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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东岭:李贽文学思想与心学关系及其影响研究综述

更新时间:2015-09-30 10:30:16
作者: 左东岭  
如果说‘灵性’还限于静态本体,而‘性灵’则明显偏于动态发用。”[23](p.132)左东岭《从良知到性灵——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演变》一文认为:“在公安派与阳明心学的关系中,其实存在着并不相同的两个侧面:一是顺延性的,即从阳明心学原来哲学的良知观念发展为审美的文学观念,此可称之为踵事增华;二是变异性的,即对其原来的儒家伦理内涵进行了扬弃与改造,此可称之为旁枝异响。”[24]然后文章分三个方面对由良知到性灵说的演变进行了学理性的考察:一是从良知虚明到审美超越;二是从良知灵明到自心灵慧;三是从自然童心到自然表现。应该说这些研究均已达到一定的学术深度,但仍远没有达到充分的程度。尽管公安派性灵说的思想渊源非常复杂丰富,但其所受最大影响毫无疑问还是李贽的童心说。就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状况看,大多学者更关注的是李贽与公安派文学思想的继承关系,而对公安派对李贽的行为及思想的不满、修正与发展诸方面还重视不够,依然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

   3、李贽及其文学思想研究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

   尽管20世纪以来李贽及其文学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上述的不少成就,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果不加以克服,就无法使李贽研究取得新的进展。在此主要谈两个方面:

   一是要注意传统文化研究与对传统文化使用之间的区别。以前的许多李贽研究者主要是为了现实的功利目的来评介李贽的,五四时李贽被当作打倒孔家店的工具,五六十年代又被当作区别唯心与唯物的实例,文革时则被当作法家人物的代表,20世纪80年代后又被作为启蒙思想的代表,从而使之成为可以被人随意使用的“砖头”。其实应该将研究李贽与利用李贽区别开来,如果要研究他,就应采取历史的态度,以求真为目的,严格遵守学科规范,切忌曲解与臆测。如果要通过李贽来说明一些现实问题,那就允许有所发挥、有所引申。这就是现代西方所说的文献的含义与意义的区别,或者说是文献的解释与文献的使用的区别。尽管历史研究也离不开现实意识,现实利用也不能不顾及基本的历史事实,但二者在研究中显然是各有侧重的。忽视此点,就会犯学术错误。如有人为了突出李贽的进步意识,竟然说他与梅澹然的关系是第一对师生恋和第一对敢于共同洗浴者,实在是不着边际。又如许多学者将李贽作为启蒙文艺的代表,拿他去与西方的文艺复兴相比,就有将李贽文学思想现代化的趋势。将史的研究与现代意义阐发区别开来,是学术成熟的标志,也是李贽研究取得进一步发展的必要前提。

   二是需要具备文史哲兼融的知识背景。李贽既是历史学家,又是哲学家与文学批评家,要读懂他,就必须具备相关的知识背景。由于受机械社会学的影响,许多学者只从所谓的进步意识理解李贽,从而长期不关注其宗教观念的研究,以致导致了研究者极为单一的知识结构,于是只好不假思索地去借鉴相关领域的学术结论。比如以前学者谈资本主义萌芽对李贽的影响,说这使他成为市民文艺的代表,仿佛这是个不证自明的真理,所以不假思索就将其作为论证的前提,可又有谁去认真考察一下资本主义萌芽是否存在,甚至它是否是一个真命题?又如对李贽的佛学思想,究竟是属于追求清净真心的如来藏系,还是大乘空宗的般若系,也历来是一本糊涂帐。又如李贽的童心说既是其哲学思想的体现,又是其文学思想的核心,所以要真正弄清其童心说的真实内涵,就必须将其哲学思想与文学思想作出综合的考察,才能真正说得清楚。因为就李贽的实际影响而言,与其说是文学上的,倒不如说是哲学人生观上的更为准确一些。因此,要更全面深入地研究李贽,没有佛学等相关的知识结构是断然不行的,而且还必须要有文史哲交叉研究的能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显示了这种综合研究的趋势,以后还应该大大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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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左东岭.从良知到性灵——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演变[J].南开学报,1999,(6).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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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京)2002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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