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99年，秦昭王遗楚怀王书，要求约会，怀王于是赴约。“昭王诈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号为秦王。楚王至，则闭武关，遂与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蕃臣，不与亢礼。楚怀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不复许秦。秦因留之。[1]卷四○，1728被扣三年后，“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1]卷四○，1729！公元前209年，项梁起兵反秦，范增前去说服项梁。范增说：“陈胜败故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蠭午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为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于是项梁然其言，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1]卷七，300楚怀王被骗囚秦而死，归丧之日，“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九十年后，项梁起兵吴中(今浙江湖州，楚令尹黄歇春申君封地，尚有下孤城遗址，即太史公所谓“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之所在)，依然高举楚怀王旗号。司马迁记录的这两个历史瞬间前后相隔近一个世纪，楚怀王依然阴魂不散，“楚人怜之至今”。悲愤之情长期积聚，竟至凝成“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铮铮誓言。如此厚重而鲜活的历史一幕给我们以生动启示：像《招魂》、《大招》这类的特别制作以及整个以“存君兴国”为主旋律的屈原诗歌创作，深深植根于楚国社会的土壤之中，艺术地再现了人民的呼声，是“从民所望也”；“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世相教传”，代代传诵，形成持久且历久弥新的传播能力，是亦“从民所望也”。

　　 楚人的执着和自信以及南公的豪情万丈自有其家国民族底气在。春秋五霸，楚庄王问鼎中原；战国七雄，楚国稳居前三。楚国拥有两湖、两江、吴越旧地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北至淮、泗的广阔疆域，是战国时期数一数二的富庶大国。由于楚怀王的战略方针失误(太子熊横既送秦作人质，复送齐作人质，适足以彰显其错乱)，加之楚国社会的结构状况远没有像秦国那样有组织、有效率，达到可迅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水平，几度大战，损失不堪，以怀王三十年入秦不返为标志，楚国由盛转衰。即位的顷襄王又无能，在位长达36年，颓势遂不可逆转。历考烈王二十五年，幽王十年，哀王三月，至王负刍五年(公元前223)覆亡。公元前225年，秦始皇派李信带二十万兵欲攻取楚国，荆人“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始皇闻之，大怒，自驰如频阳，见谢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军。今闻荆兵日进而西，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王翦果代李信击荆。荆闻王翦益军而来，乃悉国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坚壁而守之，不肯战。荆兵数出挑战，终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抚循之，亲与士卒同食……荆数挑战而秦不出，乃引而东。翦因举兵追之，令壮士击，大破荆军。至薪南，杀其将军项燕，荆兵遂败走。秦因乘胜略定荆地城邑。岁余，虏荆王负刍，竟平荆地为郡县。”[1]卷七三，2339-2341李信大败，“荆兵日进而西”，重压之下，秦始皇被迫作出重大调整，举倾国之师六十万人攻楚，手握重兵身经百战的统帅王翦还要临阵示弱，避其锋芒，设计“敌退我追”战术，这说明直到战国末年，楚国的力量仍不可小觑。楚国先是大破二十万秦军，继而对抗六十万，且主动出击，“数出挑战”，士有斗志，民气未散，绝非其他五国可同日而语。太史公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1]卷一五，686焚毁六国国史记录乃秦始皇统一战略之内在需求，从秦昭襄王(一说惠文王)特制《诅楚文》，到楚南公发誓“亡秦”，秦楚之间恩怨殊多，楚史记更是在劫难逃，楚国的国史被秦始皇烧掉。由于留下的记载实在太少，左徒屈原的履职状况以及屈原的创作流亡生活，我们仅能从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刘向《新序•节士》篇略得其梗概，而《楚辞》传播的具体线索也只有从汉代文献开始梳理。

　　 一、  两汉时期

　　 公元前175年，年少得志的贾谊(前200——前168)失势，贬长沙王太傅。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其辞曰：

　　 共承嘉惠兮，俊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沈汨罗。造化湘流兮，敬吊先生。

　　 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鸣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袅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谈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伯夷贪兮，谓盔拓廉；莫邪为顿兮，铅刀为铦。于嗟嚜嚜兮，生之无故！斡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罢牛兮骖蹇驴，骥垂两耳兮服盐车。章甫荐屦兮，渐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1]卷八八 ， 2493

　　 这是笔者所见到的以屈原为描写对象的较早的文学作品。从《吊屈原赋》的内容可知，贾谊读过《离骚》、《九章》诸篇，且神理相接，敬仰屈原的为人。1977年7月，安徽阜阳县罗庄双古堆发掘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一公元前165)墓，出土《仓颉篇》、《诗经》、《周易》等多种古籍(竹简、木简、木牍写本)。1983年第2期《文物》发表的《阜阳汉简简介》中写道：“阜阳简中发现有两片《楚辞》，一为《离骚》残句，仅存四字；一为《涉江》残句，仅存五字，令人惋惜不已。另有若干残片，亦为辞赋体裁，未明作者。如：‘□橐旖(兮)北辰游。'”1987年秋，参与整理的韩自强先生来杭州，笔者曾询及《楚辞》简，韩先生说可能不止两片，残简中应该还有，由于不太熟悉《楚辞》文本，辨认工作特别费劲，未能一一查对。我们今天面对这些辞赋残简，可以想象当年贾谊读的《离骚》、《九章》等屈原作品应该就是如同阜阳汉简一般的手写本。

　　 搜集、阅读过这类手写本的还有稍晚于贾谊的淮南王刘安(公元前180——前122)。他是刘邦的孙子，汉文帝八年(公元前172)封阜陵侯，十六年(公元前164)改封淮南王，都寿春(今安徽省寿县，楚国最后之故都，历考烈王、幽王、哀王、负刍，近二十年)。阜阳乃寿春近地。刘安及其宾客得搜罗屈原作品以成专集，并有《离骚传》之作(已佚)。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刘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颜师古注：‘传谓解说之，若《毛诗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2]卷四四，2145。刘安的《离骚传》完成于公元前139年，不知佚于何时，幸有好事者将《离骚传》叙文窜入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之中①，前后分作两处，穿插错乱，前贤多所误解，兹径辑出：

　　 《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正义》曰：“上七感反，下丁达反。惨，毒也。怛，痛也。”)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正义》曰：“寒孟反。”)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正义》曰：“诽，方畏反。”)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誉，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污泥之中，(《索隐》曰：“濯，音浊。淖，音闹。污，音乌故反。泥，音奴计反。”)蝉蜕于浊秽，(《正义》曰：“蜕，音税，去皮也。又他卧反。”)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徐广曰：“皭，踈静之貌。’，《索隐》曰：“皭，音自若反。泥，音涅。滓，音淄。又并如字。”)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正义》曰：“言屈平之仕浊世，去其污垢，在尘埃之外。推此志意，虽与日月争其光明，斯亦可矣。”)

　　 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人君无愚智贤不肖，(《索隐》曰：“此已下，太史公伤楚怀王之不任贤，信谗，而不能返国之论也。”)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踈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泄不食，(向秀曰：‘泄者，浚治去泥浊也。’《索隐》曰：‘向秀字子期，晋人，注《周易》。’)为我心恻。(张璠曰：‘可为恻然，伤道未行也。’《索隐》曰：‘张璠亦晋人，注《易》也。’)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易象》曰：“求王明受福也。”《索隐》曰：“京房《易章句》言我之道可汲而用。上有明主，汲我道而用之，天下并受其福，故曰‘王明并受其福也’。”)王之不明，岂足福哉！(徐广曰：“一云‘不足福’”。《正义》曰：“言楚王不明忠臣，岂是(足)受福，故屈原怀沙自沉。”)②

　　 从刘安的《叙》文内容分析，《离骚传》实不限于《离骚》一篇，举凡《九歌》、《九章》、《天问》、《远游》、《卜居》、《渔父》等都囊括在内，这应该是刘安及其宾客搜集到并认定的屈原作品的全部[3]100-101，也是刘向、刘欲《七略》着录“屈原赋二十五篇”的源头。因此，章太炎先生断言《楚辞》“定本出于淮南”[4]549。当年汉武帝命刘安“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自“旦”至“日食”最多只有三小时光景，合理的推断应该是刘安早有《离骚传》成书，临场加写(或改定)《总叙》而已。两百年后班固评论说：“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斯论似过其真。又说‘五子以失家巷’，谓伍子青也。及至弈、浇、少康、二姚、有娀佚女，皆各以所识有所增损，然犹未得其正也。”[5]49目睹刘安《离骚传》进呈本的东汉校书郎中班固所谓“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一语，切合当年场景，“叙”字得其实。他不赞成屈原高洁的志趣可与日月争辉，另当别论。他又具体批评刘安书中的名物训诂③，则恰恰证明唐初颜师古注“若《毛诗传》”是正确的，“离骚赋”论者可以休矣。

刘安之所以致力于搜集、注解《楚辞》作品，除本人喜爱、门客成群以及深厚的地域文化氛围之外，更大的背景是自汉高祖刘邦至汉武帝刘彻等人偏爱楚歌楚调，并且亲自参与创作。《史记•酷吏列传》张汤传载：“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而汤乃为小吏，跪伏使买臣等前。已而汤为廷尉，治淮南狱，排挤庄助，买臣固心望。”[1]卷一二二，3143班固《汉书•严助传》：“严(庄)助，会稽吴人，严夫子(庄忌)子也，或言族家子也。郡举贤良(公元前140)，对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对，由是独擢助为中大夫。”[2]卷六四上，2775又《朱买臣传》：“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2]卷六四上，2791朱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刘安进呈《离骚传》，以及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唐勒赋》竹简写本(字体属早期隶书，当是西汉文、景至武帝初期书写成的)[6]，三者几乎是同年代发生的。十几年之后，庄助正是因为与刘安往来密切，被酷吏张汤论死，张汤亦因此招致朱买臣等怨愤而最终送命。政治上的谋反大狱亦不能冲淡朝廷的艺文风气：“宣帝时修(循)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2]卷六四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