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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勇:“远村”的呼唤

更新时间:2015-09-25 19:29:00
作者: 李伯勇 (进入专栏)  

    

   近年我读过一些学者和作家叙写乡土的非虚构作品,对乡村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乡村老年化、大量田土荒芜、村子凋蔽的现状屡有呈现,我的乡土创作也是寄予这样的思考:在全球化中——乡村也在自己颓丧而中兴的演变中,怎么样能够吸引它的儿女,乡村如何重建,乡村如何重新焕发生机和魅力。

   赣州晚报(2015/8/11)《上犹紫阳上门女婿多又多》一文向我们敞开乡土建设很有价值的途径和窗口。紫阳乡位于上犹县东北部,距县城62公里,全乡3800多户家庭中就有230多户家庭“娶女婿”,几乎每个村都有二三十户。这些女婿有的来自本县乡村,有的来自外县市、外省。因为紫阳乡“地多人少、油米之乡、民风淳朴”,他们有上世纪80年代初“嫁”到此地,有的则因新世纪在都市打工结识而随女而“嫁”来。他们以勤劳、重感情、上进心强的优良品质赢得了尊重,他们与当地融主一体,推动着当地的历史,也创造着自己(包括家庭)的历史。他们也就成了新世纪乡村建设的新生力量新鲜血液,乡村因之而敞现新的活力和魅力。

   这种现象让人联想和思索。紫阳乡地多人少和缘由亲情吸纳“新人”也许是其特殊性,但从大多青壮年劳力移师城市而造成实际上乡村的地多人少,则是普遍性的(全国真正在乡人口急剧下降,但领取三农相关农资补贴的“农村人口”不少),而且在这“人少”中老弱病残者占了很大的份额,乡村急需注入新鲜血液,需要一大批有识有为之士返身乡土,成为乡村新造的生力军。而这么些年乡村在房屋、路道、农技、交通、信息等硬件建设上有很大的改观,缩小了与城镇的差距,科学种养水平有新的提高,也就是基础性的物质条件(硬件)得到了解决。至于“民风淳朴”这一软件,这也是大多乡村的文化底色,但也趋于消失,只不过紫阳乡保留得较多较好。亲情与文化传统相连,这就是说,现代乡土可以从传统中汲取营养,成为有识有为之士驰骋的广阔舞台。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对于自愿入住乡村者,同样有一个转变观念即确立簇新观念的前提。多少年来,我们嘴上说农村天地广阔大有作为,由于硬件条件跟不上,加上政治运动的折腾,乡村封闭落后,普遍困难,限制了人的创造精神,除了极少数有知识的人当上干部,大多有知识的人跟没文化的人一样苦苦挣扎在温饱线上。当改革开放,年轻的农民就公然把乡村视为畏途,纷纷选择离开乡村。确实也有许多人在城里找到了自己的生活位置,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但仍有不少人由于种种原因“浮游”在城市成为城乡“浮民”(如俗语所说的“驼背睡觉两头不落席”),他们仍然认为乡村不体面没出息,加上乡村人心涣散,学校空壳化,绝大多数学生纷纷挤向县城(为伺候进城读书的小孩,许多老人也进城租房子住下来),教师也想方设法调往县城,乡镇干部职工大多也选择在县城定居,这些现实景象更让乡村惨淡,只看见乡村不如城市的一面,没看到硬件大为改观之下,环保方面乡村优于城市的另一面,乡村具有发展潜力,可能转变,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一面。事实上,我们从大学生(博士)自行选择下乡创造新业绩的行动,能感受到这一新生活流向——自主生活的可能。

   但“紫阳事例”更带有集群性,也就更具有社会性——乡村建设的启示。

   从“紫阳事例”,我们看到了去那里落户的是“嫁”——男到女方落户的途径,这是“亲情途径”, 当然还有其他返回乡土建立家庭建设乡土的途径。就是说,不是听从什么外在的“政治号召”,而是根据各人的实际情形和精神追求,从内心出发,做出自己的选择,可以一次和多次选择,这就决定了他们对待乡土对待生活的主动姿态——主动融入身心融入。像落户紫阳乡的青年以“勤劳、重感情、上进心强的优良品德”赢得了当地的尊重,在融入中主动创造,“打破了当地千年传承的旧婚俗”,“重男轻女观念日益转变”,“姓氏逐步打破了仅代表男方宗族关系的传统”,促进了乡村建设,提升当地文明水平。

   我想,当今紫阳乡呈现“利益多元化、个体自主性增强”格局,也是乡村重建的一个契机,作为乡村建设,还只是个开头。诚如“三农”专家于建嵘在《访法札记》说的,想要实现动态均衡的稳定和谐,“那就是建立各个社会阶层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并通过将这些自主生成的利益表达机制制度化、规范化而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具体说来,一是对目前农村乡镇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通过简化乡镇政府机构和分化其职能,建立具有经济、社会和文化功能的农会组织。二是农会组织应有农有、农治和农享的公益性社团法人,只有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才能成为农会的正式成员,并通过民主选举而管理农会。三是按照属地主义原则,建立以乡镇、县和省及全国为基层组织的农会系统。乡镇农户为基层农会组织,在乡镇农会下根据情况,建立相应的农事小组。四是按照议行分立原则,建立由理事会、监事会和总干事及具体的职能部门组成、权责分明的农会治理结构。

   即便对紫阳乡这些上门女婿,也有个乡村建设的抱负和实践问题。其实,于建嵘这种“机制构想”只是一种概括,它也适应于上述个别大学生或个别人(例如文艺名人)在乡村“圈地”创业,因为“圈地创业”表面上更像一个纯粹的农业公司,在如此构想的“机制”中当然能够受惠,即有利于农业公司的发展,但也还有一个有机地融入乡村的现实问题,即连结乡村的情感(文化传统)问题,农业公司同样无可回避,因为它的大多数员工仍与乡土有着血肉联系。这又恰恰是国家层面文化建设(包括政治意识形态转轨)——总体改革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城镇化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之一翼,充满生机活力的乡村则是另一翼,两者有机结合才能有我们民族的美好未来。因而,“紫阳事例”反映出乡村建设的一条路径——可喜的一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听到了“远村”的殷切呼唤。这个远村既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心理意义上的——对许多人来说,乡村成了遥远的地方。

   2015年9月3日

    

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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