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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超:日本左翼知识分子在伪“满洲国”的反殖民文化实践:以“作文派”为例

更新时间:2015-09-22 22:15:32
作者: 刘超  

  


   在伪“满洲国”的历史上,以大连为中心的《作文》杂志是存续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日语文学刊物。1932年10月,伪“满洲国”成立伊始,《作文》便在一片狂热的军国主义氛围中宣告创刊。杂志起初以“文科”为名,至第三期才改用“作文”这个名字。同人包括竹内正一、城小碓、落合郁郎、岛崎恭尔、町园幸二、安达义信、青木实等人,自第二期起,小杉茂树、秋原胜二、日向伸夫、吉野治夫、加纳三郎、野川隆、大谷健夫、古川贤一郎、坂井艳司、三宅丰子等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来到中国东北的日本知识分子也陆续加入其中,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彼此主张相似、联系密切的文化社团,因刊物而得名为“作文派”。《作文》为季刊性质,一年固定出版4期,后又于1935年改为双月刊,至1942年12月终刊为止,共计有55期杂志。由于其缘起于向百田宗治《椎之木》投稿的文学爱好者的合集,所以一开始偏重于诗歌创作,到1938年才增设评论及随笔等专栏,“使杂志内容变得充实起来”,并进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思想文化特征。①

  

   一、以《作文》杂志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及其外部特征

  

   在与《作文》有关的外部信息当中,有几点尤其值得关注:第一,“作文派”的核心成员大多是“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员工:青木实、竹内正一二人就职于满铁的大连图书馆,日向伸夫在满铁哈尔滨车站工作,而秋原胜二则曾一度担任满铁经理部的要员。对此,日后出任“满洲文艺家协会”会长一职的山田清三郎在《满洲文学界的现状》一文中这样评价道:“今天的满洲文学界,可以说主要建立在由满铁公司职员最初的文学实践所奠定的基础之上……已经发行至第四十一期、作为满洲文学杂志最重要代表的《作文》,其一开始也主要是由满铁员工中文学爱好者的共同努力才得以创刊的,杂志现在的同人群体,属于满铁系统者也为数众多”。②“作文派”成员作为专业人士的职业背景(即使是非满铁系统的成员也大多从事与技术应用相关的工作,例如古川哲次郎就曾先后在大连邮电局电信科、大连汽船公司调查科等专业技术岗位任职),不仅使他们深受科学、理性、进步等现代观念的洗礼,还使他们倾向于采取一种实证主义的立场去观察和理解社会现实,而他们艰苦的工作环境和深入基层的工作性质,更为他们提供了与身处“新京”的伪“满洲国”官吏及文化机关工作人员相比多得多的与殖民地社会底层进行接触的机会,这些因素无疑对他们的政治立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二,青木实、小杉茂树、城小碓、町原幸二等人早在青年时代便已离开日本,伪“满洲国”建立时,他们已经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生活了十余年。同那些作为殖民官吏履新而来、还抱有“旅行者”心态的日本知识分子不同,他们和母国日本之间已经产生了深深的心理隔阂,情感联系日趋淡漠;相反,对于他们而言,中国东北才是与其命运息息相关的真实存在,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割舍的乡土。在此基础之上,他们逐渐形成了某种与殖民意识形态相左的独立意识,并产生了融入本土社会的强烈愿望。这种意识在秋原胜二、吉野治夫这类幼年便随家人来到东北并生长于此、却对日本毫无记忆的“在满二世”那里,表现得更为彻底。借用浅见渊的话,《作文》作家群“大体上以满洲为故乡而成长起来,心中满怀着与满洲的土地化作一体的热望”。③

   第三,作为“日本浪漫派”在伪“满洲国”的代表人物,北村谦次郎曾经对所谓“新京意识形态”与“大连意识形态”进行过有趣的对比和区分,在他看来,前者体现在那些“裹着协和服、嘴里念叨着建国精神及协和理念”的伪“满洲国”官吏和协和会会员身上,而后者则是自由主义的,“以满铁人作为代表”。同为“满铁人”的“作文派”知识分子,无疑是“大连意识形态”的忠实拥护者。大连始建于1898年,为帝俄“关东州”租借地的一部分。作为俄国财政部直辖的特别市,大连从一开始就被定位为自由港,城市风格也与巴黎相似,拥有大量的广场、公园、咖啡馆等现代公共空间。1904年日俄战争后,大连落入日本手中,设立关东都督府,不久,满铁本社也迁移至此,使其成为日本经营东北的大本营和经济、文化中心。以建立国际大城和远东大港为目标,日本殖民者在帝俄时期城市建设的基础上,通过20年的努力,打造出一座设施先进、功能完善的现代化大都市。与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城市的高度现代化相对应的,是现代思想观念的普及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对于这一点,日本著名评论家岛村抱月在再度出访大连之后不禁感慨道:“大连的日本人和古代的希腊人相似。即使是下层的劳动阶级也热爱艺术和体育。在这儿,没有骄横跋扈的军人和官吏,只有自由的市民。自由度为零的日本人无不渴望至少到大连一次来体验这份西洋式的自由。”④《作文》问世之前,大连已经涌现了包括现代主义诗刊《亚》、达达主义杂志《戎克》在内的一大批文艺刊物。在这种开放性的、国际化的文化氛围中诞生的《作文》很自然地承袭了自由主义的创作风气,并作为“大连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与殖民权力中心所在地“新京”那种将文化生产当作侵略扩张“国策”附庸的倾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关东州之于伪“满洲国”的半独立地位,更使得《作文》游离于法西斯主义文化专制之外成为一种可能。正因为此,它才吸引了野川隆等由于在日本本土开展左翼社会运动受挫而流亡中国东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加盟,这也使得杂志本身体现出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

   最后,随着竹内正一转任哈尔滨满铁图书馆主事,秋原胜二调往吉林任职,坂井艳司、町原幸二、吉野治夫等人搬至“新京”居住,《作文》同人大部分都在1937年后离开了大连,分散到满洲国各处,与此同时,《作文》的影响范围也超出大连一隅,遍及东北全境。以此为契机,1937年3月,由《作文》同人城小碓出资在大连设立了伪“满洲国”历史上第一个文艺大奖——“G氏文学奖”,五名考评委员当中有三人是“作文派”的核心成员(吉野治夫、青木实、城小碓),三次文学奖的获奖者无一例外都是《作文》同人(小杉茂树、吉野治夫及竹内正一)。“G氏文学奖委员会”除了评授奖项之外,还分别于1937年11月、1932年12月及1939年11月出版有三册《满洲文艺年鉴》。《满州文艺年鉴》的发行机构设在《作文》编辑部内,第一辑所收录的八篇小说除了福家富士夫的《齿轮》之外,均出于《作文》同人之手,《作文》的色彩不可谓不浓厚。而此后由川端康成主编、面向日本读者的权威性文学年刊《满洲国各民族创作选集》(1942年6月出版),入选的小说作品大部分也都是《作文》发表过的旧作。在取得这些文化成就的基础之上,“作文派”更利用自身遍及伪“满洲国”的关系网络,于1937年6月30日在大连率先成立了全域性的文化界自治组织“满洲文话会”。尽管为获得殖民当局的许可,由满铁卫生研究所所长紫藤贞一郎出任文话会会长,但负责协会实际运作的事务长一职却由“作文派”成员吉野治夫担任,各地方支部的负责人也多为《作文》同人。这一“与政府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的纯粹的、民间的交友机构”不但以大连为据点积极“发展会员、扩大各地支部,而且还向日本和伪满洲各地派遣会员,接待日本来的访问者,发行《满洲文艺年鉴》、选定推荐影片、评选各种文学奖等,承担了整个文艺领域的工作”。⑤截至1941年,文话会已“拥有九个支部,会员总数一千余名,有汉系、朝鲜系、白俄系等满洲各民族作家,他们名符其实地组成了一个协作体,共同开展活动”。⑥考虑到“作文派”与“满洲文话会”之间的渊源关系,他们俨然成为伪“满洲国”文化领域内最为重要的一支力量,“构成了满洲文化界的主流”。⑦

  

   二、“殖民地文学论争”、“满洲独立文学论争”同“作文派”的观点主张

  

   那么,在上述外在因素的作用之下,《作文》同人究竟持有哪些共同的观点主张?其思想特征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由于55期《作文》原刊中的大部分已经散失,在这里作为史料来源的主要是《满洲浪漫》《新天地》《北窗》《新潮》等日文文化刊物、《满洲日日新闻》《满洲文艺年鉴》第一、二、三辑以及《庙会;满洲作家九人集》(竹村书房1940年版)、《满洲国各民族创作选集》第一、二辑(创元社1942、1944年版)等文学选集。这些材料保存了大量“作文派”作家的文化评论和理论论述,从中可以得到解答上述问题的重要线索。而相关评论和论述则主要是围绕着爆发于1936年的“殖民地文学论争”以及从1937年延续至1939年的“满洲独立文学论争”展开的。

  

   (一)是“殖民地文学”,还是植根于中国东北社会现实的“满洲文学”

   随着1934年3月“满洲帝国”的成立,日本在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日趋稳固,其国内政策的走向也越来越向大陆倾斜,日本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拓殖满洲的浪潮;与此同时,赴“满”日本知识分子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各类文化活动方兴未艾。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不但伪“满洲国”的政治地位该如何界定备受争议,与此相关,对于“满洲文学”的定义也成为这些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率先将这一点提上议事日程的是所谓“新京文艺集团”的大住孝二。在“对满洲作家的希望”一文中,他这样写道:“满洲自身的文学样式必须以殖民地文学作为目标。认真说起来,这种殖民地性与政治问题紧密相关。然而,这儿的作家大部分都是公司职员,因此未能意识到这一问题,总之,他们还停留在以提升文学技巧为己任的层面上。”⑧显然,伪“满洲国”在大住孝二眼中是日本不折不扣的殖民地,本着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点,他将“满洲文学”定位为为殖民事业服务的殖民地文化的一部分,而坚持文艺自身独特价值的知识分子则成了他批评和讽刺的对象。这里提到的作为反面代表的“公司职员”指的恐怕就是以满铁员工为主的《作文》同人。

与大住相比,八木桥雄次郎的殖民地文学论显得更为露骨。在将伪“满洲国”视为与台湾、朝鲜相同的日本“外地”的基础之上,八木桥甚至把“满洲文学”归入日本“地方文学”的范畴:“一时之间日本文坛对所谓地方文学众说纷纭,被视为地方文学的作品也层出不穷。虽然它们只不过是对东北地方乡村人情风俗及思想的表现,在其影响下却产生了殖民地文学的称呼和相应的要求。”⑨在八木桥看来,伪“满洲国”不但并非像日满官方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相反,连殖民地都算不上,与此相对应,所谓“满洲文学”也不过是点缀了些乡土色彩的日本文学的末流罢了,而身为被殖民者的广大中国人则毫无文化价值可言。对这种殖民地文学观论述得最为系统的是西村真一郎,在题为“殖民地文学再检讨”的评论当中,他明确宣称:“不用说,‘满洲文学’指的是生活在包括关东州在内的满洲各地的日本人的文学创作,并不包含那些以朝、满、汉、蒙等他民族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以这样的“满洲文学”界定为“大致前提”,西村将满洲文学和殖民文学等同起来,并进一步强调这种文学“应当置于殖民政策的基础之上”,应当“把促进一切文化事业的建设、培养殖民者的乡土精神、指导被殖民者、使他们努力向上当作自己的任务乃至使命”,最终成为“比政治运动和政治工作更前沿的宣传机器”。⑩值得注意的是,西村不仅把“殖民地强化的文学、殖民地指导的文学”纳入其“殖民地/满洲文学”的体系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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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2015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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