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即使是同一个发展模式，中外学者站在不同立场和观察角度，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即使是我国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比如一些论著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是遵循了“新自由主义模式”。这些论著仅仅看到，中国在从传统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确实是借鉴了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某些一般理论和政策，并在实践中从过去过分强调国家和集体利益转向适当强调局部和个体利益，从几乎单纯的公有制经济到适度降低公有制经济中的比重和开创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和外资等私有制经济发展。于是，这些论著就误以为中国改革开放是遵循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政策主张的逻辑。事实上，如果遵循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政策主张的核心逻辑，中国就不可能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如果遵循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逻辑，实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市场经济，同样就不可能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国家调控体系和提高调控水平，也不可能不断提升独立自主和以自力更生为立足点的对外开放水平，逐步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显然，主要具有宣示性质的中国经济发展“新自由主义模式论”没有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所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是以西方理论为指导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同时，也“会误导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方向”。⑤

　　 同时应当看到，中国3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不是遵循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衍生经济政策体系的结果，而且所出现的收入和财富占有的差距的逐渐过大、资源的破坏性开采和浪费性使用、环境严重污染、公有资产流失、某些私有制企业职工劳动条件恶劣、腐败盛行等问题，恰恰是受到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影响的结果。西方主流经济学倡导的企业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企业不注重资源节约，恣意排放生产污染物，最大程度地压低工资和降低劳动条件，甚至生产和兜售假冒伪劣商品，严重损害人民生命健康。西方主流经济学倡导的“自私经济人论”强度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引发经济行为主体不讲诚信、损公肥私、行贿受贿、走私贩私，甚至暴力犯罪等。收入和财富占有差距过分扩大的缘由在于中外私有企业的产权和初次分配制度，并影响到国有企业高管层收入不适当的自我膨胀和主管部门的行为。

　　 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理论和政策难题值得分析和强调一下。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布局、结构和行业的调整，乃至一些国有企业破产倒闭，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不能以此笼统地说公有制经济效率低。正如一些私有制企业破产倒闭，不能直接证明私有制企业效率低一样。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结果，充分体现了公有制经济的宏观和微观、内部和外部的整体效益。因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与控制力保证了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和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从而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的长期持续发展。反观之，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是按资分配为主体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是必然出现有效消费不足和生产相对过剩，从而经济总是不断地被经济危机所打断，是不可能长期持续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假若是遵循“新自由主义模式”，同样逃脱不了“拉美模式”失败的命运，必然连同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当前我国之所以没有发生金融和经济危机，而只是受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不同程度的影响，并能继续8%以上的持续快速发展，恰恰说明中国模式之优越，也没有遵循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新自由主义模式”。

　　 还有个别论著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是遵循了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论”只看到中国非公经济的发展，看不到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控制作用；只看到中国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看不到中国按劳分配为主体，而且最终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只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共性，看不到二者性质上的本质差别，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混合经济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之上，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混合经济建立在私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之上；只看到福利保障制度对于资本主义缓和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改善雇佣阶级的生活状况具有积极意义，看不到福利资本主义是一种迫于雇主与雇员的阶级博弈而实行的改良思想和政策，而非根本改变雇佣剥削的经济制度。可见，中国改革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论”片面看待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误以为中国经济发展遵循和将要遵循“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而实际并非如此。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过程始终是在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的一些环节和方面，借鉴国外合理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为我所用。改革既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发展也不是照抄、照搬国外的发展模式。中国要建立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要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二者的优势，这正是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中国通过改革，突破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念，“实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⑥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因此，如果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说成“中国模式”，这种模式无疑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因其具有中国特色，可以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相对应，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模式、文化发展模式和社会发展模式，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考虑到这种模式的显著特征即公有资本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又可以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最后应指出，一种具有显著特征的发展模式形成后，就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适当地过度市场化改革可能走向反面。按照中央文件规定，在2010年前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而在笔者看来，尽管改革和完善是无止境的，但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将基本结束，我国将进入“后市场取向改革”的微调改革和稳定发展时期，将以发展来统揽全局。

　　 注释：

　　 ①程恩富，何干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海派经济学》，2008卷第24辑。

　　 ②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2～1253页。

　　 ③朱妙宽，朱海平：《从完善分配制度入手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海派经济学》，2008卷第23辑。

　　 ④程恩富，李新，梁赞诺夫，希罗科拉德：《中俄经济学家论中俄经济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⑤刘国光：《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9期。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课题组：《改革开放3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最具影响力的30件大事》，《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