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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昌华:蒋廷黻政治体制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更新时间:2015-10-11 13:13:26
作者: 万昌华 (进入专栏)  

  

   晚清至民国期间我国欧美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不少,但是,他们中对自己国家传统专制政治痼疾有清醒认识,并能对之提出正确改造方案和力争实施者,则不多。本人若干年来通过对有关人物的研究发现,在此方面出类拔萃者,除了笔者已有专文介绍过的胡适先生之外,其次就是蒋廷黻。

   历史学家、政论家兼国民政府高级官员的蒋廷黻与胡适一样,也是早年即去美国留学。蒋廷黻也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回国之后,曾在北中国京津地区的高校里做文科教授。也是与胡适一样,出任过中华民国政府的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并且,二人在政治理念上也相同,在具体履历上也多有重合与雷同。比如,二人的政治理念都是自由主义,都曾在美国东部名校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上世纪三十年代,二人作为同仁又一起在北京编辑过知名政治刊物《独立评论》周刊。

   但是,蒋廷黻政治主张上与胡适也有不同之处,比如在宪政体制确立的途径上。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胡适主张和平立国、联邦立国、自由立国,蒋廷黻则主张学习德意志与意大利,实施武力统一与一段时间内的开明专制。下面,我们就在扼要介绍蒋廷黻生平的基础上,对蒋廷黻的政治体制思想及其成因,作一考察。同时,也分析一下蒋廷黻与胡适建国主张不同的主客观原因,及其蒋政治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 蒋廷黻生平概述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12月7日,蒋廷黻出生于今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县廉桥镇褚塘村的一个农商兼营家庭。1965年10月9日,因病逝于美国纽约。

   从祖父起,蒋廷黻家里就除了有一定的地亩之外,还在离家200公里以外省城长沙以北的望城县靖港古镇,开了一家经营铁器的店铺。祖父去世之后,其的父辈三人各分得土地三亩,靖港铁器店则三兄弟各占一份。

   蒋廷黻的父亲有经营头脑,晚年做过靖港商会的会长,但对蒋早年人生历程影响更大的是其二伯父。二伯父决心要他努力读书求取功名。4岁即发蒙,由私人教师教读。6岁起入私塾接受旧式教育。1905年清政府停止了科举取士,二伯父便决定让他进新式学堂。1906年初,11岁的蒋廷黻便到长沙明德小学读书。一学期后,又被二伯父安排到美国长老会在湘潭办的益智学堂学习,开始接触新学与学习英文。1911年,因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益智学堂停办,辍学。在益智学堂学习的后期,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

   蒋在教会学校学习时正好是清政府腐败、飘摇,新的思想与社会运动得以在全国传播与开展的时期。其间,湖南的立宪请愿运动、收回利权、派遣留学等,都开展得轰轰烈烈。在此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之下,蒋也有了出国留学的想法。1912年,在益智学堂校长太太、其英文与历史老师林格尔夫人帮助下,他得以自费赴美留学。

   到美国后因为带的钱不多,蒋廷黻便进了密苏里州派克学堂(Park Academy,Parkville ,Missouri)、一所半工半读的中学读中学。1913年获得湖南省官费后,他把哥哥也弄去了,兄弟俩一起继续在派克学堂半工半读。

   半工半读学习不仅使青年时期的蒋廷黻锻炼了意志和强壮了身体,而且使初到美国的他,对美国人民在他大病时所给予的关怀终生不忘。其女儿蒋寿仁后来回忆说:“我在纽约读大学时,父亲常回忆他在美国读书的情形。他初到美国,在一个小城的中学半工半读,一切没上轨道,就生了一场大病。那时候,他英文会话还有困难,又没有钱,是小城的社会力量照顾了他,因此父亲很看重他们,这也是父亲在青少年时代对基督教教义发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1]

   1914年,蒋廷黻进入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 (Oberlin College, Oberlin,Ohio)攻读学士学位。他在这里主修历史,同时也选读了一些自然科学课程。国内的军阀纷争与混战,是蒋廷黻学习历史的主要外在诱因。他希望通过历史课的学习,获得将来在中国从事政治工作的知识和经验。蒋廷黻当时在课外,阅读了许多德国史和意大利史的著作,对俾斯麦、加富尔、马志尼、加里波第等为国家统一事业作出了贡献的德、意政治家们,由衷地景仰。[2]

   蒋廷黻1918年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毕业之后即应基督教青年会的征召到了法国,去为那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华工服务。1919年夏季,蒋廷黻从巴黎重返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

   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之初,他一开始进的是新闻学院,想法是将来能做个左右中国政坛的新闻界大亨。但不久,觉得要左右政坛必须懂得政治,便进政治研究所改修政治学。最后,因为觉得政治学只是理论而非实际,他还是回归了大学本科时期的本行历史,理由是“欲想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只有从历史方面下手”。[3] 西利爵士(Sir John Seeley)有名联曰:“没有政治学的历史不结果实,没有历史的政治学站不稳脚根。”英国著名思想家柏克对此联很是看重。[4] 看来,年轻时期的蒋廷黻也已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蒋廷黻师从的是著名政治社会史教授卡尔顿·海斯。海斯是美国新史学倡导者詹姆斯·鲁滨逊的弟子,而哥伦比亚大学则是美国新史学的策源地。鲁滨逊在哥大执教时间长达25年,其弟子或再传弟子在二十上半叶遍布美国各大学,其中许多是当时美国史学界的知名人物。该学派的思想基础是实证主义,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实用价值,认为历史的功能在于了解过去、服务现在、推测未来,历史著作要注意历史教育的普及,力求既内容丰富又明白晓畅,以达到历史研究所产生的最大效应。

   海斯当时在哥大主讲《欧洲近代政治社会史》并致力于“族国主义”的研究。海斯在教授《欧洲近代政治社会史》时强调工业革命对欧洲社会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同时赞同国家干预,认为当年德国俾斯麦政府干预社会的国家主义做法,以及后来英国自由党领袖劳合·乔治的福利社会主张,均顺应时代潮流。所谓族国主义,是关于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理论。美国“新史学”史学家当时重点探讨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采用什么方法争取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独立后又用什么方法来治理,以及民族独立对世界原有政治格局产生的影响等。对于老师的上述思想与研究,蒋廷黻后来在与胡适辩论中国统一问题和撰写《中国近代史》一书时,有吸收。

   蒋廷黻1923年于哥大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即回国出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在南开前后六年,他本着重视史学社会功能与实用价值的理念,主持开设了《西洋通史》、《一百五十年来之欧洲》、《英吉利通史》、《美利坚合众国通史》、《近世欧洲经济史》、《欧洲列强扩充他洲史》、《欧洲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史》、《欧洲外交史》、《中国外交史》等课程,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

   1929年,蒋廷黻又应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的聘请,出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当时的清华大学历史系,老教授大多是断代史或者某一古籍的专家,他们对版本或训诂可以有很多真知灼见,但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和趋势则没有多少识见。蒋廷黻认为这是“治史书而非治历史”,是一种落伍的研究方法,不能再继续下去。[5] 为此,他在尊重老学者的同时,引进一批年轻教授,给他们两三年的时间准备开一门新课,提供参考书和配备助理人员。

   在他的努力下,清华大学历史系有通识的新派教授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比如,当时由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的雷海宗主讲《中国通史》与《中国古代史》课程。雷海宗在史观上是文化历史主义、斯宾格勒循环论的信奉者,注重对历史事件规律的探讨。雷不但讲授中国通史,同时也精通西洋史,曾著或编著有《西洋通史》、《西洋通史选读》等书。1935年12月蒋廷黻离开清华出任国民政府官员后,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由其接任。

   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蒋廷黻还曾与胡适等人发起,于1932年5月开始编辑出版《独立评论》周刊。刊物主张用公心、事实和负责的态度平等讨论时政及其相关问题。

   作为早年留学美国时所形成“治史襄治”理念的具体实践,蒋廷黻于1935年年底起应南京国民政府之召,出任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直至退休。期间的大致履职经历是,1935年12月至1936年10月任行政院政务处长;1936年10月至1938年1月出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1938年5月至1944年12月再任行政院政务处长;1944年12月至1947年9月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1947年9月至1961年任国民政府常驻联合国代表;1961年至1965年5月,任台湾驻美国大使。

   1965年5月退休之后,蒋廷黻暂居纽约。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口述其回忆录。计划结束该项工作后返台湾中央研究院,重拾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可惜口述回忆录仅完成约三分之二,即于当年10月病逝于此。

  

   二、蒋廷黻对中国传统政治的批判

  

   虽然在建国途径上与胡适有分歧,主张武力统一与开明专制,但蒋廷黻国家政治体制思想的主旨,却与以前我们论及的胡适的政治体制思想相同,是自由主义的。蒋廷黻的该方面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中对中国传统制度的批判;他一贯的多党制前提下的建党主张;他仿效英国实行议会民主的主张,以及他对国民党要人的批评上。

   翻看1938年春夏之交其在汉口赋闲时所著《中国近代史》一书,给人的明显感受是,蒋廷黻作为一名基督徒,有着宗教般的坚定信仰与炽烈热情,渴望中华民族学习世界先进文化,实现近代化。他在《总论》中指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个好例子。日本的原有土地不过中国的一个省,原有的文化几乎全部是隋唐以来自中国学去的。近四十余年以来,日本居然能在国际上作一个头等的国家,就是因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6]

   需要指出的是,蒋廷黻这里讲的近代化,其中就包括了中国必须实现政治体制近代化的要义。

   蒋廷黻该书中的如下一段话,最能反映其该思想。他说,1876年郭嵩焘被清政府作为公使派驻英国,“他在西欧的时候,他努力研究西洋的政治、经济、社会,他觉得不但西洋的轮船枪炮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都值得学习。他发表了他的日记,送给朋友们看。他常写信给李鸿章,报告日本派到西洋的留学生不限于机械一门,学政治、经济的都有。他劝李鸿章扩大留学范围。他的这些超时代的议论,引起了全国士大夫的谩骂。他们说郭嵩焘是个汉奸,‘有二心于英国’……继郭嵩焘作驻英法公使的是曾纪泽。他在外国五年多,略识英语。他的才能眼光与郭嵩焘等。因为他运用外交,从俄国收回伊犁,他是国际有名的外交家。他回国的时候抱定志向要推进全民族的近代化。却是他也遭时人的反对,找不着机会作事,不久就气死了。”[7] 很明显,蒋廷黻这段关于郭嵩焘、曾纪泽主张中国要全面近代化的论述,是他在夫子自况。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一书中直接批评中国传统政治的地方不少,表明了他的中国必须实现政治体制近代化的思想。其在书的一处指出:“鸦片战争的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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