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仅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思考和研究了在这样的国度里怎样治党管党的问题。邓小平的“治党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重温邓小平的“治党论”，对我们今天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大有裨益。

一、从邓小平的“政治交代”讲起

在邓小平向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交班之时，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谈话。他把这些谈话称为“我的政治交代”。这些政治交代的主题，讲的是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形成后怎样工作的问题。

他强调指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为此，他建议新一届领导集体形成后，要“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1]。这体现了他一贯主张的“两手抓”的思想。对于改革开放，他有针对性地强调“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他说：“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对于惩治腐败，他明确提出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处理不能迟。他说：“对于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他还振聋发聩地提出，“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在这个政治交代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邓小平的所思所想、所忧所虑。他想的是怎么样深化改革开放，他忧的是党内久治不愈的腐败会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会影响改革开放大业，甚至会使党“有失败的危险”。

二、治国必须先治党

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之始，邓小平就提出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最根本的问题，是治国兴国最根本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不断推进和深入的过程中，他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在他的治国理政思想中，治国必须先治党。

邓小平为什么那么重视党的治理和建设呢？为什么要把治党问题同治国问题如此紧密地联系起来呢？可以归结为如下原因：

(一)共产党是执政党，治理执政党是治理国家的关键

邓小平认为，执政党的地位决定了党在治国理政进程中要经受执政能力和拒腐防变的多重严峻考验。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就提出了一个全局性的大问题：“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他强调党的十二大要回答这个问题。以后，他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但是他并不十分满意这个问题的解答。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又一次言简意赅地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他提出这个问题，不仅是强调要加强党的建设，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在今天加强党的建设的历史方位和时代条件，即今天加强党的建设必须从执政党面临的挑战和考验去思考。这个问题和他提出的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发展成为领导人民在全国执政并长期执政的党；从一个在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发展成为在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使党能够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更好地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另一方面也使党的干部面临着“权力”和“利益”的双重诱惑，使党与群众的关系出现了逆向发展的势头。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党的历史方位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党的队伍特别是干部队伍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大党，新党员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干部队伍整体性新老交替已经完成，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这是党有生机和活力、后继有人的重要标志，同时也给党提出了怎样保持党的优良传统、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历史性课题。

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变化是“外因”，党的队伍发生的变化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使党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方面，使党的队伍不断壮大、活力不断增强，这是主流；另一方面，党风问题日益突出，消极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一些党员干部越来越脱离群众，走向党和群众的反面。

应该讲，我们党的主流，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否则，无法说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什么能够取得那么大的成就。但是，成就不能掩盖问题，我们党对此十分清醒。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时候，党中央在再次强调这“四大考验”的同时，又加上了“四大危险”，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因此，研究党的建设问题，不仅要搞清楚我们的党情，包括我们党的主流和存在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要从这样的党情出发从严治党。这也就是为什么治国必须先治党、严治党的原因。

(二)党的治国路线正确与否，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中国共产党是这个国家的领导核心，国家的发展前途与党的治国路线息息相关、密不可分。邓小平在提出“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这个问题的时候，重点强调党要有正确的路线，这是治国兴国最根本的问题。

回顾历史，邓小平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拨乱反正开始的。邓小平抓党的建设，也是从拨乱反正开始的。研究邓小平的党的建设思想，不能离开这一历史进程和历史特点。拨乱反正，是因为有“乱”。从表面上看，是乱在社会；从实质上看，是乱在党；从根本上看，是乱在党的领导特别是党的路线出了大问题。

路线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第一位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由于路线的错误，不仅使我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党和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局面，同时还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的中国，是继续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还是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邪路，还是闯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路？党和国家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历史抉择。

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勇敢地挺身而出，以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从党的路线破题，领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一是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是果断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战略转移，与此同时，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党的政治路线；三是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在解放大批老干部的基础上，提出了干部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标准，形成了适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组织路线。

在此基础上，以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为重点，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在六中全会之前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还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并且把党中央的领导由“主席制”改为“总书记制”，实行委员会集体领导体制。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党在拨乱反正中以加强党的建设的历史性进展，重新焕发了“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青春气象，重新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为国家和人民展现了光明的前景。

总之，邓小平始终认为，治理中国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因此，党的十八大指出，要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三、“治党”、“管党”的原则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邓小平和我们历届党中央在党的建设问题上的基本观点。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管理作出过杰出的贡献，而且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此作过不少重要的理论概括。特别是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他担任党的总书记时期一系列关于党的建设的讲话，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要代表作，其中不少观点是关于党的管理思想的精彩内容。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在领导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过程中以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发展了毛泽东党的管理思想，形成了具有科学性、时代性和实践性的新时期的“治党论”。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治党根据

领导一个国家的革命与建设，必须认清国情；治理一个党，不仅要认清国情，还要认清党情。国情与党情，是党搞好自身管理或治理的客观根据。邓小平的“治党论”，就是建立在对国情与党情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的。

我国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是邓小平提出治党管党问题的出发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由不发达社会主义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的转变阶段，是一个由无产阶级来完成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完成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独特阶段，是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与定型的阶段。党的建设与管理的全部要求，都要从这么一个客观实际出发，并有助于这一介段的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

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改革开放时期的党情，是邓小平提出治党管党问题的又一出发点。这一新时期的党情具有非常复杂的特点，一方面，党不仅是执政党，而且成为现代化建设与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的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导核心，党的队伍也充实了大量有改革精神与科学文化知识的新鲜血液；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带来了党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问题，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中又发生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把改革开放看做是姓“资”的“左”倾错误，发生了党员、干部严重的腐败问题，等等。

(二)治党任务

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治理究竟抓什么？从邓小平的大量论述中，可以看到，千头万绪，重点抓三条：

一是管好路线。粉碎“四人帮”后，百废待兴，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左”的指导思想仍然根深蒂固，邓小平针对这种状况，领导与支持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治党之举，先治思想路线，这是毛泽东党的管理思想的主张，邓小平继承了这一思想，并用来治理因“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被搞乱的党，使之赋予新的意义。治理思想路线后，邓小平进一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领导党进行工作重点的转移，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不久又提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澄清路线是非，是邓小平治党的首要任务。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明确地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2]由此可见，邓小平治党先治路线的鲜明特点。

二是管好干部。早在1962年11月，邓小平就提出过：“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许多党员都在当大大小小的干部。”[3]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显得更为重要。1980年1月，邓小平提出了“我们的党员现在有一部分不合格”，“要在教育的基础上进行整顿”[4]的任务。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的几次整党与党员登记，是完成这一任务的重要部署，产生了良好的效果。邓小平认为，管党的关键是要管好干部。这在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时期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在1992年初南巡讲话中，邓小平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整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因为干部的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干部同群众的关系，不仅关系到党的形象，而且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治党的关键在人，治党必须治干部，这是邓小平“治党论”的又一特点。

三是治好作风。邓小平强调治人治干部，不是单纯地从组织上处理人，而是重点整治党员与干部的作风。他在1977年7月就提出：“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5]1978年6月又说：“整顿领导班子，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把作风整顿好。各级领导人的作风要转变，要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不深入实际的问题。”[6]由于在改革开放中，有些干部经不起商品经济的考验，由特殊化进一步发展到腐败，引起了群众强烈的不满，因此邓小平特别重视这一问题，把整治党风列为治党的又一关键任务。治党必须治党风，也是邓小平“治党论”的特点。

(三)治党途径

明确了管什么、治什么之后，进一步要研究的是怎么管、怎么治的问题。邓小平总结了党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探讨了从严治党的途径或办法。

一是靠党规党法治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就已经指出：“国家要有国法，党要有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7]制订和修改党章，历来是党的建设的任务，但是光建设不管理等于一纸空文。管党治党必须树立党规党法的权威性，并充分运用这种权威。一切在党规党法的范围内行事，是邓小平强调的治党的基本途径。

二是靠制度和纪律治党。邓小平治国、治党都十分重视制度。他在1980年8月论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时，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深刻地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8]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所以，制度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的重大问题。同其他问题一样，制度问题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建设(包括改革)，即建立各种科学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二是管理，即严格地按照制度办事。所谓“从严治党”，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是严格执行党规党法，严格按照制度办事。为了保证党规党法和制度的权威性、严肃性，邓小平强调必须加强党的纪律。他在1980年1月十分鲜明地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纪律废弛了，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这也是党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9]，因此，“严格地维护党的纪律，极大地加强纪律性”是治党必不可少的途径。

三是靠党内外监督。有党规党法，有制度和纪律，没有人执行，或执行时不严格，甚至上下串通、官官相护，仍然一事无成。要治党，必须有一种强有力的监督力量和完善的监督机制。邓小平早在50年代就论述过“共产党要接受监督”这一大题目，并且提出要从三方面监督：一是党内监督，二是群众监督，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恢复和加强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健全各级领导班子的民主生活制度等等，就是为了加强党内监督；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加强新闻舆论监督，制定包括行政诉讼法在内的法律，都包含了加强群众监督的内容；健全人民政协并加强同各民主党派的联系、协商，是加强党派监督的有效措施。尽管在这方面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但通过党内外监督来管党、治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治党途径。

四是靠集中整顿。自延安整风开始，我们党就有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整顿的好传统。邓小平继承与发扬了这种传统，他在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期就强调，整顿党的组织、队伍与作风是治党的途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多次提出并领导了党的整顿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十二届二中全会决定的整党和1989年动乱以后进行的清查和清理工作。因此，日常的管理是党的治理的基础，集中整顿在一定范围内也是必要的，是实现治党任务的必不可少的途径。

四、治党辩证法

治党、管党在某种意义上比建党还要艰巨。邓小平的“治党论”十分注意在治党过程中处理好一些复杂的关系：

(一)虚与实的辩证关系

邓小平治党强调务实、求实、有实效。但这不是说他不重视理论，他强调“实”就是要求全党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被许多人认为是“虚”的理论，在邓小平领导的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中和“实”是直接统一的，因为这里的“实”是在“虚”的指导下的“实”；而且，“实”中要出“虚”，即通过实践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因此，加强“管党”、“治党”，必须干实事，不搞任何形式主义，这才正确。同时，这一切都必须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必须重视理论学习与理论武装。

(二)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

管党、治党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这是邓小平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思想。党的十四大召开前，他又一次强调：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也是最便利的制度，最合理的制度，永远不能丢。因此，既要加强民主监督，又要加强集中统一，使党既充满生机与活力，又步调一致，有战斗力，是治党的辩证法。

(三)宽与严的辩证关系

邓小平历来坚持优良传统，反对政治斗争扩大化，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强调要允许犯错误、改正错误。但这决不意味着可以对错误姑息迁就。邓小平在论述“从严治党”问题时，明确地反对对错误思潮软弱涣散的状态，强调全党必须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明确地反对党内各种不正之风，强调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这正是邓小平的治党风格。

总之，邓小平的“治党论”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但我们尚缺乏系统的研究。从上述简略概括的要点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些重要的思想是我们当前加强党的管理的指南；邓小平的“治党论”是我们党的重要理论，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有战斗力的党，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2]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296，370-371.

[3]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310.

[4][5][6][7][8][9]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233-234，43，118，137，333，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