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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明复:在秦城监狱的日子

更新时间:2015-09-25 01:37:59
作者: 阎明复  

   阎明复是中共谍报英雄阎宝航之子,自幼就随父母频繁接触周恩来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在重庆“阎家老店”度过了别样的少年时光。从“哈外专”毕业后,阎明复在全总和中办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彭真等领导人做了十七年俄文翻译。他见证了中苏关系十年变迁,“文革”中被关进秦城监狱七年半,恢复工作后任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阎明复回忆录》共九十五万字,详述了阎明复从少年时代到改革开放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沉浮和风雨变迁,颇具史料价值。

   我的父亲,生离死别

  

  

   “文革”后,我爱人吴克良对我讲述了当时家里发生的事……

   9月下旬的一天,她下班后,到父亲家去看望老人们。当时家里的亲人都已知道我被隔离。父亲单独同她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父亲说:“最近,我感到情况不太好。我可能会出什么问题。万一发生什么事,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我在总理领导下做了一系列对党有益的事。1941年6月,希特勒进攻苏联前一个多礼拜,我获得了有关进攻时间的准确情报,报告了恩来同志,他当即电告延安,毛主席立即转告斯大林,从而使苏军及早进入一级战备。战争爆发后,斯大林致电中共中央对提供的准确情报表示感谢。1944年末,我获得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全部驻军分布、各种防御工事的详细资料,及时地交给恩来同志转给了苏联,保证苏军顺利地粉碎了日军的抵抗,解放了东北。”父亲深情地说:“总理了解我。如果出什么事,你们去找总理!”

   为了便于说明随后发生的事件,扼要地介绍一下父亲的几位老战友,一位是高崇民高大爷,另一位是王化一王大叔。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父亲、高大爷、王大叔同其他一大批东北的仁人志士都是张学良将军的主要幕僚和助手,他们为抗日救亡、为推动张将军“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做了大量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高大爷曾担任过民盟中央领导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大叔于六十年代病逝。王大叔有一个从小养成的习惯,天天写日记,日积月累,从未间断。到王大叔逝世前已写就上百本日记,成为近现代史上极珍贵的史料。“文革”爆发后,王大叔的后人把他的日记委托给高大爷保管。高大爷阅读完王大叔的日记,又把日记交给了我父亲。本来,无论是高大爷或是我父亲,都是王大叔的挚友,受王大叔后人之托,都可以保管他的日记。

   可是,王化一日记在我父亲家保存这件事,不知怎样被大姐阎明诗的长子曹峥岩探听到了。曹峥岩小名叫大胖子,极受姥姥、姥爷的宠爱。“文革”一开始,曹峥岩也成了红卫兵,到全国各地串联,一直跑到新疆,造了王恩茂的反。1967年9月底回到北京,到家里看望过姥爷和姥姥。曹峥岩向姥爷索要这部日记,姥爷当然不肯交给他,说他和高老已商议好,准备征得王老家属同意后,把这部无价的史料交给组织。曹峥岩假装同意姥爷的安排。但等姥爷外出时,带着他的红卫兵从姥爷家抢走了王化一日记,他自己也再没回过姥爷的家。

   我父亲回家后得知曹峥岩的作为十分愤怒,连忙打电话给高崇老,商量报告组织,追回这部日记。

   1967年11月7日傍晚,父亲一家正准备吃晚饭。突然门铃大响,闯进来一群人,红卫兵打扮,声称要把父亲带走。父亲质问他们是什么人,有无逮捕证。他们说,我们是红卫兵,最高指示就是证,快跟我们走,少啰唆!母亲赶紧把皮大衣送到父亲手中,父亲低声地对母亲说:“赶快报告周总理。”这句话竟成了两位六十年来患难与共的革命伴侣永别的遗言!

   “文革”后,在中央给父亲的平反结论中,证实了父亲被蒙冤逮捕的事件:1967年11日7日,阎宝航同志被“专案组”加以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的罪名投入秦城监狱……

   我与父亲阎宝航就此开始了生离死别的不归之途。

   至于王化一日记,“文革”后,残存的部分已由中组部出面退还给了王叔的家人。

   秦城监狱的第一次提审

   辛酸和耻辱,以及饥寒交迫、饥饿难挨的日子,而这些不过是这场牢狱之灾的一角而已。

   七年多来,我不记得监禁期间的审讯一共有多少次,头一两年多一些,后来几乎没有了。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审讯。

   入狱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18日上午,不知道几点钟,囚室门开了,管理员走进来说:“提审,跟我走。”

   从囚室出来,沿着走廊向左走,过了一个铁门向右转,又是一个长长的走廊,一边是墙,一边是一间一间的房间。在其中的一间的门口,管理员叫我停下来,他打开门,对屋里的人说了些什么,然后叫我进去。这是一间长方形的房间,门的左边有一长条桌,上面铺着白色桌布,后面坐着几个军人。在室内另一侧,正对着桌子大约二三米,放了一个椭圆形的礅子,看上去是瓷的,后来听说,是实心的,灌了铅,怕犯人拿来砸审讯的人。

   专案组读罢语录,又讲了一大篇话,大概都是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套话,我早已忘记。只记得他们叫我交代同彭真以及同杨尚昆的关系。

   这对我来讲简直是轻而易举、驾轻就熟的事啦。中办“文革”开始,还在中南海的时候就讲起,一直讲到“学习班”,材料写了一篇又一篇。于是我就滔滔不绝地“交代”。讲到中午了,专案组宣布暂停。管理员带我回囚室吃饭,吃完饭,又把我带回审讯室。我又接着“交代”,直到天色已黑。

   冬天日短夜长,大概快五点了,我也饿了。于是我说:我交代完了。专案组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说:怎么,完啦?我说:是呀,完啦!专案组说,怎么完了呢?你最主要的还没有交代呢!我倒是真惊讶地问道,有什么最主要的还没交代呢?专案组神气十足地说:“你‘里通苏修’还没交代!”我听了哈哈地笑了两声说:“我‘里通苏修’?毛主席还表扬我是反修英雄呢!”

   其实,毛主席从来也没说过我是反修英雄。毛主席说过:“小阎不怕外国人!”说的是毛主席同赫鲁晓夫“吵架”时,我当翻译不怯场,理直气壮。专案组竟一口咬定说我“里通苏修”。我气极了,就未加思索地脱口而出:“毛主席表扬我是反修英雄。”专案组当然不知道毛主席是否讲过这类话,更不敢否定,毛主席讲过的话谁敢否定!于是,他们说:毛主席表扬过的人多着呢。我说:那好,你们就查吧,纯粹是……本来想说白白浪费时间,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

   应该说,我的这个专案组从一开始就没大声地训斥过人,没有搞过“逼、供、讯”。从这个时刻起,那种忐忑不安的思绪一扫而光,完全消失了。我从来没有“里通苏修”,多年来,我努力地跟着毛主席在反苏修斗争中当好翻译,水平高低任人评说,但我不是特务!毛主席的教导“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成了我的“定心丸”。

   这样,第一场审讯就结束了。回到囚室后,心情平静下来,反而开始感到“饥寒交迫”了。

   “不交代拉出去枪毙!”

   我的特嫌问题似乎“无文章”可做了,但针对被打倒的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莫须有的“揭发”接踵而来。各式各样的专案组都到秦城来提审,企图从我这里找到“突破口”,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审讯并没有停止。

   审查陆定一的专案组的组长(不知道他是不是组长,姑且称之)蛮不讲理,胡搅蛮缠,毫不懂政策,看样子不过是个芝麻大的军官,却装出一副大官的模样,真是令人恶心!

   本来,审讯室的桌子上已给专案组摆上了茶杯,但这位组长来后,看也不看,从自己的皮包里掏出一个又长又大的玻璃瓶,用手绢擦了又擦,然后用眼睛仔细看了又看,再掏出一个信封,倒出几片茶叶,用水冲开,再品尝几口,才抬起头来,看我几眼,然后发问,你是阎明复吗?我说,是。他问,你是中办翻译组组长吗?我说,是。他问,你认识陆定一吗?我说,认识。他问,你给陆定一当过翻译吗?我说,没有。他说,陆定一当时是中央领导人,你怎么可能不给他当翻译。我说,没当就是没当,我们只为常委服务。他问,你给尤金当过翻译吗?我说,当过呀。他说,那陆定一同尤金谈话你一定当过翻译啦。我说,没有,毛主席接见尤金我当翻译。他说,不准你提伟大领袖!我说,你问我给尤金当过翻译没有,我才提到毛主席。他喊了起来:你没有资格提到伟大领袖,你再抵赖,拉出去枪毙!我说,枪毙我也没给陆定一当过翻译。他这样胡搅蛮缠地喊了半天,只能无奈地收摊了。

   过了几天,我的专案组来了。我对他们讲了陆定一专案组提审的情况。他们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绝不能讲假话。要相信党的政策。

   后来,陆定一专案组又来提审,还是老一套,“不交代就拉出去枪毙!”“坐一辈子牢!”等等。我只是一句话:我从来没给陆定一当过翻译,我不能讲假话。气得他们只好悻悻而去。

   应该说,审讯的过程是考验人的良心、勇气、信念的过程。在审讯中顺着提审人的“诱供”,“讲假话”、“乱咬人”可能是恢复自由的一个机会。对于一个被关押在暗无天日的独牢里的“犯人”,没有比“马上恢复自由”的许诺更具有诱惑力了,但是要付出“讲假话”的代价以及由此而产生严重的后果,殃及的将不仅是第一专案办公室审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可能使更多人遭到诬陷!面对“检举揭发,立即释放”的诱惑,面对“不交代拉出去枪毙”的威胁,我从来没有产生过“讲假话”的念头。坚持不讲半句假话,在艰辛漫长的囚禁生涯中,倒使我心境豁然。

   “四人帮”被打倒后,对专案办公室的人员进行了审查。组织上找我了解我接触过的专案组的表现。我说,审查我的专案组讲政策,实事求是。而最不讲政策的、胡搅蛮缠的就是审查陆定一的专案组。

   若干年后,陆定一陆老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时,我去看望他老人家,谈到“文革”时期的专案组时,陆老气愤地说,这些家伙坏透了!

   熟悉的咳嗽声

   1968年四五月间,我偶尔听到十分熟悉的咳嗽声,真像我父亲的声音。但是转念一想,我父亲怎么可能被捕呢。一来,我父亲早已淡出政坛,不是当权派,更不是走资派。二来,他是周总理介绍入党的,在白区一直在总理领导下工作,历史上也没有什么问题。谁能想到,这位对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老人竟然也被关进秦城监狱,竟然也成了我的难友!父子同狱,中间只相隔二十三个人:父亲的代号是67100,而我的代号是67124。

   “文革”后才知道,就在我听到父亲的咳嗽声后过了没几天,备受折磨的他老人家就含冤离开了我们。

   与世隔绝的监狱,也是特殊人群聚集的特殊空间。在独牢中我看不见他们,只能从时隐时现、断断续续飘来的各种声音中来辨别“谁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为难友的命运惋叹。那冥冥中传来的老父亲痛感至心的切肤之声,多少年过去了,还在心里、还在耳边,还在那些艰辛苦涩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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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阎明复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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