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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迈:宪法共识的含义与作用——从中国宪法文本出发

更新时间:2015-09-13 23:54:57
作者: 程迈  

  

   摘要:  “宪法共识”一词极少出现在任何国家的宪法文本规定中,也不是中国宪法文本的用语。在汉语语境下,宪法共识同时具有“对宪法文本的共识”与“对宪法实施的共识”两种含义。宪法文本规定通常分为宪法价值目标与国家权力配置机制两部分,宪法共识一词进一步地会产生四方面的共识含义。对中国宪法的价值目标,在文本解读中并不存在太大争议,争议更多地集中于中国宪法文本规定的国家权力配置机制。获得对宪法实施的共识,其关键在于对国家权力配置机制而非对.宪法价值目标达成共识。当在宪法实施中缺乏共识时,共识应当是宪法改革的结果而非宪法改革的起点。

   关键词:  宪法共识,宪法价值,宪法实施,宪法改革

  

   一、导言:宪法共识的两种字面含义

   “共识”一词并非中国宪法文本的用语,在目前中国还不存在实质运作的宪法解释机制的情况下,我们只好求助于权威词典的解释来尝试确定该词的含义。“共识”一词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的解释是指“共同的认识”,[1]《现代汉语词典》对“认识”一词的解释是:“人的头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2]结合这两个词语的词典定义,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共识解释为“共同的、人的头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或者用更符合汉语习惯的表述方式:“不同的人的头脑,对客观世界共同的反映。”因此所谓共识,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不同的“人”对作为相同认识客体的“客观世界”相同的反映。

   将“宪法”一词置于“共识”一词前,指出了认识的客体,但是却会产生歧义。因为同其他任何法律一样,宪法一词本身包含“宪法规定”与“宪法实施”两种含义。前一种含义更多的是从规范和学术的角度出发,是对由宪法文本承载的规范体系的理想化描述;而后一种含义更多地着眼于这种理想化的规范体系在现实中实现程度的描述,是一种从概念、理论走向经验与实践的结果。由于这两种含义的存在,就会使“宪法共识”一词的客体不明确。从这种歧义状态中就会对“宪法共识”一词产生两种可能的解释:对宪法文本的共识和对宪法实施的共识。与对宪法文本的共识是一个单向的认识结果不同,就对宪法实施的共识而言,如果我们认为,人类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利用这种认识来指导自己的实践、来改造世界、来指引自己的生活的话,那么只有“知行合一”、正在被实践的认识才能被称为共识,这种“宪法共识”应当是被实践的宪法共识、是国家宪法秩序的真实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宪法实施的共识”与“宪法实施的真实状态”的含义完全相同。

   在任何国家都存在的违宪现象使得这两种共识能够相互保持一定的分离状态,各自独立存在。而且在成文宪法国家,对宪法文本的共识是对宪法实施共识的基础,并且只有当两种共识大致重合的情况下,人们才可说该国宪法获得了忠实实施。有时,即使有对宪法文本的共识,但是由于该宪法文本在现实中并没有得到忠实的实施,为了解释这种“无宪法”的“稳定政治”的存在可能,有些人甚至会将宪法实施中一些脱离甚至违反宪法文本规定政治活动规则,视为该国真正的宪法规范,[3]从而消除这种“宪法文本”与“宪法实施”之间的冲突。这一情况的存在,反而说明了对“宪法文本的共识”与对“宪法实施的共识”分别独立存在的可能。

   目前人们很难说对中国宪法文本的解读已经存在完全的共识,这种缺乏共识的情况又从2013年5月以来对“宪政”这一概念的一系列置疑文章表现出来。[4]至于中国的宪法实施,例如中国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实际权威,无疑争议就更多。[5]在同时缺乏两种共识的情况下,中国宪法实施的境况自然不容乐观。为了从困境中找到形成两种共识并使两种共识同一化的可能,有两个需要进一步明确讨论的问题:“对宪法文本共识”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在什么前提条件下,这种对宪法文本的共识可以转换成指导宪法实施的共识。

  

   二、对中国宪法文本的共识存在于宪法价值目标上

   现代宪法的内容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对宪法价值目标的规定;对国家权力配置机制的规定。现代宪法制度与现代经济制度一样,都兴起于欧美国家,并通过世界范围内自西向东的社会主义革命被中国宪法批判地继承。现代宪法的根本任务是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实现人的尊严,这也是宪法的根本价值目标。但是为了实现该目标,现代宪法在对公民基本权利作出明文阐释、从而细化这一价值目标内涵的同时,又需要对国家权力的配置和运行做出规定,以此来防止国家权力损害基本权利,并激励国家权力尽可能发挥出实现这些基本权利的作用。

   在对中国宪法文本共识的讨论中,欧美国家的宪法规范体系与中国宪法的不同是一个争议的热点。正是因为该热点的存在,欧美国家宪法规范体系实际上反而成为了不同论者争论的参照标准,即使那些高度强调中国宪法文本规定与实施中的“中国特色”的论者,也倾向于利用欧美国家的宪法规范体系来作为判断中国特色的标准。[6]现代宪法兴起于欧美国家,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欧美国家的宪法规范体系至少在价值观上已经具有了很大的相似性,并且以一些由欧美国家主导制定的国际人权公约反映出来。以欧美国家宪法中较为年轻的《德国基本法》为例,它规定了“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对该秩序的攻击有可能会引起剥夺个人基本权利、[7]取缔社团[8]或取缔政党[9]的严重宪法后果,因此自然属于德国宪法秩序核心内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将其内涵定义为:

   “对在基本法中得到具体阐明的对人类权利的尊重,尤其是以生命和自由发展为对象的人格权;人民主权;权力分立;责任政府;行政法治;司法独立;多党制原则和所有政党的机会平等,其中包括根据宪法建立并进行活动的反对派的权利。”[10]

   从该定义中我们可以抽取出:保护人权、人民主权、分权、责任政府、行政法治、司法独立、多党制这七项相互之间不存在明显等级关系的基本原则。在中国宪法文本中,保护人权、人民主权、行政法治、责任政府这四项原则都可以找到明文的规定,[11]对于这些得到宪法明文规定的宪法价值和原则,人们应当可以期待存在解读中的共识,否则就是根本否定了宪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形式权威性。对于分权、司法独立和多党制,中国宪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这些原则,但是也存在可以进行引申推论的条款,[12]而且在宪法文本中找不到相反的否定性规定,例如“中国国家权力配置原则不适用分权原则”之类的用语。在没有实际运作的宪法解释机制的情况下,仅仅通过对宪法文本的阅读,简单地得出中国宪法的规范体系与后三项原则绝对不兼容的结论,这或许是一种不够严谨的论断。

   而且后三条原则传达出的价值本身不可以认为是宪法的本体性价值,相反,只是为了实现更高的宪法价值目标,即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实现人类尊严的手段。只不过欧美国家宪法规范逻辑的推演和民主实践的经验都证明在宪法秩序中不实行后三条原则的话,更高的宪法价值目标就无法实现,因此后三项原则也成为了欧美宪法规范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其实中国宪法与欧美宪法的规范体系存在交叉甚至重合的地方并不限于这七项。再以《德国基本法》为例,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的定义之外,《基本法》进一步肯定了德国的社会与联邦国体,[13]这两大国体也属于在《基本法》的修改中不可触及的基本原则。[14]中国宪法同样将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国家的基本制度,[15]并在第一章总纲和第二章公民基本权利中规定了大量以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社会权利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形式;至于联邦主义或者说对地方自治的考虑,则有第3条对“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肯定[16]以及第三章第六节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规定。

   从目前针对中国宪法的讨论来看,对中国宪法文本的解读,在宪法的价值目标甚至一些基本原则上没有太大的争议。尤其是对于现代宪法的第一原则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实现人的尊严,中国宪法的文本在基本上涵盖了所有作为第一代基本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同时,又以其对第二代权利即公民经济和社会权利的丰富规定而更具有现代化的色彩。但是在国家权力配置和运行机制上,从目前的争论来看,对中国宪法文本的解读则无法获得共识。解读者的知识背景、政治倾向不同,他的认识也随之不同。从2013年5月以来对宪政的各种争议来看,对“宪政”这一概念提出质疑的作者也基本上没有反对中国宪法与欧美国家宪法在价值目标上相似性,但是对于分权、司法独立和多党制这些涉及国家权力配置的原则,则存在着严重的分歧,[17]而且对某些国家权力配置原则的争议,例如对多党制原则的解释,在一些人看来已经上升到决定其他宪法原则能否真正得以实现的程度。[18]总而言之,在对中国宪法文本的各项规定进行解读时,越接近宪法的价值目标,共识越多;越接近对国家权力的配置机制,共识越少。

  

   三、对宪法实施共识的重点在于国家权力配置机制

   前文从“宪法共识”这一含糊的用语分解出“对宪法文本的共识”和“对宪法实施的共识”,由于宪法文本通常由对宪法价值目标和对国家权力配置机制两部分内容组成,这样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分解出四种共识:对宪法文本价值目标的共识,对宪法文本国家权力配置机制的共识,对宪法文本国家权力配置机制实施情况的共识与对宪法文本价值目标实施情况的共识。从宪法文本规定的规范逻辑而言,宪法文本价值目标是宪法文本国家权力配置机制的设计出发点。在宪法实施中,国家权力配置机制的运作又以在实践中实现各种宪法文本价值目标为目的。在这种从宪法文本中的价值目标规定到宪法价值目标在实践中得以实现的过程中,国家权力配置机制从表面上看只处于从属性的服务地位,但是实际上却是宪法文本价值目标实现的关键,因此在实践中,最重要的宪法共识也在于对国家权力配置机制的共识。[19]

   ┌──────────────────┬───────────────────┐

   │            │“宪法”的两种含义       │

   │            ├─────────┬─────────┤

   │            │宪法文本    │宪法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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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法内容 │宪法价值目标    │共识一    │共识四    │

   │    ├────────────┼─────────┼─────────┤

   │    │国家权力配置机制   │共识二    │共识三    │

   └─────┴────────────┴─────────┴─────────┘

   (图略)

首先,任何国家宪法文本对其价值目标的描述,使用的都是一些高度抽象概括的用语。这就使得各项基本权利甚至各项宪法基本原则内涵和外延都具有高度的弹性,相互之间存在冲突的可能。例如,公民表达自由与人格尊严、人民主权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冲突,都一直是宪法理论讨论中的难点问题。在宪法实施的过程中,当这些理论上的难题成为了现实中的具体纠纷时,因为这种纯粹理论讨论中的众说纷纭往往无力给出一个令现实中具体争议中的各方都信服的答案,对这些具体问题的解决就不能只依靠理论中的推演和论说,更需要一个在规范和现实中同时具有权威的机关,在不同的价值、原则间进行权衡取舍,对具体的问题给出具体的答案。这一有权机关的存在又离不开在宪法实施中,对宪法国家权力配置的文本解读和实践的共识,此时仅仅依靠对宪法价值目标甚至一些基本原则的解读共识是无法促成这种共识形成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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