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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如何组织社会?问题并没有解决

更新时间:2015-09-05 17:34:53
作者: 张静 (进入专栏)  

   法团主义能够解决中国需要解决、但是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很极端,非此即彼,砸烂了这个,那个才能起来,抗击了那个,这个才能起来。

   ——《法团主义》第三版修订

  

   嘉宾简介:张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在法国国家科学院弗里德曼研究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代中国中心、哈佛大学社会学系访学。著有:《法团主义》、《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哈佛笔记》、《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等。主要研究领域:政治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社会转型与变迁。

   采访:袁训会,共识网副总编辑

  

   法团主义是一种社会组织结构设想

   袁训会:《法团主义》是九十年代末出的一本老书,此次第三次修订再版增加了内容吗?

   张静:八十到九十年代,思想界十分活跃,中国社科出版社找到一些学者,编写一套“思潮”系列图书。他们希望我来介绍一下法团主义,那是第一版。2006年左右出了第二版,满足一些大学教学参考书需要。

   这次第三版,我在二版基础上又做了一些修改,主要是让表述更加简洁精确。另外,我撤下一章“利益组织化”的中国研究,换上反映更新发展的东西,叫做“通道变迁:个体与公共的连接”,同样是讨论中国的现象。三版还收入了陈冠中先生的一文,“法团主义政制的思想资源和历史”,作为代序。我最早在袁训会上看到对他的采访,其中有部分谈到欧洲法团主义,觉得他对法团思潮的了解非常深入,春节正好在一个会议上见到陈先生,征求他个人意见后,我把这部分放到新版《法团主义》中。在这个序中,他讨论了,长期以来,左右两派都轻视法团主义的原因。

   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法团主义》出了三版,从现在来看,这本书虽然讨论的是欧洲社会,但所涉及的基本问题,和中国现实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在中国,如何组织社会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就问题而言,这本书并没有过时。我想,再版书局一定有相似的看法。

   袁训会:法团主义这个概念,相对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对很多中国普通读者来说,是不那么熟悉的。而且有一些不一样的翻译,我看到的,就有译成统合主义。您能不能结合一些实例,对这个概念做一个不那么学术化的简单解释,让读者对法团主义有个大致了解?

   张静:戳到软肋了,有学生告诉我说,我的缺点是不够通俗。我试试看能否更通俗地说明。

   先说译法。台湾地区把这个词翻译成统合主义。在大陆,我问过一些学者,他们认为法团主义是最为普及、最多人使用的词汇,当然这是指学界,学界一般都知道这个词的意思。

   怎么向公众通俗解释这个概念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定社会有两种组织状态,一种是多元组织的社会,国家组织和各种社会组织并立。另一种,其中的社会组织并非多元,更不具有自主性地位,整个社会全部都由国家从上到下组织起来,形成等级,由一个权威中心来决定所有的事务,而社会组织没有自己的行事规则、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事务。这当然是两种简化形态,实际的情况往往是混合型,主流偏向其中一侧。

   如果你想象这两种情况属于两端,一种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不分化的,一种是权力分散而且分化的组织结构,法团主义要说的,是这两种极端的“中间”情况。具体来说,就是存在着相当多的,有自主性地位的社会组织,而且这些社会组织之间不是互相冲突的关系,它们和国家的关系也不是简单对立的,而是有一个制度化的联接,所以,法团主义其实是对——介于极权主义和多元主义之间的——社会组织关系结构的描述。

   虽然很学术化,但是如果你能想象这两种极端结构,组织和组织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社会和国家、社会组织和国家组织之间的关系的话,就很容易理解这个概念。

   中国知识界为何不重视法团主义?

   袁训会:刚才提到,中国知识分子不管是新左派还是自由派,对法团主义都重视得很不够。原因是什么?

   张静:应留意,在中国,左右翼和国外知识界使用的一般含义有所不同。

   国内右翼轻视法团主义,是因为以他们的标准来衡量,法团主义是偏左的。比如,右翼主张减小政府权力,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由市场组织来主导资源分配,各个社会组织自主决定各自的活动。但法团主义主张让国家和社会存在组织联接,减少冲突性的组织关系,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由国家组织吸纳社会组织的代表成员。在右翼看来,这是增加国家权力的一种制度安排,所以不可接受。以劳工立法为例,劳工方面的社会组织需要整合,他们的代表要加入到国家立法委员会里面去,这时候,劳工社会组织同国家就不是冲突关系,而是一种制度化联接的关系。所谓整合,指的是一个最具多元代表性的劳工组织加入,不可能无数声称自己代表劳工的组织都加入,因为每一个劳工组织代表的,都只是一部分劳工。在后一种情况下,劳工的利益是分裂的,不是整合的。这反而增加了劳工立法的困难。

   另一方面,法团主义和历史上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有关系。陈冠中先生在序言中谈到,二者存在一种思想脉络传承的关系。显然,和法西斯有关使得法团主义缺少道德地位,无论哪派学者都不会“称赞”这种关系。

   相比右翼,左翼接受法团主义的程度,可能会相对高一些。但是法团主义主张的各种社会组织地位,也许跟左翼的想法还有差异。比如,左翼主张的大众民主和福利,和法团主义就不相容。如果不能在全国发展更多的劳工组织,只能由一个劳工组织来代表所有劳工的利益,在劳工立法方面由这个组织出面参加,你就必须要统合所有的劳工组织,特别是有分歧矛盾、有竞争关系的那些劳工组织。这也许在一些左翼意识形态来看,就不是真正的民主及平等了。

   袁训会:左翼会认为这是过于精英化的安排。

   张静:他们觉得如果这样安排,会改造或者改变社会组织,特别是代表劳工的那些社会组织,工农团体的代表性含义会改变,而它们原本是基于民主选择建立起来的。

   不知道准确不准确,我觉得,左右两派对这样一种方案不能接受的原因,也许在右翼看来,是法团主义承认并且强化了国家的权力,而在左翼看起来,是法团主义和大众民主的意识形态信念不相容。如果从意识形态立场出发,而不是从解决问题角度出发,法团主义不符合左右各方的立场。

  

   法团主义看重秩序和组织化

   袁训会:国家,也就是政府,在法团主义中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呢?是整合者的角色吗?

   张静:我认为是的,但是不是用强权,而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化机制来达到社会整合目的。也许政府并不一定能够全面支配,但是应该可以有机制和不同的社会组织达成沟通,并且这些沟通是制度化的,常规的,不是可要可不要或者是随机的。这样,就把社会组织的方方面面代表,吸纳到整个公共体系里来。公共体制是大家的,并非仅仅是国家体制,其中不仅有国家组织,还包括社会组织,它是一个公共关系体制,国家和社会组织都在其中。

   袁训会:每种思潮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价值偏好,比如左翼可能更偏好民主或者平等,右翼则更倾向于自由,法团主义有没有自己的价值偏好?

   张静:如果要总结法团主义的价值偏好,我觉得可能是组织化秩序,法团主义非常看重秩序,主张组织化利益有序。这涉及对于社会组成的看法。人类是组织性动物,他们依靠组织增进权益,提升生存能力。但组织间的冲突又损害这种生存能力,因此,哪种组织状态可能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是法团主义者关注的,它要解决的是人类社会如何组织这个问题。

   欧洲最早提出法团主义的学者,初衷是希望欧洲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因为他们发觉自身的竞争能力在下降,下降的原因不是因为别人强大,比如北美的崛起或者日本的崛起,而是因为欧洲内部组织关系冲突太多。他们认为,这些冲突已经损害了自身能力,强大和组织化秩序有关,如果组织不当,会在各种冲突当中损耗整体能力。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包括理论,一定会面对一个要去解决的问题。我相信,法团主义是希望改善组织混乱竞争的局面,建立相对来说有序、可控的组织关系。这是法团主义的主要理想。

   袁训会:秩序难道不是一个全能政府更加偏好的吗?

   张静:不同秩序的性质有着根本不同。

   虽然极权主义也强调秩序,但是它不了解怎样才是一个好的秩序,所谓好,是可以产生服从和认同的秩序。希望这个秩序是由自己来统管一切,不能有其他的自主地位和决定权,也不能有其他的代表地位,历史已经证明,这样的秩序是一个死秩序,它其实是一系列冲突的发生源,不会产生认同和服从,所以不是一个好的秩序。而多元主义认为,各种组织充分竞争才能构成一种均衡秩序,但是历史也证明,无序的、非建设性的冲突经常失控,它的破坏性也无法产生好秩序,只能说明人类文明自我约束的能力很有限。

   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法治,法治是一种秩序,但是法治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当权者把法律作为一个管治手段,需要管理谁就立一个法,这是一种法治,有的人叫法制。还有一种是法治,指的是法律规则形成了以后,就是治理所有社会组织、包括国家组织的一个最具权威性的规则。你可以看到,后面这个法治和前面这个法制有巨大差别。前面的法制,法律的规则不是中立的,不是中立于各个社会组织包括国家组织的,不是所有的组织都在法律的管辖系统之内的,存在排除在外的、不受管束的组织,比如制定法律的组织、运用法律的管理组织等。但是后一种法治,则是所有的社会组织、包括管理组织,都须被一种法律体系制约的,换句话说,只有法律规则本身是最具权威的,没有超越于这个权威之外的任何其他组织。

   显然,这两种——法制和法治——虽然都是秩序,但是它的性质极为不同。因此,一谈秩序,就认为是政府需要的秩序,并不准确。

   建立什么样的政治社会秩序上升为中心问题

   袁训会:知识分子不重视法团主义,不知道这跟我们的知识引进是否也有关系?法团主义是欧洲出现的思潮,而中国知识分子从1990年代开始,才对各种思潮有一个科普性地了解,介绍这些知识的书籍大多都是从美国引进的。

   张静:你的意思是引进的时间太短?

   我不这样看,中国对外部思潮的引进介绍,不是从九十年才开始的,虽然法团主义引进时间不长,但外部思潮引进中国,起码已经有一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一个国家能够从外部思潮中学到什么,不取决于外部思潮,取决于内部面临的问题,以及当时的意识形态和学习能力。任何一个国家在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包括他们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等知识发生交流的时候,都可能学到东西,也可能什么也学不到。哪些东西会成为这个国家主要学习和引进的东西,能引起广泛注意,一般来说,同这个国家当时所待解决的问题有密切关系。如果这个国家主要想解决的问题,是要砸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它就要去寻找能够使这个目标具有正当性的意识形态,比如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这在历史上的中国曾经发生过。

所以,任何一个东西都不会无缘由地被一个国家视为主流,是高度重视还是不太在意,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当时这个国家面临什么样的问题,这个国家政界、学界乃至商界的有识之士,希望寻找什么东西来解决这些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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