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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公私界线如何划分?公共讨论何以可能?

更新时间:2015-09-07 15:09:50
作者: 郭于华 (进入专栏)  

   ——老毕事件的社会学思考

   [摘要]:毕福剑在餐桌上以调侃方式评论前领袖人物而引发的事件,关涉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关系和界线问题,也和历史真相如何呈现、普通人的历史权利如何实现等密切相关。对此进行社会学的思考,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特点及其社会转型过程,并推进社会的多元共存和表达空间的拓展。

  

   关键词:公共领域 私人领域 公共讨论 多元历史

  

   央视著名主持人毕福剑在一次私人聚会时的餐桌说唱引起网上网下轩然大波,媒体上舆论滔滔,现实中后果严重。一次私人聚餐酿成一场公共事件,而且给当事人带来了可谓改变人生轨迹的影响。作为“社会事实”,其过程、意义以及所表现出的社会逻辑值得从社会学角度加以分析和讨论。

   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

   作为一个哲学与社会学概念,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相对于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是指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个公共空间,公民们应当可以在这个空间中不受强制和干预地自由讨论公共话题并参与公共事务。这一最早由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经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文中进行了充分阐释的概念,在社会现实中和学术理论上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哈贝马斯更加关注确保“未失真的沟通(undistorted communication)”,他认为理想的公众演讲情形有四个有效性要求:理解、事实、适当和诚实,他宣称这四点相互联系并被证明。[1]

   这样一种公共领域是否应当具有中立性的问题,这取决于公共领域和政治(权力)领域以及私人领域是不是能够真正加以区分。只有前者和后两者真正分离开来,公共领域才真正具有中立性。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强调,私人问题或者个人利益的问题不应该进入公共领域并成为公共领域中讨论的问题。换句话说,公共领域不是用来保护私人利益的,而是要讨论共同的善——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的人们所期待的美好生活是什么样的。在一个国家内部存在着无数的、相互交叉和重叠的微观的公共领域,几个人在一起喝咖啡、一群人对于地方政府行为的抗议(如垃圾焚烧)、几个人进行的学术讨论等等。通过这种交流,人们或者成为朋友,或者形成有共同爱好的群体。他们有时为了某种共同的利益而结合在一起,有时为了凝聚共识,沟通情感而结合在一起。在这种交流中,人们获得了新的生活体验,对社会生活获得新的理解。人们甚至会对“日常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编码”提出质疑或者重新编码。[2]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这样的概念通常是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的语境下界定的,对于中国人而言是相当陌生的,只在近年才逐渐为学界和公众了解。在相当程度上,这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并不是一个公私分明,群己界线明确的社会,而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按照父系亲属制度决定人际关系的社会;即费孝通先生所概括的有着“礼治秩序”、“长老统治”、“男女有别”、“维系着私人的道德”等特点的“差序格局”的社会。这些社会结构性特征带来了公私不分、公权(政权、族权、父权等)对私人生活的干涉过多等。既缺少普遍主义的公德、又没有个人自由,是中国传统与制度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

   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公私领域不分,群己界线不明的状态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只是公权力的主体发生了改变——原来的小共同体被大共同体所取代,国家与集体(单位或公社)直接面对个体,并深入而透彻地直击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原本就缺少空间的私人领域面对以国家和集体形式存在的大共同体,暴露无遗,无处可逃。个人的自由(包括隐私权)一直得不到尊重和保护,而这种情况在文革时期达到极致。完全属于个人私域的例如日记、通信、谈话,甚至想法、念头都被监督和控制,在家庭中甚至父母子女、夫妻之间的私密关系都在监视之列。例如,文革中许多人因私人通信、个人日记而被打成反革命导致家破人亡;私下谈话或某种个人观点的私下表达被举报披露,给当事人带来灭顶之灾。

   中国式的公私不分一方面表现为公权力或公共舆论对私人生活的粗暴干预;另一方面则是个人对公共领域的极力回避和对公共事物的冷漠。后者是前者造成的,不受制约、没有边界的公权力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与教训,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很好地记取。

   回到老毕事件这一话题,可以说是比较典型的公私领域不分的表现,是公权力对私人领域的进入和干涉。老毕在私人聚餐时的(模仿)唱段和评说,虽然涉及对前领袖人物的评价,但毕竟是相对私人领域中的调侃逗乐。老毕与熟人朋友的聚餐,虽然不同于家庭亲友构成的纯粹私域,其间也难免会涉及某些公共话题,但是,就其具体情境而言,仍然不属于公共领域中的活动,也没有让公众获知参与者特定的人际关系和谈话内容的意图。如若要把聚餐中的相关信息公布出来,必须征得所有当事人的同意。这样场合中的谈笑、调侃或嘲讽,迅速演变成公共事件并成为公众褒贬攻讦的话题,甚至导致当事人在现实中受到惩处并做出公开道歉,是非常不当的。它证明公权力依然在越界作为,依然严重侵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在当下中国,这类人际交往交谈酿成公共事件也是屡见不鲜的现象。

   同样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若在没有新技术、自媒体的时代,老毕这一类的私人聚会谈笑内容几乎是没有可能被非参与者获知的,更不可能酿成公共事件;然而在人人都可以利用自媒体、但对公私领域依然未加区分或概念模糊的情境下,其资讯行为的后果就难以预料。这也说明,新媒体、大数据时代,公私领域如何区分,个人权利如何保护,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新课题。

   二、批评的尺度和方式

   老毕事件涉及到的另一个社会问题是普通人能否就领袖人物或重要历史事件做出评论价以及用何种方式进行评论。这一问题的答案似乎应该是肯定的:当然应该评价,而且应该以理性的、公开的、免于强制的方式进行讨论和评论。如果是这样这个问题就不成立或者不是一个真问题。然而现实中,这却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信息知识、学术研究、公共讨论仍然存在诸多禁区,阅读、理解特别是讨论的空间依旧狭小,有着种种有形和无形的束缚。在缺少公共讨论的空间和平台,公众没有机会学习和实践如何进行正常有效的公共讨论的情境下,各类变形的表达形式就五花八门地出现了。

   比如,以段子、笑话或某种民间文艺形式所进行的“恶搞”,对正统文艺作品进行改编以“山寨”版形式出现,如老毕所为。其实,“恶搞”也是一种表达,而且是无奈的表达。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对东南亚农民进行研究时曾经推出与“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并存的另一个重要的概念——“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指的是相对于“公开的文本”(public transcript)而存在的、发生在后台的话语、姿态和实践,它们避开掌权者直接的监视,抵触或改变着“公开的文本”所表现的内容。它们是千百万人生存智慧的重要部分。斯科特指出,每一从属群体因其苦难都会创造出“隐藏的文本”,它表现为一种在统治者背后说出的对于权力的批评,它使从属者有可能破除“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和神秘化的迷障。关注作为底层政治(infrapolitics)的“隐藏的文本”,有助于理解底层群体难以捉摸的政治行为和复杂情境中的权力关系。[3]

   老毕所说唱的内容,正是这类在民间流传的“隐藏的文本”,上不了台面,却流传甚广,甚至为人们喜闻乐见。我曾经写文讨论过关于网络神兽“草泥族”与“河蟹族”之间的矛盾与博弈过程,说明“恶搞”固然是无奈之举,难免成为情绪的发泄,但它也是“弱者的武器”,是草根的表达方式。因为表达者不是强势者,也不掌握“公开的文本”,对他们而言,公开的、正当的、自由的表达渠道是不畅甚至封闭的。他们只能使用“弱者的武器”,创造“隐藏的文本”。但不要小看了这类“草泥”方式,这需要做出自主的选择:要么做沉默懦弱的羔羊,要么做“顽强勇敢”的“草泥族”。这一过程让我们意识到这类表达不仅仅是以搞笑方式发泄不满,而且关涉到每个网民、公民社会生态环境的重大问题。

   至于这种表达的功效也值得关注,斯科特的研究告诉我们:公开的文本与隐藏的文本的交界处是一个支配者与从属者持续争夺的地带——但并不是一堵结实的墙。通过“隐藏的文本”,从属阶级有可能创造并维持一个社会空间,而这一社会空间本身也是反抗所要达到的成就。缺少表达空间的弱者们,不能指望这一空间能自然而然地获得,也不能寄希望于被赐予表达的权利。抗争的空间是在抗争过程中撑开的,表达的空间是在努力表达中获得的,过程本身至关重要。

   对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评价,本是一个认识和探索的过程,其间有不同的判断和观点、各种意见发生争论都是很正常的。应该认为,在探寻真相的过程中,民众有逻辑思考、推理判断的能力;他们不能接受仅就事件表象的“宣布”,不能容忍那么多缺少逻辑关系的“偶然”和美好的理想与灾难性现实之间巨大的断裂;而另一方面,真相却是权力所决定的,是权力所宣布的,是权力所垄断的。如此激愤和冲突不可避免。根据常识,矛盾冲突的各方有不同的立场、角度、不同的利益和诉求,因而就真相有不同的判断和观点是正常的。就复杂历史和人物的功过是非追索真相是一个复杂的论争和博弈过程,而真相正是在多种声音中才能呈现,因而公民参与追寻真相的过程就万分重要;而打破权力的真相垄断也十分必要。

   如若不同的看法意见发生冲突,应该在讨论的场域中进行争论、辩驳,可以针锋相对,比如,当面提出不同的意见和论据,指出对方证据和逻辑方面的问题,或者直接批评当事人不当的表达,只要不违背讨论规则如进行物理的或精神的人身攻击等。但是如果将私人聚会或者公共性非常有限的话语未经同意而传播出去,造成外部力量或者借助于公权力对不同观点大张挞伐,就不仅有悖于约定俗成的道德,而且使得原本狭小的表达空间更为逼仄,于公于私都造成负面后果。

   至于老毕作为公众人物,能否在一个相对私密的场合,以许多人认为不那么适当的方臧否前领袖人物,也要放在特定的社会结构和语境下来看。在理性认识、正常讨论、公开表达的空间不具备的情境下,以恶搞方式表达甚或只是出于纯粹逗乐的无意识表达,也并非大逆不道之举。另一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不同场域的表达相悖的问题,一位媒体名人在正式公开场合表达某种评价或观点,而在非正式场合却表达完全另类的观点,究竟哪一种为真哪一种为假呢?相互对立的观点在一个人头脑中会不会打架?或者原本就是公开的表达与其真实的想法相反,而长此以往,人格能保持完整吗?如若对这类问题做一社会心理分析,当有助于认识和理解中国当下的话语空间的特点和困境。

   我常常想,近年来种类繁多、层出不穷的“隐藏的文本”,充满智慧的民间行为艺术表达、新媒体形式和内容的表达,如若有正常的社会氛围和表达空间,如果能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和公民课堂,这些民众的能力和智慧能够充分释放,该成为多么巨大的创造价值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就此而言,与其封杀民间恶搞,不如开放讨论空间。

   三、信息多元方能使真相呈现

   老毕事件因官方介入而发酵膨胀,可能给方方面面带来不少负面影响,但其至少有一点正面作用:就是促使人们思考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历史,如何面对现实,如何在当下的社会关系中自处,如何在参与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做一个好公民。

对历史人物特别是重要的领袖人物的评价,有赖于对历史材料和资讯的充分了解和把握。而长久以来,由于人为设置的禁区、障碍,历史与现实的信息都不够透明也很不对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chenhao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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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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