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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迈:宪法共识的含义与作用——从中国宪法文本出发

更新时间:2015-09-13 23:54:57
作者: 程迈  
但是这些举措并没有跳出中国宪法已经传递出的各种制度设想,设想中的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在实践中却是由人民民主的实践来指导党内民主,各级党委实际上是在向人大、向行政机关学习,实际上是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在带动党章规定的党内民主。[32]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早已提出过要向宪法学习党内民主的思想,[33]这都说明从现行中国宪法出发进行国家权力配置机制的改革,将更易于获得共识并推行。

  

   五、余论:谁的共识?

   “宪法共识”一词不仅是个有歧义更是一个残缺的词语。它虽然提及了一个内涵不确定的认识的客体,但是却没有指明认识的主体,前文的讨论回避了这一问题。当前文肯定了国家权力配置机制在宪法共识中的核心位置后,本文不可再回避这一问题了。

   宪法实施是树立宪法权威的唯一途径,前文的讨论已经指出,在宪法实施中,国家权力配置机制处于中心地位,是宪法价值目标从文本走向现实的关键。国家权力配置机制本身是一个高度实践化的问题,理论讨论无法代替具体实践。由于实践中的共识本身是真实实践的写照,此时,共识与实践已经同一化了,共识不再是实践的指导,而是实践的结果。与对宪法价值目标的讨论可以不断地退缩到抽象层面的解读,因此与获得高度形式甚至空洞化的“宪法共识”不同,对宪法实施的解读却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展开、内容不断丰富的过程,这种共识是一种有着丰满内涵、包含各种现实经验的共识。在这一过程中,寻找共识的难度只会越来越大。

   因此,期待在宪法实施的过程中,首先通过一个理论讨论来获得为所有参与宪法秩序创造活动的人接受的共识,然后再按照这个理论上的共识按图索骥地建立一个可以有效实现宪法价值目标的宪法机制,尤其是宪法国家权力配置机制,这是一个注定将永远沉陷于无尽的理论争吵中的美好愿望。在这个从纯粹理论走向真实实践的起点上,一千个实践者将会有一千种认识。实践中的难题只能在实践中解决,共识本身将是改革的结果。实践中的共识并不是被哪位智者藏匿在政府大楼里的治国宝典,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实施;实践中的共识本身需要人们在实践中通过不断的试验甚至试错来达成。[34]这就需要人们从有限的共识出发——例如目前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虽然存在许多问题,但是却是最能汇集民意的代议制度,走向更大的共识,例如在实践中逐步将人民大会制度做实做好,使各方力量都能利用这种制度平台来表述自己的利益,以此获得一个最佳的平衡,这或许是更可行的寻找宪法共识的途径。

  

   注释:

   本文是中国宪法学研究会2013年会发言论文。本文感谢在年会的讨论中王广辉、管光、莫纪宏、上官丕亮、张千帆这几位老师对本文的批评意见,根据这些批评意见,本文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57页。

   [2] 同上注,第1095页;

   [3] “这种既能够容忍改革乃至违宪又能够抵御革命回潮的政治宪法结构,才是‘八二宪法’的最值得关注的本性,也才是它作为改革宪法的本性。”高全喜:“革命、改革与宪制‘八二宪法’及其演进逻辑:一种政治宪法学的解读”,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5期。

   [4]在这些文章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杨晓青:“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载《红旗文稿》2013年第10期,转引自: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xzmj/article_2013052183896.html(2013年8月6日访问);郑志学:“认清‘宪政’的本质”,载《党建》2013年第6期;马钟成:“在中国搞所谓宪政只能是缘木求鱼”,载《人民日报》(海外版)8月7日,转引自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807/c1001-22471542.html(2013年8月6日访问)。

   [5]例如韩大元先生指出:“首先,不尊重宪法文本、不尊重宪法规则,已经成为国家生活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韩大元:“宪法与社会共识:宪法统治到宪法治理”,载《交大法学》2012年第1期。

   [6] 例如参见杨晓青:“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载《红旗文稿》2013年第10期,转引自: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xzmj/article, 2013052183896.html (2013年8月6日访问)。

   [7] Art.18,GG.

   [8] Art.9 Abs.2. GG.

   [9] Art 21 Abs,2, GG.

   [10]“Zu den grundlegenden Prinzipien dieser Ordnung sind mindestens zu rechnen: die Achtung vor den ira Grundgesetz konkretisierten Menschenrechten, vor allem vor dem Recht der Pers?nlichkeit auf Leben und freie Entfaltuag, die Volkssouver?nit?t, die Gewaltenteilung, die Verantwortlichkeit der Regierung, die Gesetzm??igkeit der Verwaltung, die Unabh?ngigkeit der Gerichte,das Mehrparteienprinzip und die Chancengleichheit für alle politischen Parteien mit dem Recht auf verfassungsm??ige Bildung und Ausübung einer Opposition.”BVerfGE 2,1,13.

   [11]中国宪法的有关规定:保护人权,第33条:“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人民主权,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行政法治,第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责任政府,第3条:“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12]中国宪法对这三条原则的规定:分权原则,中国宪法在第5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与此同时,又在第3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因此,在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工关系,这种分工又通过中国宪法对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独立地位的规定表现出来:第126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131条:“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对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独立地位的规定,又可以成为讨论中国宪法对司法独立原则接受的起点。即使是多党制原则,中国宪法在其序言中提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等参加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宪法正文第5条规定“各政党”都要遵守宪法,对政党使用了复数指称。

   [13]“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st ein demokratischer und sozialer Bundesstaat.” Art.20, GG.

   [14]“Eine ?nderung dieses Grundgesetzes, durch weiche die Gliederung des Bundes in L?nder, die grunds?tzliche Mitwirkung der L?nder bei der Gesetzgebung oder die in den Artikeln 1 und 20 niedergelegten Grunds?tze berührt werdendst unzul?ssig.” Art.79 Abs.3,GG.

   [15]中国宪法第2条:“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16]中国宪法第3条:“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17]例如:杨晓青先生首先主要从所有制、议会民主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分权、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五个方面提出宪政即欧美国家的宪法制度与中国宪法的本质不同,但是杨先生在判断两种制度孰优孰劣时,其评判标准还是回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真正的民主”这些传统宪法原则上。杨先生认为西方宪政的低劣之处在于其欺骗性,即在实践中没有兑现其宪法文本的承兑。虽然杨先生没有谈及宪法的最终目标,但是可以认为杨先生并不反对至少人民主权是宪法的价值体系内地位较高的价值。而且有趣的是,杨先生一文将“人权与公民权利至上”归入宪政的非关键性的制度元素和理念一类。杨晓青:“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载《红旗文稿》2013年第10期,转引自: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xi/xzmj/article_2013052183896, html(2013年8月6日访问)。类似的观点参见:马钟成:“美国宪政的名不符实”,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8月6日,转引自:http://theoiy.people.com.en/BIG5/n/2013/0806/c40531-22455462.html(2013年8月6日访问)。

   [18]“这些‘宪政’主张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郑志学:“认清‘宪政’的本质”,载《党建》2013年第6期。

   [19]有的作者或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宪法共识”一词。例如:张千帆先生提出:“作为理智温和的左、右双方都能接受的制度设计,宪政民主代表了中国改革的未来走向。”张千帆:“宪政民主应成为基本共识”,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显然,张先生的“宪政共识”重点更多地置于了“国家制度设计”之上。

   [20] Thomas K?nig,Jonathan B. Slapin: “From Unanimity to Consensus: An Analysis of the Negotiations at the EU's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World Politics,Vol.58,No.3(Apr.,2006),pp.413-445.

[21]有些讨论宪法共识的作者对宪法文本的价值规定提出了这种过高的期待。例如:李炳辉、周叶中两位先生提出:“因此,我们需要在政治宣传之外,寻找另一种能为人们广泛接受的共识,并以此作为社会价值的基础,以赢得全国人民的广泛遵行。我们认为,这一共识就是宪法。”李炳辉、周叶中:“论我国宪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寻找当代中国的共识基础”,载《法学论坛》2012年第4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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