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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建远:论法律行为或其条款附条件

更新时间:2015-09-30 23:55:41
作者: 崔建远 (进入专栏)  
但可以援用《合同法》第66条或第67条的规定行使其抗辩权。于此场合,便出现了先有附停止条件及其成就,接着履行抗辩权登场的情形。不过,在甲公司不存在违约的情况下,乙公司便无权援用《合同法》第66条或第67条的规定行使其抗辩权。于此场合,只有附停止条件制度的适用,却无履行抗辩权的运用。

  

   六、余论

   《合同法》第67条规定的是先履行抗辩权,而不是先履行抗辩,至少《合同法》的立法本意如此。但却有观点对此反思,主张《合同法》第67条规定的应为先履行抗辩,而不得为先履行抗辩权。对此,笔者难以赞同。虽然这不属于本文所讨论的主题,但鉴于不驳倒该说,上述关于附条件与履行抗辩权的观点就难以站住脚,因此笔者提出如下论辩意见:

   1.法律设计抗辩权、抗辩、径直裁判权等制度、措施,不是盲目、随意的,而是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贯彻了有关价值、权衡了利弊而后作出的安排。对此,不宜甚至不能仅凭个别因素、少数因素就作出判断,给出结论。详言之,履行抗辩权制度及措施,一是较为彻底地贯彻意思自治原则,将事情的决定权完全交给权利人决断,而非相反的公权力直接给予权利人一定的帮助甚或是由公权力独断的制度安排。二是让权利人于其享有权利之时也承受一定风险,如其怠于行使权力时丧失若干利益,落实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而非把权利人看成不能自主作出决定的未成年人,如同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的关系那样将其一切权利义务及其运作几乎全由公权力包揽下来。事实上,权利人自己主动行使权利、承担义务,公权力密切关注并乐见其成才是上策,而权利人于其权利上“睡眠”时公权力便代其运用,使权利人“旱涝保收”,容易造成权利义务失衡,因此并不妥当。

   对于同一双务合同产生的两项给付义务的履行,法律不予关注并配置相应的制约制度及措施,对民事权益的保护显然不力。但对此类相互牵连的两项给付义务的履行,法律配置“豪华的”、超强的制约制度及措施实则为对民事权益的过度保护。对《合同法》第67条规定的法定案型由抗辩取代先履行抗辩权,便属于对民事权益的过度保护。

   2.后履行义务者对抗先履行义务者的给付请求时必须具备正当性。以履行期尚未届至、履行期尚未届满为由予以抗辩,暂时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的正当性明显且充分。后履行义务以先履行义务的实际履行作为先决条件(停止条件),在该条件尚未成就,即先履行义务者没有履行其义务时,后履行义务者予以抗辩,暂时拒绝履行其义务,其正当性也是充分的。总之,法律将履行期尚未届至、履行期尚未届满、停止条件尚未成就等作为抗辩,而非履行抗辩权,理由充分,正当性强。

   履行期尚未届至、履行期尚未届满的抗辩能够保障后履行义务者有效对抗先履行义务者的给付请求,无论先履行义务者是否适当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都是如此。后履行义务以先履行义务的实际履行作为先决条件(停止条件),所形成的抗辩也能有效地对抗不履行自己义务的先履行义务者的给付请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惜违反相似事物相同处理的原则,不顾具有牵连关系的两项给付义务之间都配置履行抗辩权的同一理念及制度设计,单单将《合同法》第67条规定的法定案型设计为抗辩,理由显然不够充分。

   3.进而言之,在不存在这些法定案型而仅仅具备《合同法》第67条规定的情形时,应当如何处理?对于赋予后履行义务者以抗辩的权限及效力,允许裁判者依职权径直援用法律规定,驳回先履行义务者的给付请求,其正当性何在?难道仅仅因为两项义务的履行期有先有后,后履行义务者在道义上就可以拒不履行自己的义务吗?打个比方,甲和乙约定,二人都有义务奔赴前线杀敌,甲1月1日出发,乙2月1日出发,甲迟至2月2日才出发。于此场合,乙以甲迟延出发为由拒不于2月1日出发,其正当性显然不足够。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该案型中乙不得主张抗辩权或者抗辩,而在《合同法》第67条规定的法定案型中就允许后履行义务者行使履行抗辩权?原因之一在于,在上述所设计的案型中,虽然二人相互约定了各自的义务,也有使两项义务发生一定的联系之意,但毕竟义务履行的受益人不是双方当事人,而是国家和社会公众,甲的义务和乙的义务之间也没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即没有发生、存续和功能上的牵连性。这样,赋权甲或乙享有履行抗辩权甚至抗辩,正当性自然存疑。而在《合同法》第67条规定的法定案型中两项给付义务具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二者是互相牵连的。据此,对于甲乙案型的处理,法律不从履行抗辩权或抗辩的角度设计救济措施,而是依赖强制继续履行、支付违约金或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甚至科以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正因如此,为达公平的结果,对于《合同法》第67条规定的法定案型,法律考虑到两项给付义务之间的牵连关系,赋权后履行义务者以履行抗辩权并课以违约责任等措施。

   4.《合同法》第67条的设计基础是两项主给付义务之间具有牵连关系。此类牵连关系涉及的主要是属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益层面的问题,属于从公平层面衡平双方当事人的合同利益的问题,因此应该充分尊重权利人的意思,更多倾听权利人的声音,而不宜越俎代庖,径直赋予裁判者直接干预的权利。能够阻挡裁判者直接干预的措施,于此处恰恰是履行抗辩权,而非抗辩。可能缘于此,德国、日本等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例及学说对具有牵连关系的给付义务,是通过履行抗辩权制度及措施而非抗辩制度及措施来解决的。如果承认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唯独否定先履行抗辩权,那么必须具备充分、过硬的理由。否则,结论恐难以站得住脚。

   5.相似事物相同处理的原则应被遵循。《合同法》第67条规定的法定案型与第68条及第69条规定的案型,都是对具有牵连关系的两项给付义务之间关系的处理方案,在本质、机理上应当一脉相承。对待它们的态度最好不偏不倚。对于不安抗辩权予以承认,对于先履行抗辩权则予以否定,没有做到相似的事物相同处理。

   6.对《合同法》第67条规定的法定案型采用履行抗辩权的模式而非抗辩的模式,优点更多:(1)更尊重权利人的意愿及选择。如果后履行义务者不怕承担风险,不拒绝履行其义务,愿意满足先履行义务者的给付请求,裁判者没有理由径直援用法律关于抗辩的规定,否定先履行义务者的给付请求,否则即是多管闲事?特别是,后履行义务者愿意满足先履行义务者的给付请求,而未对该给付请求予以抗辩的,裁判者同样没必要介入,否则甚至会帮倒忙。于此场合,履行抗辩权制度显然比抗辩制度更合适。(2)如果当事人对其权益非常看重,就选用法律为其预备的附条件等制度及措施,在先履行义务者没有履行其义务却请求后履行义务者履行时后履行义务者主张与否,都可以较为容易地达到对抗给付请求的结果。如果当事人对其合同利益漠然视之,没有刻意加以保护,那么法律赋予其履行抗辩权也就足够了,没必要再去坚持父爱主义。(3)后履行义务者可能考虑周全,行事有策略,是否主张权利、何时主张权利取决于诸多因素,履行抗辩权与抗辩相比更富有弹性,可能更有助于后履行义务者实现利益最大化。

   7.最后,从解释论的角度看,《合同法》第67条规定的是履行抗辩权,而非抗辩。即使觉得履行抗辩权不如抗辩,拟改弦易辙,也得通过修订法律来实现。这就是立法论了。

  

  

  

   【参考文献】:

   [1]参见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页;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58页;王利明主编:《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页;王卫国主编:《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9页;徐国栋:《民法总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67页;尹田:《民法典总则之理论与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509页;刘凯湘:《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5页;李永军:《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页;屈茂辉主编:《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页;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页;崔建远等:《民法总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4页。

   [2]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9—400页。

   [3]参见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2-173页;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58-159页;李永军:《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3页;王卫国主编:《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页;史尚宽:《民法总论》,台湾正大印书馆1980年版,第426页;[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809页。

   [4]转引自[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812页。

   [5]参见[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812页。

   [6]参见[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816-817页。

   [7]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9页。

   [8]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9—400页。

   [9]参见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4页;王利明主编:《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页;李永军:《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5页;[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89-690页。

   [10]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2页;王卫国主编:《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页。

   [11]参见王利明主编:《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页;[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90页;[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832页。

   [12]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台湾荣泰印书馆1978年版,第528页;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页;刘春堂:《民法债编通则契约法总论》(总第1册),台湾三民书局2001年版,第387页。

   [13]参见崔建远:《合同法总论》(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83-713页。

   [14]参见崔建远:《先履行抗辩权制度的适用顺序》,《河北法学》2012年第12期;崔建远:《合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6-147页。

  

   原文载于《法商研究》2015年第4期。

  

本文责编:zhaoke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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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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