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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星华 郑日强:励讼:当代中国诉讼文化的变迁

更新时间:2015-09-22 09:02:43
作者: 郭星华   郑日强  
‘社会与法’在默默地关心着你,抚平你心灵的创伤,给你希望、信心和力量”,“社会你我他,法律到我家”[21]。《人民日报》也陆续开设“以案说法”、“法制在线”栏目,除了劳动纠纷、经济纠纷等,还涉及遗产纠纷[22]、抚养问题[23]等亲属纠纷。

   (二)王海现象与一元钱官司

   回顾普法运动的历程,王海现象可谓标志性事件。1995年3月,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购买12副假冒索尼耳机,并依据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成功获得加倍赔偿。[24]此事受到时任《中国消费者报》副总编辑李学寅的关注,并立即组织团队进行追踪报道。1995年8月4日,《中国消费者报》头版以大半个版的篇幅以《“刁民”还是聪明的消费者》为题报道了王海在北京购假索赔的行为,并在当年的8月至9月,连续刊发了3期讨论。1995年11月2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举办“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会上专门讨论了王海购假索赔行为。[25]在此期间,时任全国人大法工委巡视员何山给予王海极大支持,他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起草人之一,于1996年4月24日主动“以身试法”,在北京购买了一幅假冒徐悲鸿的奔马图并起诉到法院。[26]在随后的几年里,王海在媒体上保持了相当高的曝光度,经常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上,并被塑造成了一位维权英雄。[27]强世功曾充满感情地说:“王海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新型的道德楷模,他在捍卫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对他人产生了有益的社会效果。今天,我们之所以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商场退货,之所以可以义正词严地拒绝超市出口的搜身,我们要感谢王海以及所有向王海一样实践法律权利、实践社会共同道德的勇士。”[28]王海一系列购假索赔行为起到了示范效应,并形成“王海现象”,在王海所著《王海自述:我是“刁民”》[29]一书中就列举了几位与他类似的“打假者”。

   由“王海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出,具有官方背景的全国性社会团体(中国消费者协会)、政府官员(何山等人)、国家主流媒体(中央电视台)在王海现象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试图借助王海现象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增强中国消费者的依法维权意识,因而王海现象不是简单的个体的维权行为,而是在普法运动中有意树立的典型。

   相对于王海现象局限于消费领域而言,小额诉讼现象(以一元钱官司为代表)则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姚明、杨澜等名人提起过一元钱官司,普通民众的一元钱官司也并不鲜见。针对这一现象,虽然有学者从诉讼成本以及自我炒作的角度对其批判和反思,[30]但媒体报道以肯定为主,不少学者、法官赞赏当事人用法律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做法,认为“一元钱官司”具有较高的社会效益,体现了民众权利意识的增强。裴智勇认为这些原告打官司不图私利,为社会公益,是“可喜的信号”,表示寻常百姓开始拿起法律武器,预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逐步向深度推进,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态度。[31]强世功也说:“一个人为了几毛钱的不公正要花上几千元钱通过诉讼讨个说法,他绝不是为了获得几块钱的赔偿,而是为了在这个寻求正义过程中捍卫作为人应当受到公正对待的尊严。”[32]吴兢更是认为“依法维权已成为众多公民维权的首选”,“公民依法维权时代”已经来临。[33]此类言论不一而足,如果这些言论均是发自肺腑,那么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当时法律从业人员的“狂欢式”肯定。

   回顾中国的普法运动,我们可以看出,国家通过普法教育有计划地使民众掌握法律知识,将法律交到民众手中,这是一种将顶层诉讼价值推广到社会舆论的努力;媒体则结合典型事件或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努力破除民众对诉讼的传统观念,这是一种将基层社会事件扩展到社会舆论的努力。通过两个方向的共同努力,试图沟通顶层诉讼价值与基层社会事件,进而使民众懂得并敢于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维护权利。

  

   三、“励讼”的诉讼制度

   (一)司法为民与诉讼便民

   在开展“普法运动”的同时,国家也积极推进诉讼制度改革。诉讼制度为民众提起诉讼提供程序保障,诉讼制度的可接触性直接影响纠纷向诉讼的转化。早在1982年,《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加强法制建设,便利人民诉讼》,提出“既要坚持社会主义法制原则,规定科学的程序和制度,保障办案质量;又要便利人民诉讼,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34]因此,民事诉讼法出台本身就具有便民诉讼的意涵,使得人民法院在“操作规程”上有法可依,从根本上改变了民众“打官司难”的问题。随着诉讼程序的不断完善、规范,安定性逐渐增强,赋予所有当事人,无论社会地位高低,富贵贫贱,均有平等地接近法院,接近司法裁判的机会。此外,通过规定诉讼行为的形式要件(如起诉要件等)、程序进行的顺序等等,达到方便当事人选择程序和实施诉讼行为的目的,从而对当事人的诉讼利益予以保证,提高当事人对诉讼程序的安全感。因而诉讼制度的建设使当事人对诉讼有相对稳定的预期,这是鼓励民众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的重要保障。

   诉讼程序的系统化和规范化并不等于高效率的诉讼程序,相反可能导致诉讼延迟和诉讼费用过高等现象,法治并不必然带来诉讼便利和司法体系的可接触。既然国家从价值上肯定了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正当性,那么如果民众走向法院、接近法院的途径困难重重就是不合理的,国家应该负有保障公民获得公力救济的义务,不断完善和健全诉讼制度,减少人民走向法院的负担、困难和障碍。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刘行指出了背后的逻辑:“从宪政的角度看,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分大小,只要受到侵害,就享有通过诉讼请求法院给予保护和救济的权益。如果因为得不到方便、快捷、成本低廉的救济,而使当事人放弃了权益,那就拉大了公众与法律的距离,不利于树立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不利于整个社会法治观念与法治意识的提升”。[35]此外,20世纪中后期以来,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方便当事人诉讼成为世界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诉讼便利化改革成为国际潮流。[36]

   进入21世纪国家开始系统全面地进行司法为民、诉讼便民改革。2003年8月,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特征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贯彻于人民法院的工作实际,就要牢固确立司法为民的思想。”会上提出了11方面23项司法为民具体措施。[37]在指导法院开展制度改革和实践改革的《人民法院改革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司法为民”和“诉讼便民”。《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38]将“坚持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指导方针,实现司法公正,方便群众诉讼,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推进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之一。《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39]中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司法为民长效机制。健全诉讼服务机构,加强诉讼引导、诉前调解、风险告知、诉讼救助、案件查询、诉讼材料收转、信访接待、文书查阅等工作,切实方便人民群众诉讼。探索推行远程立案、网上立案查询、巡回审判、速裁法庭、远程审理等便民利民措施。”

   (二)诉讼制度便利化改革

   在“司法为民”理念指导下,最高人民法院开展了一系列制度改革,在此我们简单结合诉讼便民的两个重要的制度化措施——提高诉讼效率和降低诉讼费用——展开讨论。

   19世纪英国政治家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有句名言广为法律从业人员引用:“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Justice delayed justice denied),只有高效率的司法才是正当的。简易程序的设立和完善集中体现了提高司法效率、方便民众接近司法程序的考量:“简易程序是对诉讼程序繁琐,诉讼延迟,高昂讼费的一种修正,以促进民众获得简便快捷的司法救济对于司法的接近和使用,从而实现司法的大众化。”[40]回顾简易程序设立和完善的历程,早在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中就有关于简易程序的规定,如简单民事案件“原告可以口头起诉”,“可以用简便方式随时传唤当事人、证人”,“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等,这些规定在后续的修订中得到了保留。在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进一步对小额诉讼案件加以明确,突破民事审判两审终审制度,规定“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

   诉讼费用改革方面,如果诉讼收费过高,就有可能将无力承担诉讼成本的当事人阻挡于司法救济的门外,所以诉讼费用改革的目的是“让老百姓打得起官司”,[41]通过对诉讼费用的调整,使当事人在自己的民事权益受到侵犯时,能不因经济上的困难而无法行使诉权。针对诉讼成本较高的情况[42],2006年国务院公布《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国务院令第481号),在降低诉讼费用交纳标准方面作出“六项规定”。[43]虽然相比于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法(司)发[1989]14号),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收费标准有增、有减,但考虑到物价水平的变化,总体而言诉讼费用下调了,尤其是对于小额诉讼和中下层群众而言,收费标准明显下调。[44]

   此外,司法改革还针对特定人群,主要是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司法救助。概而言之,中国积极完善诉讼制度,在对诉讼制度系统化、规范化的同时,开展诉讼便利化、便民化的改革,使得民众参与诉讼的成本和难度降低,吸引民众选择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

  

   四、结语与讨论:“励讼”的当代诉讼文化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法治”成为基本治理理念以及“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国家精英积极树立“诉讼”在纠纷解决机制中至高无上的排他性地位,并将“诉讼”与“权利意识”相联系,认为采用诉讼方式解决纠纷是权利意识高的表现,赋予诉讼正当性。由此可见当代社会治理理念对于诉讼的价值取向是肯定、支持的。在“法治”的治理理念和“励讼”的价值取向作用下,诉讼设置也发生转变。社会舆论的转变伴随着普法运动的开展,普法运动不仅将法律武器交给民众,还努力使民众懂得并敢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权。王海现象和一系列的一元钱诉讼在媒体上被赋予崇高的社会意义,法制栏目也结合日常生活中的纠纷来教育民众该如何打官司,破除民众的传统诉讼观念。诉讼制度方面,在“司法为民”、“诉讼便民”理念的引导下,中国的诉讼制度不断便民化、便利化,努力使得诉讼成为人们可以便利接触和使用的实现权利救济的手段。因而,我们认为当代中国诉讼设置是“励讼”的。

   综上所述,无论是诉讼价值还是诉讼设置,我们都有理由将当代中国的诉讼文化概括为“励讼”的诉讼文化,国家鼓励民众将纠纷交由司法机关解决,这一诉讼文化与我国古代“抑讼”的诉讼文化截然不同。[45]

   由此我们可以对本文最初所提及的民事诉讼率变迁提出一个新的分析思路。在当代学术话语中,治理模式转变或者说纠纷解决机制转变是为了适应社会转型,集中体现为经济体制转型。换言之,为什么要转变治理模式与纠纷解决机制,其原因在于社会转型产生新的矛盾和问题。从这种分析路径理解诉讼率变迁,就会将诉讼率变迁视为社会转型的结果。但本文所得出的结论是,社会转型并非诉讼文化转型的唯一动因,在纠纷解决领域存在社会转型和诉讼文化转型双重转型。因而,以民事诉讼率变迁为表象的诉讼活动变迁,同样要受到在社会治理理念变革指导下,诉讼观念改造和诉讼制度修正的影响。正是诉讼文化从“抑讼”到“励讼”的变迁过程中,以民事诉讼率为代表的诉讼活动发生了转变。

在此需强调的是,诉讼文化并不等同于诉讼状态,当代诉讼文化是“励讼”的,并不是说中国已经像美国那样成为一个“泛讼”的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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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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