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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中平 郜清攀:从“官本位”到“民本位”: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必然选择

更新时间:2015-09-01 23:14:00
作者: 任中平 (进入专栏)   郜清攀  

   最后,官本位所造成的官职崇拜严重阻碍着我国文化的繁荣。官职崇拜造成社会价值和社会心理的极度扭曲。一方面,官本位以权力的大小作为评价社会地位的唯一尺度,使社会形成“升官发财”的社会价值追求。对权力的崇拜在人们的价值排序中居于首要地位,人们信奉权力万能,拥有官职就拥有特权,拥有权力就能获得财富、地位等一切其他要素。在这种畸形价值观的影响下,人们为获取官职和权力不择手段,使政治生活中权力斗争的现象泛滥,整个政治系统处于无序状态。另一方面,官本位以官员利益作为权力运作的核心,人们围绕着官员的利益形成“惟官是从”的病态社会心理。由官本位滋生出来的关系文化,将人与人之间的私人关系作为一切政治生活的核心,“潜规则”的盛行,使既有的规章制度成为摆设,并严重制约着政治生活的程序化、法制化和规范化。因此,官本位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臣民文化,并严重阻碍了我国政治文明的发展。

   三、从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转变是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必然选择

   民本位是指法治社会“以民为本”的社会权利结构以及一套相应的价值理念。它体现着一种与官本位截然不同的制度安排与价值取向。从结构意义上看,民本位体现着法治社会将人民作为国家制度建构的核心要素;从价值意义上看,民本位意味着法治社会以遵从和服务于人民的意识,依法保障公民权利作为一切政治活动的核心准则和价值尺度。“在‘民本位’的范畴中,人民是主体,人民是本体,人民是主人,人民是目的,人民是标准,人民是价值的本源和前提。”[3]从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转变是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必然选择。

   (一)从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转变,是专制集权政治向民主法治政治转型的必然选择

   民本位的民主内涵是破除官本位专制残余的必要前提。民本位体现着法治社会自下而上的权力观,体现着人民对国家权力的控制。现代国家制度的建构以民主政治作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国家主权的所有者,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并服务于人民。一切权力的授予都要取得人民的同意,一切权力的行使也必须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的监督,一切违反人民意志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与官本位自上而下的权力授予和监督形式相反,民本位体现着法治社会自下而上的权力授予和监督模式。由于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主体地位,民本位也就体现着以人民为本、以公民为本的制度安排和价值理念。作为现代政治的核心价值,一方面,民主政治是民本位的内在要求,是民本位的制度安排和价值理念在各个层面得以树立的前提;另一方面,民主政治也是民本位破除和取代官本位结构与文化的制度保障。唯有通过民主政治扫除专制集权的制度残余,才能为树立民本位的制度安排和价值理念提供坚实的基础。

   民本位的法治内涵是破除官本位人治偏好的重要保障。民本位体现着法治社会以民为本的权利观,体现着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由于公民权利是公民利益的外在表现,如何维护、保障和实现公民的合法权益便成为现代政治生活的核心议题。一方面,通过法制化的途径,人民将国家权力的运行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一切权力的获取必须遵循制度化的渠道,一切权力的行使必须遵循特定的法律法规,从而有效防止了国家权力的滥用以及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另一方面,通过法制化的程序,国家将公民的主体地位以公民权利的形式上升为国家意志,并要求权力的运行必须以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为核心尺度,以践行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如果说官本位体现着人治社会以国家权力为重心的制度安排和价值偏好,那么民本位则体现着法治社会以公民权利为重心的制度安排和价值理念。从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转变,也就意味着在政治和社会体系中“重权偏好”由注重“政治权力”转向注重“公民权利”,由维护政治统治转向保障公民利益。

   (二)从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转变,是等级特权社会向自由平等社会转型的必然选择

   如果说官本位体现着政治系统对社会系统的捕获和消融,体现着政治与社会的同构性质,那么民本位则体现着社会系统对政治系统的逆向影响。在民本位的影响下,社会系统在不断重塑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模式,以表现出与人治社会截然不同的形态。与此同时,社会系统也试图重构和取代政治系统的官本位色彩,以体现民本位的制度安排和价值理念。

   其一,从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转变,是特权社会向平等社会转变的应有之义。民本位体现着法治社会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一方面,这种平等理念意味着权利平等,即无论贫富贵贱,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的人格,所有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得受到侵犯;另一方面,这种平等理念还意味着任何权利主体都没有免除法律约束的权利,任何触犯法律的行为都要受到制裁。这就意味着民本位的制度安排和价值理念不容许任何等级特权的存在,不允许通过裙带关系、亲族关系、地域关系、部门关系等一切非制度化、非法制化的方式维护特权的存在。社会系统中的民本位要求迫使政治系统进行调整,以摒弃官本位的制度偏好。在官员角色与人民大众之间,人民大众与官员角色共同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共同接受法律的监督,不存在“优先”和“免责”的特权群体。而在各个官员之间,上下级之间的从属关系来源于明确的法律界定,是一种制度化、法制化的契约关系,而非由个别权力使用者的个人意志决定,更没有体现人身依附关系和特权等级关系。

   其二,从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转变,也是一元社会向多元社会转变的内在要求。民本位体现着法治社会多元化的价值追求。与官本位社会中单一化和整体性的权力评价尺度不同,在民本位的制度安排和价值理念下,社会系统与政治系统各自的评价体系相互分离,社会享有多元化的价值评价尺度。在社会地位的各种排列组合中,权力不再享有终极的价值意义,而是与财富、技术、知识、道德等要素共同构成了社会系统的价值评价尺度。社会地位按照多种要素进行排列组合,各种要素之间相互兼容,任何一方对社会系统的价值评价都不具有决定意义。拥有财富的人可以和拥有权力的人、拥有知识的人一样获得社会的尊重。这些通过多元化的价值评价尺度界定出来的社会地位等级以法律为边界,因此不具有特权的内涵。社会系统内价值评价尺度的多元化不仅意味政治权力对社会系统的释放,而且还体现着社会系统自身的多元化倾向。社会系统的评价体系对政治系统的逆向影响使政治系统的评价体系也体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各种成就与权力共同成为政治系统内界定价值和地位的尺度,从而从根本上打破了官本位一元化的社会特征。

   (三)从官本位到民本位的转变,是封建专制文化向民主法治文化转型的必然选择

   民主和法治体现着法治社会民本位的制度安排,而在民主和法治的制度安排之下,必然会衍生出“以民为本”和“法律至上”的价值偏好。“以民为本”和“法律至上”共同构成了民本位在文化层面的外在表现,民本位文化既是民主文化,也是法治文化。封建专制文化向民主法治文化的转型,同样离不开民本位文化向官本位文化的转变。

   其一,从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转变,是民主理念取代专制思想的应有之义。与官本位所体现的“权力本位”相对应,民本位体现着法治社会“以民为本”的价值共识。民本位的价值理念使人们从对政治权力和官员角色的狂热偏好中回归至公民自身,其关注的焦点也从对他人权力的获取逐步转向对自身权利的维护。权力逐渐失去其原有的神秘色彩,而被公民对自身权利的维护所取代。民本位的制度安排体现着“权力来源于人民”,而由民本位的制度安排所衍生出的价值理念则体现着“权力服务于人民”。以人民和公民为本,依法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是民本位价值理念的内在要求。民本位的价值理念反应在国家层面,体现着国家将如何满足和实现民众的需求作为政治议事日程的重中之重,“把是否维护民众的利益、尊重民众的意志作为衡量国家政策的价值标准。”[4]因此,从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转变,也就意味着通过树立民主理念,加强民主价值共识来破除专制思想残余,推进政治文明建设。

   其二,从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转变,是法治文化取代人治文化的重要内容。民本位体现着法治社会“法律至上”的规范共识。“民本位”意味着作为人民意志的体现,法律享有最高权威。“法律至上”不仅是人民主体地位的外在表现,而且也是民本位在法治的制度安排下必然表现出来的价值偏好。如果说官本位体现着“权力至上”的人治偏好,那么与之相反,民本位则体现着“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一方面,“法律至上”意味着法大于权的价值共识,而不是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将法作为权力的附庸,并服务于权力的意志。在民本位的价值规范下,人民通过法治将权力的运行限制在特定的范围内,通过法治来规范权力的行使。另一方面,“法律至上”还表现在公民之间、公民与政府之间具有遵守法律的意识和共识,公民、社会和政府将法律作为处理日常事务的行为准则,而不是将私人裙带关系、利益关系作为处理各种事务的首要考虑。

   因此,从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转变是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内在要求。民本位既是实现我国政治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又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选择。

   四、从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的现实路径分析

   必须通过民本位逐步破除官本位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影响,才能建构起以民本位为核心价值的民主法治社会。

   首先,在政治层面,要扫除官本位的专制体制残余,完善民本位的民主法治制度。

   一方面,要不断推进民主建设。进一步推进民主选举,扩大民主选举的范围,将民主选举真正落实到实处;不断探索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的有效实现形式,提高政府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能力;完善国家监督、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三位一体的民主监督机制,使权力的运行接受各个层面的监督。另一方面,要切实加强法治建设。要依法规范权力的授予,控制权力的来源,明确权力的归属,杜绝权力之间出现不正当的干预和控制;要依法明确权力的边界,规范权力的运行,优化权力的效力;建立健全法律监督体系;依法加强对权力主体的监督,以惩治权力的滥用。只有不断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才能从根源上破除官本位的制度残余,建立民本位的制度规范。

   其次,在社会层面,要打破官本位的特权等级观念,构建民本位的自由平等理念。

   一方面,要打击特权群体的非法利益,根除官本位得以滋生的社会根基。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改革,破除特权群体对各种资源的垄断,建立健全公平合理的资源分配机制。推进法治反腐,破除特权群体的利益关系网络。另一方面,要依法保障公民个人的合法权利,培育民本位得以树立的社会环境。要保持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为人民群众维护自身权利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要不断加强对公民的思想文化教育,培养公民的民主法治精神和自由平等理念,不断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为民本位观念的树立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要不断培育社会自治组织,提高公民的组织化水平和组织能力,为民本位理念的传播提供坚实的组织基础。

   最后,在文化层面,要破除官本位的传统文化残余,达成民本位的现代价值共识。

   一是要破除“权力本位”的价值评价体系,建立起多元的价值评价标准。要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多的价值选择,通过价值引导,不断鼓励和弘扬人民群众多元化的价值追求,提高权力之外财富、技术、知识、道德等标准在价值评价体系中的权重,建构多元化的价值评价体系。二是要形成“以民为本”的现代价值共识。进一步巩固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意识,将“以民为本”的理念落实到国家政策的各个层面,将尊重人民的选择,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实现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核心。三是要树立起“法律至上”的现代公民理念,提高公民的规则意识,建立和完善法律运行机制的规则共识,倡导法治精神,树立法律的权威,弘扬公平正义的法治文化。

   只有在政治层面扫除官本位的专制体制残余,完善以民本位的民主法治制度,在社会层面打破官本位的特权等级观念,构建以民本位的自由平等理念,并在文化层面破除官本位的传统文化残余,达成以民本位的现代价值共识,才能从根本上破除官本位的影响,并建立起民本位的现代法治社会。

   [参考文献]

   [1][2] 梁满艳:“官本位”价值理念的根源及消解路径——基于环境—价值—制度的分析[J].行政与法.2013年第6期

   [3]李向国:“官本位”与“民本位”政治文化学研究的理论意义[J].理论前沿.2007年第18期

   [4]那述宇、王明华:从官本位到民本位——民主法制建设的路径与目标[J].湖北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载于《求实》2015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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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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