粗放,字面上讲了,实际上并没有明确地划定城乡土地的界限,事实上两类土地产权主体的地位也是不平等的。《土地管理法》是下位法,被贺教授看作是土地财政合理合法依据的第43条,就是限制集体土地产权权能的违宪规定。这合理吗,合宪吗?这不是侵犯农民权益又是什么?

   其次,孙中山曾经提出了“地利共享”和“涨价归公”的理念,确有一定道理,贺教授指出把归公的地利用作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确是一种地利共享的正确做法。除此而外,难道不应当为农民进城落地融资吗?涨价归公的“公”是哪个公,政府的公,还是集体的公?归政府的部分可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归集体的公可以用于解决农民的进城问题。事实上,并没有完全做到涨价归公。

   再次。土地财政无法律依据,是现行财政体制弊端的集中反映。要知道,仅仅根据《土地管理法》就实行土地财政是不符合税权法定和预算公开的要求的,哪一个法律规定了土地出让金的征收、使用和管理办法,征收了多少,如何支出,有报告吗,有审议吗?现在国家税收已经达20万亿元,但中央和地方的分配不合理,中央拿走了大部分,而地方管理的事务又比较多,入不敷出,再加上官员的GDP考核,于是就千方百计圈地卖地,以至土地收入占了地方财政的相当大部分,形成了“土地财政”,土地价格越来越高,以至营商成本和城市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使农民工无法在城市落地。由于土地财政是黑箱财政,除搞了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以外,也有被少数官员贪污挥霍的。现在,由于征地受到限制,不少地方债台高筑,但贺教授认为,全国960万平方公里,可卖的土地有的是,土地财政不仅大有前途,而且可以持续。我们不知道,贺教授要把这种扭曲的制度维护到什么时候。

   解决土地财政的唯一道路是,按照财权和事权对等的原则,改革现行中央财政过分集权的体制,使地方成为一级独立财政,有自己独立的设税权和发债权,以满足地方提供公共产品的需要。

   九、中国城市没有贫民窟吗?城中村是不是中国式的贫民窟?

《道路》全部立论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中国的城市像欧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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