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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强:刘少奇与新中国成立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

更新时间:2015-09-02 23:23:14
作者: 王玉强  

   1951年2月7日,刘少奇针对部分地区有镇反招致民主人士批评的顾虑指出:“在城市中的反革命亦应大杀几批,才能压下反革命气焰,鼓励群众的情绪。应告诉我们的干部,对反革命的坚决镇压,只要我们不杀错办错,是完全符合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理直气壮的。”

   为了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创造安定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环境,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运动” )。1951年11月,镇反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随后继续深入,至1953年9月结束。镇反运动作为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初建时期的重要实践,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并称“三大运动”。它们与同期开展的其他社会改革运动以及恢复经济等举措,稳定了人民的“江山”,为建设新中国奠定了基础。作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之一,刘少奇在协助领导镇反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初建做出了贡献。

   关于刘少奇在镇反运动中作用的研究,除金冲及主编的《刘少奇传》作了概述外,有关镇反运动的著述、论文均很少提及。深入进行这方面研究,既有助于全面反映刘少奇的生平思想,也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镇反运动全貌及其意义。

  

   一、中央第一个镇反专项指示与镇反运动的缘起

   对反革命势力及其活动,新中国人民政权是有准备的。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指出:“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 “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1]9月29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第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2]

   新中国成立之初,各地反革命活动猖獗,严重危及政权巩固、社会稳定、经济恢复。1950年1~ 10月,全国共发生妄图颠覆新政权的武装暴乱816起。[3]自1950年1月下旬至3月中旬,华东各省发生反革命暴动事件40余起,干部战士伤亡120余人,区乡政府被毁7处,公粮被劫600余万斤。[4]1950年3月,广州等地遭敌机轰炸,导致广东的土匪活动演变为全省暴动,共发生袭击区乡政府机关等事件102起。[5]1950年2月18日,邓小平向中央报告说:国民党匪特和封建阶级(包括地主、恶霸、帮会、土匪)正展开全面的反抗革命的斗争。其特点和性质是剧烈的武装斗争。反革命武装川东区约3万人,川南区2万余人,川北、川西、西康、贵州的反革命武装均很猖獗。“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6]。

   针对反革命活动有增无减的情况,1950年3月18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简称“3·18指示”)[7]。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第一个关于镇压反革命的专项指示。指示指出,对反革命活动“必须给以严厉的及时的镇压,决不能过分宽容,让其猖獗”,“有确实证据者,须处以极刑或长期徒刑。为了反革命的目的而杀害我们干部,破坏工厂、仓库、铁路、轮船及其他公共财产者,一般应处以死刑。”但为避免发生乱打乱杀、错打错杀,“死刑及长期徒刑应经法院审讯和判决,在判决后,应经省政府主席或省政府委托之专员或其他负责人批准后,方得执行”。既要“给反革命分子的暴动捣乱破坏行为以严厉的镇压,又对其胁从分子、罪恶不大的分子给以宽大处理,令其改过自新。”

   “3·18指示”发出后,刘少奇接连对镇反工作出重要批示,指出:“近来各地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镇压有些不够”,“对这些破坏分子必须严办,不严办,不给以恐怖是不对的。公安部及铁道部即商讨出办法通知各地,批评各地麻痹现象。”[8]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主要领导人较早明确表态,批评镇反不力。

   随后,中央对镇反工作提出明确方针。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将解放战争时期对蒋方人员“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方针[9],确定为镇反方针,即:“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废。”[10]7月23日,毛泽东批准发布《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重申上述方针,规定对几种类型的反革命分子分别处以死刑、长期徒刑。[11]

   内敌未靖,外患又起。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受其鼓动,国内反革命活动更加猖狂。反革命分子组织了形形色色的地下军,委任各路司令和省主席、专员、县长,散布谣言,杀害干部群众,刺探军事情报,炸毁铁路桥梁,抢劫各类物资。更严重的是,在中央各机关和北京市机关内部也混进了反革命分子,而且不是个别现象[12]。9月26日,北京市公安局破获一起企图在10月1日国庆一周年时炮击天安门检阅台的重大案件,逮捕美国间谍李安东、山口隆一等7人,缴获迫击炮等武器。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中央有关部委、各中央局不断向中央反映,认为镇反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右的偏向,“不办首恶,误解宽大政策”[13],“偏差到‘宽大无边’,宽大到灭自己志气,长匪特威风,宽大到助长匪特气焰、脱离人民大众的程度了”[14]。公安部分析认为,反革命活动日趋猖狂的原因,一是残余反革命力量仍大量存在,二是朝鲜战争的刺激,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对反革命活动的镇压不够,严重存在“宽大无边”的右的偏向[15]。

   8月5日,刘少奇在十八个专业会议代表会上指出,司法机关的中心工作是镇压反革命活动,对民事案件和反革命案件应区别轻重,“对于反革命案件,一定要赶快处理,绝对不能压,因为两种案件的性质不同”。对有组织地进行破坏活动并有确凿证据的反革命分子,应当“严厉镇压,绝不该宽大”[16]。根据刘少奇的讲话精神,7月26日至8月11日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司法会议,把镇反工作确定为司法工作的首要任务。

   1950年1月至10月,全国共破获重大特务案664件,破获国际间谍案9件,捕获特务13812人(含组长、支队长以上重要特务分子1078人),并对一部分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或长期徒刑[17]。但由于严重的右的偏向以及缺乏具体措施,新中国成立一年后,人民政权受到反革命势力严重威胁的状况并未发生根本转变,必须采取断然措施。

  

   二、“双十指示”与镇反运动的发起

   面对内忧外患,1950年10月,中共中央接连做出重大决策。10月8日,毛泽东下达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10月初,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镇反问题,决定必须对反革命采取坚决进攻的方针。10月10日,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刘少奇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简称“双十指示”),揭开了全国镇反运动的序幕。

   “双十指示”指出,首先必须克服严重的右的偏向,并且规定了五项原则:对反革命分子按照“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分别处理,对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特别是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依照政务院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加以镇压。当杀者应即判处死刑,当监禁和改造者应即逮捕监禁改造。由检察、公安部门负责反革命案件的检查,由人民法院或军管会军法处负责审判。为了防止“左”的偏向,必须禁止逼供信和肉刑,要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在判处死刑时,党内必须经过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受委托的地委批准。[18]

   为了贯彻“双十指示”,10月16~21日,公安部召开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部署镇反运动。10月18日,刘少奇在会议上指出,胜利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一律要办,但要分别轻重,不要冤枉好人[19]。10月28日,刘少奇起草中央批语,转发了罗瑞卿关于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的报告。经刘少奇修改的公安部报告,着重批评了右的偏向,对镇反运动作了总体部署,提出了处理方针:对于已捕未捕的反革命分子,按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的原则办理,三者不可缺一。对于帝国主义特别美帝国主义的特务间谍组织和特务间谍分子,要关一批、赶一批。会门特别一贯道,是目前最大的反革命组织,在老区应实行公开的正面的进攻方针;在新区先搞反动头子,并为公开的正面的进攻准备必要条件。对于反革命谣言,必须实行讲、驳、追的政策。清理积案与侦捕新案相结合,纠正久押不问的现象。必须以镇压现行犯为主,即对于现在正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必须先办、严办[20]。

   “双十指示”发出后,刘少奇频繁起草中央电报、批语,批准、批转各地的镇反计划[21]。12月10日,刘少奇致信罗瑞卿说:为切实执行“双十指示”有关规定,“请你即检查哪些地方的报告已经送到?哪些地方尚无报告来?作一总结通知各地,并催那些尚无报告者,即送报告来。此件请即写好送我,并请你以后每四个月作一总结给我。”[22]12月29日,罗瑞卿将关于各地执行“双十指示”情况的报告送刘少奇并中央审阅。报告认为,“各地党委克服了干部思想中的各种顾虑,并已经开始执行今冬明春镇压反革命活动的计划。全国各地今冬明春结合清匪、反霸、土改、冬防等任务所布置的镇反计划,一般是适当的。”1951年1月6日,刘少奇批示:“同意这个报告。望即集合各地经验,由中央公安部拟一通报,交中央审阅后发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23]

   鉴于以往镇反工作普遍存在严重的右的偏向,在运动发起阶段,毛泽东、刘少奇都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1950年10月,南京市公安局破获“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军”组织,除逮捕其首要外,余均予以教育悔过处理。刘少奇对此批示:“对反革命分子只令其悔过,不与处罚,是不对的。”[24]1951年2月7日,刘少奇针对部分地区有镇反招致民主人士批评的顾虑指出:“在城市中的反革命亦应大杀几批,才能压下反革命气焰,鼓励群众的情绪。应告诉我们的干部,对反革命的坚决镇压,只要我们不杀错办错,是完全符合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理直气壮的,不要怕民主人士有什么批评和不满。”[25]

   与此同时,刘少奇还视镇反程度的不同,支持部分地区的谨慎做法。例如,东北因经过土改、剿匪、肃特,已杀掉大批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东北局提出,把运动重点放在严厉镇压现破获的特务反革命案犯方面,不再大批捕杀。福建省委提出,由于运动进展迅速,拟在镇压到一定程度后收缩,把杀人权收回到省掌握。对此,刘少奇均表示同意[26]。当时,部分地区认为“自新匪特中之组长以上的职业特务分子应速送行署公安厅管训,其中少数负有血债者应处以死刑”。对此,刘少奇指出,“匪特分子,包括首要分子在内,既已向我自新投诚,不再进行反革命活动,即使过去负有血债,亦不应杀。如将自新分子处死刑,可能阻止匪特分子自新,并使其他许多自新分子恐慌。这对我是不利的。”但是,如果“自新投诚分子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则必须处以死刑。”[27]

   经过周密部署,各地短时间内在一个地区或多个地区统一行动,有计划、有准备地集中搜捕了大批反革命分子,同时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大张旗鼓地宣传解释镇反政策,广泛动员干部群众包括民主人士在内的社会各界参与,形成了对反革命“人人喊打”的统一战线。镇反运动终于打开了局面。

  

   三、协助毛泽东领导镇反运动

当各地镇反运动逐步展开,渐入高潮之后,刘少奇协助毛泽东领导运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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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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