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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晚清入华新教传教士译业述评

更新时间:2015-10-05 00:22:02
作者: 冯天瑜 (进入专栏)  
数学类有《数学启蒙》、《续几何原本》、《代数学》、《代微积拾级》,主译者均为伟烈亚力。其中《续几何原本》系伟烈亚力与中国数学家李善兰合译,1857年出版,为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后9卷,前6卷由利玛窦与徐光启于明末译出。续本9卷与前6卷,经曾国藩合并为一书,于1865年重校付梓,此为中国数学史的一桩大事,王韬盛赞伟烈亚力与李善兰:“今西士伟烈与海宁李君,不惮其难而续成之,功当不在徐、利下。”[4](p69)(注:孙次公:《洋泾浜杂诗》,转达见《瀛壖杂志》,第119页。)此书厘定的术语圆锥、曲线、轴线等,沿用至今。《代数学》亦由伟、李合译,1859年出版,该书首次向中国介绍了虚数,并引入西方运算符号,如×、÷、=、√∵、∴、∞等。《代数积拾级》由伟、李合译,1859年出版,创译一批术语,如代数、微分、积分、系数、椭圆、级数、常数、变数等,沿用至今,并传用于日本。

   物理学类有《重学浅说》和《重学》。《重学浅说》,伟烈亚力口译,王韬笔述,1858年出版,是中国第一部译介西方力学的书籍,厘定的物理学术语有重学(即力学)、摄力(即引力)、地心等,还音译欧洲科学家名亚奇默德(阿基米得)、伽离略(伽利略)、奈端(牛顿)、瓦得(瓦特)等。《重学》由艾约瑟与李善兰合译,1855年译毕。

   天文学类有《谈天》,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译,1859年出版。厘定的天文学术语有恒星、行星、彗星、吸引力等,音译欧洲天文学家名多禄某(托勒密)、歌白尼(哥白尼)、刻白尔(刻卜勒)、奈端(牛顿)等。

   地理类有《大英国志》,慕维廉译,蒋敦复润色,1856年出版,其中关于各国政体的介绍,出现音译词恩伯腊(皇帝)、京(王)、伯勒西敦(首领)。

   生物学类有《植物学》,前7卷韦廉臣、李善兰合译,第8卷艾约瑟、李善兰合译,为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近代植物学的译著。厘定一些生物学术语,如植物学、科、有花植物、无花植物等。

   医学类有《西医略论》、《妇婴新语》、《内科新说》,皆由合信撰写,管嗣复润色。

   新教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最大规模、持续时间最长(1887~1956)的出版机构,是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韦廉臣(1829~1890)1887年11月在上海创立的同文书会,初以出版宣教书为主,韦廉臣1890年去世,由慕维廉主持,1892年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1845~1919)接任督办,主张宣教书与世俗知识书并重,1894年同文书会更名中华广学会,通称广学会,取义“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5]。

   广学会以传播西学知识为重的方针,正是新教走向实用化、理性化的表现,其表征便是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借重。广学会编印的刊物《万国公报》、《孩提画报》、《训蒙画报》、《成童画报》、《中西教会报》、《大同报》以世俗知识内容为主;编译出版的西学书籍,宣教书、世俗知识书均有,而后者为主,要者有韦廉臣的《格物探原》、《治国要务》,慕维廉的《大英国志》、《天文地理》、《地理全志》、《知识五门》,花之安(1839~1899)的《自西徂东》、《性海渊源》、《教化议》、《西国学校》,安保罗的《救世教成全儒教》,傅兰雅的《格物须知》等自然科学须知共23种,真司腾的《化学卫生论》,丁韪良的《万国公法》、《公法会通》、《公法便览》、《富国策》、《格物入门》、《闻见选录新编》,林乐知的《中西关系略论》、《列国岁纪政要》,李提摩太的《救世教益》、《八星之一总论》、《五洲教务》、《中西四大政考》、《三十国考要》、《时事新论》、《西铎》等。上述西学书籍不限于译作,编纂、创作的比例颇大,这是广学会所出西书的特色之一,而且其中穿插关于中西文化比较、中国传统文化评价等议论文字,与清末改良主义者(如王韬、郑观应等)和维新变法派(康有为、梁启超等)的思想及著述发生较密切的联系。广学会出版物所厘定的新语数量巨大,现以其刊发的《万国公报》为例,略加介绍。

   《万国公报》原是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1836~1907)1868年9月在上海创办的周刊《教会新报》,于1874年改称《万国公报》,中途停刊,广学会成立后,于1889年2月使《万国公报》复刊,作广学会机关报,仍由林乐知主编,参编者有韦廉臣、慕维廉、李提摩太、艾约瑟、丁韪良、花之安等传教士,华人编者有沈毓桂、蔡尔康等。该刊发表的自然科学文章,较重要的是韦廉臣的《格物探原》(1874年9月),其中出现元质(元素)及轻(氢)、养(氧)、淡(氮)、炭(碳)、磺(硫)等元素名称。政论方面,《万国公报》曾发表李提摩太、林乐知、李佳白(1857~1927)等英美传教士鼓吹中国必须“变法”的文章,如李提摩太有“新民、化民、安民、富民”之倡(注:见《泰西新史揽要译本后序》,《万国公报》第76册,1895年5月。),这些词汇,虽借用中国古典词,却一一注入新义,后成为近代中国的流行新语,梁启超的“新民说”即脱胎于此。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二书》中,建议变法须“富国”、“养民”、“教民”,诸词也采自李提摩太文章,康氏所列“富国之法”,分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富民之法”,分务农、劝工、惠商、恤穷;“教民之法”有设学校、开报馆等,其思路及用词与《万国公报》上传教士的文章十分接近。林乐知发表于该刊1875年6月12日的《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是系统介绍西方民主政治的文章,厘定公议堂(议会)、议法之员(议员)、上下两院,议法(立法)、掌律(司法)、行政等政治类新语,并阐发议法、掌律、行政“三权分立”及议会政治的基本理念,晚清改良振深受影响。然而,康、梁博取传教士政论,却拒绝采纳其“西教为西学、西政之本”的说法,维新派所办《湘学报》发表《论西政西学兴衰俱与西教无涉》一文,驳斥“将一切事物归功天主”的宗教宣传。(注:见《湘学报》第32册,1898年2月。)《万国公报》的宗教思想及其语汇,在维新派中影响甚微,而科技、政治思想及其语汇则被采纳甚多,反映了近代中国先进士人汲纳西学而拒斥西教的倾向性。

   林乐知在《万国公报》184册(光绪三十年四月)刊发的《新名词之辨感》一文,专门论及新语厘定问题。该文指出,中国文字虽历史悠久,但词汇已不敷今用,而“今中国之人,以造字之权利,让之古圣先王,后人不许杜撰一字,亦不许自著一新名词,必稽诸陈旧之经典,方为雅驯”。他在比较中西语汇之后,力陈新创汉字词之必要:

   试观英文之大字林,科学分门,合之名词不下二十万,面中国之字不过六万有奇,是较少于英文十四万也。……故新名词不能不撰,如化学、医学、地质学、心理学等学科,中国字缺乏者更多。余前与傅兰雅先生同译书于制造局,计为中国新添之字与名词,已不啻一万有奇矣。

   林氏列举创新名词的方法:“一以相近之声,模写其音;一以相近之意,仿造其字;一以相近之义,撰合其文。”他还指出,中国要获得进步,要义在于“释放”(解放):

   一得释放,而后春和至矣。新天新地、新人、新物,莫不由释放而来,岂惟关系于新名词哉!

   这实在是关于新语创制的一篇绝妙之作。

  

   三、译语主义与原语主义的辩论及傅兰雅的“名目生新”说

  

   明末清初的“中国礼仪之争”,以利玛窦与龙华民为代表的基督教系统内部两派在文化传播问题上展开论战,这一论战的要旨在于:异文化间是否存在通约性?反映异文化的不同语文能否建立意义上的等值关系?也即意译是否可能?这便是文化传播问题上“译语主义”与“原语主义”的对立。龙华民所持的是东西方文化二元两分的“原语主义”,否定异文化间的通约性和异语文之间术语意译的可能;而利玛窦则实行“译语主义”,试图消解东西文化的二元两分,搭建沟通东西方意义世界的语文桥梁。而明末嘉定会议未能就利氏和龙氏的两种意见取得共识,其分歧不仅是理论上的,也直接反映到传教实践上,并由此引发以后长达百余年的“中国礼仪之争”。这些问题并没有因“中国礼仪之争”暂停而告结束,作为文化传播学上的一大论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长期困扰着躬逢其事的人们,清末入华新教传教士也不例外,他们在19世纪中后期就此展开的论辩,直接承袭着入华耶稣会士17世纪展开的“利玛窦—龙华民”之辩。

   自马礼逊1807年入华并译介西学开始,欧美新教传教士译介西方事物和知识时,无非音译、意译两法,而能否用汉文忠实地意译西方文化,在新教传教士中一直存在争议,19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入华新教传教士专门就此在上海举行过几次讨论会,对中文意译西学持肯定意见的主要有傅兰雅、李佳白、狄考文等,持否定意见的主要有花之安、卜舫济等。傅兰雅光绪六年(1880)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的第二章《论译书之法》和第三章《论译书之益》中,对历次讨论会的分歧意见加以综汇、评析,他概括否定派的意见为:

   中国语言文字最难为西人所通,即通之亦难将西书之精奥译至中国。盖中国文字最古最生最硬,若以之译泰西格致与制造等事,几成笑谈。……况近来西国所有格致,门类甚多,名目尤繁;而中国并无其学与其名,焉能译妥?诚属不能越之难也![6](第二章)

   对于这种中文无法意译西方概念的说法,傅兰雅一方面援引历史事实以驳斥之,一方面从汉语的特点引发其翻译能力颇强的结论:

   然推论此说,实有不然。盖明时利玛窦诸人及今各译书之人,并未遇有甚大之难,以致中止。译西书第一要事为名目,若所用名目必为华字典内之字义,不可另有解释,则译书事永不能成。然中国语言文字与他国略同,俱为随时逐渐生新,非一旦而忽然俱有。故前时能生新者,则后日亦可生新者,以至无穷。近来中西交涉事年多一年,则新名目亦必每年增广。[6](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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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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