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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钩:为什么说宋代已经迈入近代化的门槛?

更新时间:2015-09-18 13:06:33
作者: 吴钩  

   一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海外汉学家说宋代是近代开端,便不假思索地附和。宋朝到底是不是迈入了近代的门槛呢?我们不妨列出近代化的衡量标准,来跟宋代社会对照一下。

   当一个社会从中世纪进入近代,总是会出现某些共同的趋势与特征,我们试列举如下:

   商业化。商业渐次繁华,商品经济逐渐取代自然经济。

   市场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展开,市场取代行政命令,成为配置资源的重要机制。

   货币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但使得货币成为市场交易的结算工具,而且国民的赋税与劳役、国家的行政动员,也可以用货币结算,达成黄仁宇先生所说的“数目字管理”。

   城市化。越来越多的人口脱离农村和土地,进入城市谋生,成为城市的居民。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工业化。手工业发达,出现了以市场交换为生产目的、以手工业坊场为生产形态的手工业。

   契约化。英国历史学家梅因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从中世迈向近代化的核心标志之一,便是出现了从“人身依附”向“契约关系”的转型。

   流动化。由于人身依附弱化乃至消失,一个近代化的社会必然出现越来越明显的流动性,包括地域之间的流动、阶层之间的流动。

   平民化。世袭的贵族作为一个特权阶层,日渐式微,平民阶层的影响力日益上升,世俗化的市民文化蓬勃生长,最终形成一个平民社会。

   平等化。贵族式微,平民崛起的结果,是人与人之间基于不同出身的地位悬殊被抹平,阶层之间的森严壁垒被打破。

   功利化。由于商品经济的渗透、社会风气的世俗化演变,一个近代化的社会总是会产生出明显的功利主义思潮。

   福利化。近代欧洲的经验表明,当一个社会开始了商业化、城市化、流动化的转型,必然将诞生一个庞大的贫民阶层,原来由宗教团体提供的救济体系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必须由强有力的国家财政负担起救济的责任。

   扩张化。这里的扩张化是指国家经济职能的扩张。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机制可以自发地推动构建出一个近代化的经济体系。但这从来只是假想,而非事实。事实是,近代化的启动,总是以国家的重商主义为先导,政府设立的经济部门出现明显的扩张,如此,才能为市场的扩张奠定基础。

   集权化。国家的权力结构从贵族封建制转化为王权制。有学者指出:“无论是迟是早,几乎所有国家都必须在经历了专制王权这个阶段之后,才能跨入近代世界的大门。未完成由封建国家向专制制度的转变,意味着未能进入近代政治的起点,从而意味着国家在近代化第一阶段的完全失败。”这里的“专制”一词如果换成“王权制”,会更准确。

   文官化(理性化)。随着王权制的确立,贵族的政治权力逐渐被一个科层化的文官体系所接替。在韦伯看来,文官制与理性化几乎是一个同义词,文官制的建立,即预示着国家治理的理性化,政治权力的分配与行使由明确的程序与制度来规范,从而摆脱了私人意志与情感的干扰。

   法治化。近代化的渐次展开,塑造出一个复杂化的陌生人社会,以及一个庞杂的治理体系,熟人关系、习俗与道德已不足以应对这种复杂性,因此,国家需要创制出更加繁复的法律,以适应时代的嬗变。

   那么问题就在于:这些涉及到经济变迁、社会转型与政治构建的近代化指标,在宋朝一齐出现了吗?是的,它们一齐出现了。

   二

   宋代是继汉初之后的又一个商业繁华期,商业化的浪潮席卷整个宋朝国境,“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一位宋朝人看到,“人家有钱本,多是停塌、解质,舟舡往来兴贩,岂肯闲著钱买金在家顿放?”宋朝人家有了闲钱,即拿出来投资。一些汉学家甚至提出,宋代“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

   既然称之为“商业革命”,当然需要有革命性的经济表现。宋代在经济上确实出现了革命性的变迁:

   ——“田制不立”,即国家承认完整的私有产权(中唐之前实行均田制,产权的自由交易是受到限制的)。

   ——农业生产力获得革命性的提高,特别是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与复耕技术的推广,让同样面积的土地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如是,才可能从土地中析出更多的赋余人口与农产品,流入城市与工商业。

   ——原来束缚了商业自由的坊市制在宋代彻底瓦解,街市制开始形成,“自大街至诸小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空虚之屋,每日凌晨,两街巷门上行百市,买卖热闹”。在宋代之前,这是不可想象的。

   ——海外贸易高度繁华,当时整个大宋国的海岸线,北至胶州湾,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广州湾,再到琼州海峡,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市舶司(海关)每年从海上贸易中抽税近200万贯(明代在“隆庆开关”后,海关抽解每年不过区区几万两银),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2000万贯。

   ——商业信用非常发达,从北宋到南宋,陆续出现了便钱(类似于银行汇票)、现钱公据(类似于现金支票)、茶引、盐引、香药引、矾引(类似于有价证券)、交子与会子(法币)等商业信用。如果没有发达的商业信用,大宗的或者跨区域的市场交易是不可能达成的。

   ——商业化的深入,表现在国家财税结构上,即农业税的比重下降,商业税的比重上升,南宋淳熙—绍熙年间,来自非农业税的财政收入接近85%,农业税变得微不足道。这是中国历史绝无仅有的事情,要到了19世纪的晚清,洋务运动之后,清政府的田赋比重才下降至48%。

   宋代商业化的展开,也是市场化不断深化的过程。市场化不但表现为民间的衣食住行均可以通过市场解决,宋代江南一带的许多农户,基本上已经不种田,“糊口之物,尽仰商贩”;而且,国家也放弃了行政命令的方式,而采用市场机制获取政府消费品、调拨公用物资,甚至使用经济制裁的威慑来维持与邻国的和平。

   货币化的趋势在宋朝也非常明显。宋政府每一年都要铸造巨量的货币来满足民间交易,北宋的最高年铸币量则是570万贯,平常年份都维持100万贯至300万贯之间;明代近300年的铸币总量,宋人用两年时间便铸造出来了。

  

   为什么宋人必须大量铸造货币?因为需要满足货币化的时代需求。不独市场交易以货币结算(在自然经济时代,还可以以物易物);官吏与雇工的酬劳,也要用货币支付,而在宋代之前,工资以实物为主,货币只占其中一小部分;宋朝国家的税收,也从以实物为主向以货币为主过渡,北宋治平二年(1065),宋政府货币性岁入的比重超过了50%;王安石变法更将力役也折成货币结算,显示出货币化已成大势所趋。

   宋代的城市化也有革命性的表现:城市人口的比重达至历代最高峰。北宋的城市人口占20.1%,南宋时达到22.4%。如果据斯波义信的看法,南宋鼎盛时期的城市化率可能达到30%。而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约为7%,民国时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过是15.4%。一些研究者因此提出,宋代发生了一场“城市革命”。

   还有一些历史学者认为宋代出现了“原始工业化”。一个最能体现宋代“原始工业化”的例子是铁的产量:由于煤矿的规模化开采及应用于炼铁,北宋的铁产量表现出飞跃性的发展势头,而英国要到16世纪的工业化早期才产生类似的“煤铁革命”。大量的科学技术也应用于手工业生产,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称:“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三

   上面我们从经济变迁的角度描述了宋朝的近代化表现,接下来我们再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观察宋代——

   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大变迁:唐代有部曲,是世世代代为门阀世族耕种的农奴,没有独立户籍;唐代的奴婢也不具备独立的法律人格,不独立编户,是附依于主家的贱户;入宋之后,随着门阀世族的瓦解,部曲与贱口都成为了自由民。宋代的佃户与地主不再存在人身上的依附关系,只是结成经济上的租佃关系,租佃关系基于双方的自愿结合,以契约为证。宋代奴婢与主家之间也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经济意义上的雇佣关系,雇佣关系同样基于双方自愿的契约。这样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变革,核心意义就是“契约化”——从“人身依附”向“契约关系”转型。

   这个契约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平等化的进程。不管是部曲,还是奴婢,在宋代之前都属于贱民,而这些贱民到了宋代,都基本上消失了,或者说,从前的贱民现在已经获得了自由民的身份,都成了国家的“编户齐民”,拥有平等的法律主体资格:“齐,等也。无有贵贱,谓之齐民”。

   贵族的消亡,推演着一个平民化社会的来临。宋代之前,政治几乎为贵族垄断,唐代虽有科举制,但借科举晋身的平民官僚,寥寥可数。宋代情势一变,取士不问世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钱穆语)。据学者对南宋宝佑四年(1256)《登科录》的统计,在601名宋朝进士中,平民出身的有417名,官宦子弟有184名,寒门进士占了绝大多数。

   作为平民社会的表征,宋代的教育、文化艺术等领域,也一齐出现了明显的平民化色彩。宋代之前,贵族掌握着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而宋朝的学校则向全民开放,包括“工商杂类”的子弟均可进入州县学校读书。文学、音乐、美术在宋代之前也是上层人玩的高雅品,进入宋代后,才产生了完全属于平民(市民)的文学、音乐形式,如话本、滑稽戏等;我们从宋代之前的美术作品上也几乎找不到任何平民的影子,只有展开宋人的画作,如《踏歌图》、《清明上河图》,那种平民气息、市井气息才会扑面而来。

   同时,随着人身依附状态的解除,宋朝社会出现了广泛、持续的流动性,这种流动化既包括地理意义上的横向流动,即可以从一地自由迁徙到另一地;也包括阶层意义上的纵向流动,即固化的等级结构被打破,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上升的机会。

   宋人发现,“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这里的“近世”,当然是指宋代。用现代概念来说,宋人有了“自由迁徙”的权利。

   宋人又发现,“先王之制,贵者始富,贱者不富也。贫富贵贱,离而为四,起于后世。”这里的“后世”,也是指宋代。“贫富贵贱,离而为四”的意思,是说从宋代开始,此四者可以自由组合,贫者可以富,可以贵;贱者可以贵,可以富;富者可能贵,也可能贱;贵者可能富,也可能贫;贫富贵贱处于变动之中。用现代社会学的概念来说,社会阶层没有“板结化”。社会也因此才焕发出活力。

   整个社会的结构性转换,以及商品经济的深入展开,也让宋朝的社会风气出现巨大嬗变——人们不惮于言利,“凡人情莫不欲富,至于农人、商贾、百工之家,莫不昼夜营度,以求其利。”追逐财富成为理所当然之事。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大行其道,这种功利化世态乃是资本主义时代开始来临的一般社会景象,不管是两宋、晚明,还是近代的西欧城市,莫不如此。

   四

   现在,我们从国家治理功能构建的角度再来观察宋朝的近代化表现——

研究者发现,在16世纪的欧洲,当经济结构从封建制度过渡至资本主义制度之际,出现了一个特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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