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贾宇:有组织犯罪之对策研究

更新时间:2015-08-29 21:46:12
作者: 贾宇 (进入专栏)  
其实际作用往往也是决定性 的;而少数的组织成员由于被引诱、胁迫加入犯罪组织,起的作用也不大。因此刑法的 打击力度应有不同,刑罚设定应体现这种差别:对组织、领导者动用重刑;积极参加者 次之;对于一般参加者应分化瓦解,适用轻刑。其次,应增加对脱离犯罪组织、与司法 机关合作的黑社会组织、恐怖组织等组织成员进行奖励的规定,设定特殊的减轻或免除 事由,不将其单纯的参加行为作为犯罪处理。这一举措亦有前例可循。现行《俄罗斯刑 法典》规定,自动终止犯罪的人,只有在他已经实施的行为中实际有其他犯罪行为时, 才承担刑事责任,这使得单纯参加者退出犯罪组织后可不承担刑事责任。实践证明,这 种立法真正起到了鼓励正在犹豫的犯罪组织成员“放下屠刀”的作用。再次,针对有组 织犯罪的组织结构较为严密、不易侦破等特点,可在刑法中关于自首、立功、坦白等规 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和增加具有自首、立功情节的有组织犯罪罪犯的减免刑和人身 保护制度。同时,对于屡教不改的犯罪组织成员规定不得适用缓刑、假释,任何时候再 犯黑社会组织、恐怖组织犯罪均构成累犯,等等,为打击、分化、瓦解犯罪组织提供有 力武器。

   第三,在刑法分则方面,适当加重有组织犯罪的法定刑,并引入财产刑,使罪刑体系 更加完善。

   黑社会组织、恐怖组织实施的其他犯罪活动,在负面价值上与非犯罪组织实施的同样 犯罪相比,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日本学者加藤久雄指出:“暴力团犯罪的特征 在于不是以暴力团成员个人的原因而进行的一般性的犯罪,而是系于其‘帮派’、‘组 织’的存亡而进行的犯罪活动,它是常习性、集团性、有组织实施的犯罪活动。”[3]( P451)而与港澳地区及我国周边国家相比,我国刑法对有组织犯罪的法定刑规定偏低。 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为例,我国刑法对组织、领导、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法 定刑为有期徒刑3年以上10年以下,对一般参加者只能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 。组织、领导黑社会组织罪,香港地区刑法最高刑为15年,澳门地区为5至12年徒刑, 俄罗斯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考虑到港、澳及俄罗斯已废除死刑,终身监 禁或无期徒刑适用亦不普遍的轻刑化因素,足见我国对黑社会组织犯罪的法定刑相对偏 低。不过,也有人认为,我国刑法规定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或入境发展黑 社会组织又实施其它犯罪的应数罪并罚,针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法定刑其实不低。 这种解释其实并无充分说服力。其一,外国及我国港澳地区对黑社会组织实施其他犯罪 行为的亦同样以数罪处罚;其二,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违法行为,虽然实实在在对社 会有重大危害,比如欺行霸市、敲诈勒索,但并不都是犯罪行为,对其数罪并罚并无法 律上的根据;其三,黑社会性质的杀人、伤害、抢劫等犯罪行为比之其它单独的类似犯 罪,更易造成恐怖气氛,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处罚自应很重,因而数罪并罚时,并不总 能体现出对于犯罪组织行为的从重精神。

   经济性是有组织犯罪的重要特点。一方面犯罪组织的成立及发展壮大需要一定的经济 基础;另一方面,通常有组织犯罪行为都围绕采取非法暴利这一中心。因此,要彻底打 击有组织犯罪,根除犯罪组织,需要在刑法中规定罚金、没收财产等有关财产刑。首先 ,这有利于釜底抽薪,剥夺犯罪组织的再犯能力。否则,尽管犯罪组织被摧毁,漏网的 成员仍可利用未被追缴的非法财产重新网罗发展成员,死灰复燃。其次,在剥夺有组织 犯罪行为人一定期限的人身自由的同时,并科罚金或没收财产,加速其赖以存在的“黑 色经济”崩溃,从而使其无法向政府公务人员贿赂,其“保护伞”也会随之消失。不如 此,不少刑满释放的犯罪分子会不死“贼心”,继续利用手中之钱财,向公务员贿赂寻 求保护伞,以图东山再起。再次,从刑罚适用上考察,其他财产性犯罪普遍适用了财产 刑,而黑社会性质组织、恐怖组织犯罪却没有规定财产刑,似不能体现刑法条文之间的 协调,也与立法宗旨有相悖之处。因此,规定财产刑,可以使聚敛大量财物的犯罪分子 在经济上得不到便宜,更不能卷土重来。

   第四,完善刑法分则中有关洗钱犯罪的规定。

   洗钱犯罪,作为有组织犯罪的下游犯罪,与有组织犯罪本身有着恶性循环的互动作用 。但在洗钱罪的原生罪种类和范围上,我国刑法的规定较窄。我国刑法第191条、刑法 修正案只规定了毒品犯罪、走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恐怖犯罪等四类罪可以成 为洗钱罪的原生罪,却将邪教组织犯罪、伪造货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组织等严重的有 组织犯罪排除在洗钱罪的原生罪之外。这既不符合司法实践,于反有组织犯罪助益无多 ;也不符合《联合国反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规定,与世界立法潮流相违背。

   (二)健全刑事司法制度

   刑事司法是对刑事法律的适用过程,是侦查、起诉、审判犯罪的诉讼过程,也是打击 有组织犯罪的关键环节。司法制度的健全与否,事关整个法制的运作效果,同样也关系 到对有组织犯罪的打击得力与否。就我国当前反有组织犯罪态势而言,司法制度正在改 革完善过程中,尚不能完全适应打击有组织犯罪、维护社会正义的要求,存在改进的相 当空间。

   第一,应成立专门的反有组织犯罪机构,采取特殊的侦讯措施,或者允许检察机关对 有组织犯罪直接立案侦查。

   有组织犯罪的隐蔽性和欺骗性要求打击队伍的专业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业已建立了 反有组织犯罪的专门机构,在反恐怖、反黑社会、反腐败、反洗钱、反毒品等犯罪领域 尤其突出。例如,美国1983年在白宫设立了“反有组织犯罪调查委员会”;意大利1971 年成立了“反黑手党调查局”;台湾地区有“专案小组”,定期开会决定扫黑政策。

   而我国只在公安部刑侦局设有“反有组织犯罪处”,但该处由于本身人力、物力的限 制,更多地承担了协调、监督职责,办理具体案件的力量不足,尚需进一步加强。反观 另外一些机构设置,公安部基于反毒之需要,成立了禁毒局;海关总署基于反走私之需 要,成立了反走私侦查局。从现实的打击有组织犯罪形势的需要来看,建立、健全打击 有组织犯罪专门机构也显得相当迫切。

   从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实践来看:地方公安机关在行使打击有组织犯罪时,往往容易受 到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内部的掣肘,从而使其打击能力大为削弱。在司法实践中,早在20 世纪90年代初,不少地方已经感到无法依靠县一级行政司法力量铲除当地黑社会性质组 织,而需要省一级领导督办,由地、市一级领导出面牵头,组建专案班子,或发动群众 ,或秘密侦查、封闭办案,大别于日常的侦破模式。还常常根据需要,成立“大案协调 组”、“专案组”,赋予其较强的物质装备、较大的侦查权力,事实上这些机构的建立 ,在打击有组织犯罪方面的确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专案组”、“大案协调组” 都是在现有机构之外另行组建的临时性组织,是一时应急之举而非反有组织犯罪的长远 之策。

   外国有成功的做法,国内已成立过相似的反犯罪的专门机构,反有组织犯罪的斗争现 实也出现了如此需要,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指挥协调机构,组建公安、检察、武警及相 关部门参加的专门机构,依据法律规定侦办有组织犯罪案件,已成为当务之急。

   如果目前尚无法立即组建打击有组织犯罪的专门机构,作为权宜之计,应允许检察机 关对有保护伞背景的有组织犯罪直接立案侦查。

   政治腐蚀性是有组织犯罪的重要特征之一。犯罪组织通常运用贿赂、威胁等手段渗透 到政治领域,拉拢党政官员进行权钱交易,寻求“保护伞”,这是有组织犯罪得以屡屡 逃避打击的重要原因。虽然不能说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就是“保护伞”,但是,官吏腐 败与司法腐败,无疑可以说是有组织犯罪猖獗发展的催化剂,是有组织犯罪的温床。特 别是与有组织犯罪形成关联的政府职员的贪污受贿犯罪,往往与有组织犯罪本身复杂地 交织在一起。因此铲除有组织犯罪的政治保护伞是治理有组织犯罪的必然要求,打击有 组织犯罪务必要深究其“黑后台”。但是在现有的司法体制下,有组织犯罪由公安部门 立案侦查,职务犯罪由检察机关负责侦查。有关犯罪实际情况如前所述,却是有组织犯 罪与官员渎职犯罪常常存在盘根错节的关系,其复杂程度本来就难以厘清,更何况公安 、检察机关的职能不相协调,致使反有组织犯罪与反职务犯罪,常常顾此失彼,不利于 对复杂且极具隐蔽性的有组织犯罪进行侦查。但是,检察机关作为打击职务犯罪的主要 机构,由于其独有的专业、经验优势,在打击有组织犯罪的专门机构成立之前,有可能 发挥别的机关在打击涉黑官员进行有组织犯罪方面难以发挥的作用。

   第二,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借鉴西方的污点证人司法豁免制度。

   从外因来看,有组织犯罪的猖獗与有关官员的失职以及国家工作人员对其包庇纵容有 密切关系;打击有组织犯罪的难点和阻力也正在于犯罪组织幕后“保护伞”的干扰。因 此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后台”,是打击有组织犯罪中不可回避的难题,也是实现打击目 标的关键。但是由于犯罪组织与保护伞之间存在荣辱与共的联盟关系,因此要冲破多重 隐蔽,追究“保护伞”的法律责任是非常艰难的。从内因来看,犯罪组织本身具有的严 密组织性,残酷纪律性,狡猾的反侦查手段等也常常使之不易被侦破;即使被侦破,其 错综交杂的关系也不利于司法机关对其准确地予以打击,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打 击犯罪、预防犯罪的效果。与我国一样,世界先进国家在打击有组织犯罪方面也出现了 同样的难题。在实践过程中,他们创设性地提出了污点证人司法豁免制度。这种制度基 于人性基础和效益理论而设计,旨在利用最小的司法资源实现打击犯罪的最大效益。有 资料表明,这种司法措施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因此,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污点证人司 法豁免制度,将有组织犯罪集团成员予以分化,给予污点证人部分或全部罪行的司法豁 免,以换取其对司法机关无法证明的犯罪嫌疑人的指证,进而对其进行司法裁判,最终 达到全面有效打击之目的。

   污点证人制度遇到的最大责难是会产生对罪犯的放纵,从而与我国传统的“有罪必罚 ”的观念相冲突。事实上,“有罪必罚”观念基于应然的角度考虑,体现的是一种司法 理想;从实然的角度考察,往往有大量的犯罪逃离司法审判,追求惩罚、制裁所有罪犯 是不现实的。从功利角度出发,污点证人制度可以使最严重的罪犯受到惩罚,因而有利 于最大限度地贯彻“有罪必罚”的理想。因此,污点证人制度是在权衡利弊之后对“有 罪必罚”原则的一种必要取舍抉择,是两害择轻的做法。

   第三,加强对证人的保护措施。

   证人为提供证据证实有组织犯罪,为有关机关打击该类犯罪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由 于有组织犯罪不同于单个犯罪,有着严密的组织、广泛的网络,普通民众对黑社会性质 组织、恐怖组织等犯罪集团不是“人人喊打”,而是惟恐祸及己身而避之不及。因此, 不但应对勇于作证的证人物质上给予奖励,更应加强保护措施,从法律上对其安全加以 保障,提高民众同有组织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具体言之,在判决前,应保证犯罪组织 无法接近证人及其亲属;审判时,对于有组织犯罪的某些诉讼行为应采取秘密审理的方 式,从而有利于证人的保护;判决后,应为证人提供安全的生活居所甚至可以考虑证人 移民,使犯罪组织难觅证人踪迹,无法报复,保障证人的安全及正常生活就业;一旦证 人遭到犯罪组织的报复,对犯罪人应从严从快从重打击,对被害人或者其家属应尽快提 供补偿。

   第四,加强国际与区际刑事司法协助。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 际间的交往日趋频繁,有组织的跨国、跨地区犯罪日益增多。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本国的有组织犯罪也日益呈现国际化的趋向,跨国、跨境有组织犯罪异常活跃,单靠 本国力量打击有组织犯罪尤其是贩毒与洗钱犯罪,效果不佳。因此,加大边防与出入境 管理力度,与国外、境外警察机构建立信息、人员交流渠道;加强对境外犯罪组织的监 控,将一些有前科的犯罪组织的成员拒之于国门之外;缔结或签定国际条约,开展长期 、经常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都是预防和惩治有组织犯罪的重要对策。

  

  

   【参考文献】

   [1][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2]高一飞.有组织犯罪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3][日]加藤久雄.日本组织犯罪现状及其问题点[A].[日]西原春夫.日本刑事法的形成 与特色[C].李海东,等.北京:法律出版社,东京:成文堂,1997.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1834.html
文章来源:《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西安)2003年0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