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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超:日本左翼知识分子在伪“满洲国”的反殖民文化实践:以“作文派”为例

更新时间:2015-09-22 22:15:32
作者: 刘超  
还提出:“正如盾牌有两面一样,立足于反殖民思想的文学创作也必然存在……(这一思想)出于对特定殖民政策下被殖民者的思想体系的同情或共同利益的考虑而与之产生共鸣。向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文学也是殖民地文学,它们构成了后者的一大类别。”通过这样的诠释,西村真一郎将日本人在满洲的一切文学活动置于殖民政治的统摄和考量之下,使“满洲文学”的概念沦为殖民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代名词。

   针对上述观点的文化殖民主义倾向,“作文派”成员纷纷撰文,从各个层面对其进行回击。通过回顾文学从乡土文学发展成为国民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整个历程,大谷健夫强调了土地(自然和人类生活)之于文学生产的决定性作用,以此为出发点,尽管他承认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文学创作是一种“移植文学”,却进而指出“满洲文化迄今为止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日本文化的影响,言语、风俗完全相异,存在着使文学变革成为必然的文化生活基础,与基础的变化相同步,建立在这之上的文学也自然而然地要发生改变”。(11)换句话说,中国东北与日本在历史上毫无隶属关系,语言文化也截然不同,就算是日语文学,一旦移植到东北特有的文化土壤之上,由于这些本质上的差异,也必然会形成与此前大相径庭的面貌,因此,其既不属于日本的地方文学,也不是为殖民事业张目的殖民地文学,而是同中国东北这片土地水乳交融的独具特色的文学书写。大谷的这一立场在古川哲次郎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在古川眼中,考察在满日本人的文学活动既要“从对工薪阶层的一般性分析出发”,又要“考虑到满洲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影响”,而“满洲文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对这种“身处异国土地与异民族相接触的工薪阶层生活”的表现。(12)古川的“满洲文学”定义不但给予异民族、异文化的存在以至关重要的意义,还展现了阶级性的维度,正是沿着这一思路,青木实对于所谓的“满洲文学”进行了全新的颠覆性的界定,一举超越了殖民地文学论的樊篱。按照青木的观点,“不能只从狭义上限定满洲文学而无视国内其他民族的立场,如果只从日本民族的立场出发,只是沿着对满工作的路线开展,有违文学的大义”,因此,“满洲文学应该是对居住在满洲的五族作家所发表的文学作品的总称”。不仅如此,青木实还就西村真一郎将文学作为殖民政治附庸的主张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批驳:“因为公文书里附着日语,便要求以日语来创作满洲文学,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产生这种强压的见解真是件可悲的事情……特别是今日,满人(13)间说话的时候都大有噤若寒蝉之感,因此能够自由地进行书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西村氏所提出的(满洲)文学当前的问题是沿着满洲工作路线前进的说法使我不由得产生一种恐怖感,并以满人代言人的身份自居,站在这一立场之上,创作描摹现实事物的文学是我的使命之一。”(14)在这里,青木策略性地利用了“五族协和”这一为殖民统治进行粉饰的意识形态宣传口号,并将其推广到文学创作领域,以此否定了殖民者及其文化的统治地位;他不但用“可悲”、“恐怖”这样的词眼儿辛辣地批判了殖民当局对被殖民者在语言和文化上的高压政策,对伪“满洲国”的社会现状提出了深深的质疑,还号召日本知识分子站在深受压迫的中国民众的立场之上,揭露黑暗现实,发出反抗的呼声。青木所提出的这种极具批判性和反抗性的“满洲文学”概念显然与西村等人的殖民文学观背道而驰。随着“作文派”及“满洲文话会”影响力的不断扩大,青木的论调,尤其是“满洲文学”指的是东北各民族用各种语言特别是汉语所进行的文学创作这一观点逐渐“成为满洲日系文学界一般的共识”。(15)

  

   (二)伪“满洲国”的政治定位与“满洲文学”的独立性问题

   从1937年开始,争论尽管仍然在延续,但关注的焦点已经从“满洲文学”如何定义转移到了”满洲”与日本、“满洲文学”与日本文学的关系上来,“殖民地文学论争”也就此演化为“满洲独立文学论争”。在肯定伪“满州国”之于日本的独立国家地位的基础之上,身为《作文》同人的城小碓率先将“满洲文学”的独立性问题纳入了讨论的范围:“艺术无国境,诚然如此。然而,基于一国主权确立的现实,不能不产生作为国家标志的文学。对于强大的国家来说,更需要如此。满洲国为了强调其独立性,当然也必须建立独立的满洲文学。”与此相对应,在他看来,独立的满洲文学必须“以立足乡土之爱,发扬建国精神,促进五族融合为根本”,以“确立与满洲国国威相称的文学存在,使其最终达到世界文学的高水平”为目标。(16)尽管和西村真一郎一样从政治的角度出发,但城小碓所强调的不是政治宣传对文学的操控,而是文学对政治宣传的利用:作为殖民地傀儡国家的伪“满洲国”被包装成一个主权独立、开放繁荣的新兴政治实体,这正为文化事业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绝佳的理由和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与日本本土法西斯专制之下文化极度萎缩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因为此,城小碓才会对“满洲文学”的身份问题如此关注,并急于在其与日本文学之间划清界线。在重申了一番与“建国精神”相关的套话之后,他的论述最后又回到了文化层面上来,指出“满洲文学”应当按照世界高水平文学的要求不断提升自己,从而与日本文学分庭抗礼,成为与其具有平等地位的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城小碓的“满洲”独立文学观相对立的,是将“满洲文学”视为“日本文学延长线”的理论主张,而上野凌峪针对城小碓所提出的反驳意见正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在“满洲文化的文学基础”一文的开头,上野直截了当地提出“所谓满洲文学,说到底还是日本文学,并且代表了日本文学发展的主流和现代日本文学的指导性意识形态”。紧接着,上野又对满日关系和英美关系的差异进行了分析,以此来解释伪“满洲国”作为名义上的独立国家却接受日本殖民统治的现实矛盾。根据他的说辞,美国“是一个由完整的经济体发展而成的国家,与英国毫无关系”,而伪“满洲国”建国则是从“日满不可分乃至日满一体的关系作为开端的”,两国之间不但要实现国防一体、经济一体,还要“构筑综合的、创造性的日满一体的文化”;因此,“以日满一体的新文化作为现实基础”的满洲文学必然要承担起“创造东洋被解放民族新的道德观念”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打开现在日本文学的关键之所在,也是日本文学主流之所在”。(17)满洲文学的“日本文学延长线”说本来是政治上“满洲日本生命线说”的文学翻版,其通过在日本文学与“满洲文学”之间建立起一种正统和旁支的亲缘等级关系来维持二者的精神联系并突显殖民母国的文化优越性和主导性,即柄谷行人所谓作为日本殖民策略核心特征的“接近的相似性”。(18)而上野凌峪则为了否定伪“满洲国”的独立性而将“满洲文学”放在“日本文学主流”的位置上,这不能不说是对“延长线”说的一种修改,但无论如何,这样的观点都无法脱却维护既有殖民秩序的基本立场。

   随着日本本土对于大陆的兴趣日益高涨,“满洲文学”的发展同样引起了日本本土文化界的强烈关注,各主要期刊纷纷刊载与“满洲文学”相关的评论文章,“满洲文学”的概念也逐渐为日本社会各界所熟知。尽管如此,对于绝大多数日本知识分子而言,伪“满洲国”的独立国家身份不过是一个政治标签而已,实际上,它只有作为日本管辖的殖民地才具有存在的价值,在这样的政治现实之上产生的“满洲文学”自然也是日本文学的派生物而绝对无法自成体系。基于这一认识,作为日本影响力最大的文学刊物之一的《新潮》杂志才会言之凿凿地宣称:“由于对(反映满洲题材的)大众小说不满,在长住于满洲的文学爱好者当中形成了创建新的满洲文学的结论……他们所立志创建的满洲文学并不是满洲民族的满洲文学。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归根结底,它只是日本人的满洲文学罢了。当然,其特殊性应该予以强调。也就是说,它伸展了日本文学的舞台,扩大了日本文学的视野。”(19)就这样,在“满”左翼日本知识分子与殖民宗主国的文化专制划清界限的诉求被轻描淡写地归结为负面情绪的宣泄,而“满洲文学”本身也被降格为日本文学的末流。毫无疑问,这些来自日本本土的声音对论争的深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它们的刺激之下,秋原胜二、吉野治夫等“作文派”中坚力量相继提出了“故乡丧失”的命题,使得“满洲独立文学论争”超出了政治的层面,转向对社会归属和文化认同的探讨。

  

   (三)“故乡丧失”的认同危机与对“满人题材”的强调

“故乡丧失”这一问题的提出肇始于秋原胜二在《满洲日日新闻》上发表的一篇名为《故乡丧失》的随笔。在这篇随笔当中,秋原作为一名7岁便离开日本跟随家人来到满洲的二代移民用一种感伤的笔调揭示了自己对母国日本毫无了解,却必须穿着和服、说着日语、扮成日本人生活在异民族社会的苦恼。(20)基于这些情绪化的片断,在这之后刊登的江原铁平(吉野治夫的笔名)的读后感又对所谓“故乡丧失”问题进行了理论化的阐释,并将其归结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占。文章一开头,吉野便将矛头直指日本在伪“满州国”的文化殖民政策:“我的小学是在满洲读的……当时,我们所学习的教科书,与文部省在日本本土发行的一样。虽然我们身处满洲,但每日每夜教的都是日本白日的景象和乡村的风物……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连一点和满洲有关的东西都学不到。满洲的事物从我们眼前闪过,我们却无法用语言表达;相反,日本的事物只存在于书本之中,我们虽然能说出来,可那究竟是什么,我们完全不知道……住在满洲却不了解满洲,身为日本人却不了解日本,说到底,我们算什么呢,这种什么都不是的状态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在这里,吉野治夫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日本移民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与殖民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本该是日本人的他们由于殖民统治的需要不得不背井离乡,而他们生于东北长于东北,本该对这片土地十分熟悉、充满眷恋,却因为殖民教育的缘故成为了住在家中的陌生人;所谓“故乡丧失”、“漂泊感”正代表了了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的不确定性,而这正是日本殖民扩张行为的副产物。紧接着,吉野便展开了对“满洲文学”的论述,试图以文学为途径发现重建文化认同的可能性。在他眼中,虽然在中国东北的日本知识分子一直声称建立“扎根于满洲大地的文学”正当其时,并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然而,长期以来,这样的“满洲文学”却仍然停留在空谈阶段,一直未有代表性的作品问世,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缺乏表达对于满洲之爱的具体对象”,而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深入地了解伪“满洲国”的社会现实,“在爱之前先予以理解、分析、解释,这构成了(满洲)文学的前提”。同时,吉野治夫强调,真正的“满洲文学”还应该站在反殖民主义的立场上对其文化遗产进行清算:那些歌颂日本移民如何来到“满洲”,如何经营大连、沈阳、长春等城市,如何扶植起以日本人为中心的政治势力的文学作品“实际上不属于满洲文学,而是殖民地文学的产物”,必须“被排除出去”;与为殖民统治唱赞歌相比,“满洲文学”更应该表现“日本人是如何飞扬跋扈,满洲人是如何遭受歧视的实际状况”。(21)通过倡导这种以殖民批判为导向的现实主义的“满洲文学”,吉野找到了融入中国东北社会的突破口。同样,在“沿着京图线徒步调查,深入沿线朝鲜族定居的村庄,目睹他们生活实态”的过程中,秋原胜二也提出了“放弃日本、凝视满洲”的主张,(22)要求日本知识分子“洗去日本的习气”,“直视满洲社会”,“实现对于自身的改造”。(23)以此作为“满洲文学”的指导性原则,秋原进一步分析了以“满人题材”为表现主题的必然性:“满人的生活不可能否定,我们自身生存在满洲的现实也无法改变,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要一直同满人生活在一起。正因为此,满人在想些什么,他们所希求的是什么,我们又在思考些什么,渴望得到什么,从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考察出发必然会产生‘满人题材’的文学创作……这种针对满人的感情的本质是我们融入(满洲社会)的需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洞悉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之道。”(24)对于秋原胜二而言,“满洲文学”就和他在完成满铁调查任务时所撰写的调查笔记一样成了科学研究和实证分析的手段,而对“满洲题材”进行全方位表现的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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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2015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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