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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太原:大历史脉络中的人物关系——周恩来与胡适

更新时间:2015-08-26 23:45:46
作者: 张太原  

   人物研究走到一定程度,常常会出现选题的困难,尤其是像周恩来这样的历史人物。但是,如果把人物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或研究路径,就可以由微观通向宏观,使人物与时代相连,与社会相依,不但可以呈现时间之流程,而且可以展现空间之构成,并可使历史的静态与动态融为一体。这一研究取向下的人物,就像一只多彩笔,用它可以绘制立体的动态图景;又好比一扇窗,凭它可以开启风光无限的新视野。这样以人物为路径重建的历史会更直观,也更贴近历史的本来面目。按此,一些看起来不相干的人物,可能隐藏着某种历史的联系。比如周恩来与胡适,二人都属于中国20世纪叱咤风云的人物,但走的道路不同:一个是革命领袖,一个是“改良主义者”。尽管反映他们直接关系的材料很少,但是通过一些零星的碎片,却可以昭示“大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轨迹。

   一、敬爱与失望

   五四前期,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周恩来则是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青年学生。1918年2月,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时,仍津津有味地阅读已在国内看过的《新青年》杂志,对其中倡导的排孔、独身、文学革命等表示“极端的赞成”。1919年7月,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更是以介绍“新思潮”为主要旨趣。稍后,他还主持成立了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研究的觉悟社,并邀请李大钊、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前去讲演。①这期间,虽然没有材料显示周恩来与胡适的直接联系,但是,对周恩来来说,胡适当是他所熟知的新潮人物。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五四时期,陈独秀和胡适代替了康有为和梁启超成了他心中的楷模。②这差不多是那个时代青年思想变化的一种普遍轨迹,周恩来显然也在此列。1922年12月,他在专门评胡适的一篇文章中开篇即说:“胡适先生本是我们所敬爱的一个人,他的思想和言论很有些令我们佩服的地方。”③不过,一个“本”字表明,大概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这种“敬爱”和“佩服”已成为历史,而此时却是要批判胡适。

   相当一段时期内,思想史著作中一般都把“问题与主义”之争看作是新思潮阵营分裂的标志,由此断定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分道扬镳。现在的研究表明,这未免有些受后来历史结局的影响。如果循着历史发展的本来顺序去考察,则会发现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并不是一下子就截然分明的,而是在“问题与主义”之争后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若即若离、似分又合的胶着状态;两者好像是为着同一个目标而采取不同方法努力的朋友关系,“我们”中往往有“你们”,而“你们”中也常常有“我们”;大约到1925年以后才分出两个阵营、两条道路。④这期间,胡适更倾向于“求同”,特别是“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论政”,“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与苏俄和中共走得也相当近。“胡适踏足政坛,虽以《努力》为根据,真正涉及时政大事,似乎更加喜欢与李大钊交换意见。”⑤

   各种材料表明,“问题与主义”之争,并没有影响胡适与李大钊的关系。1922年,胡适起草了一个政治宣言即《我们的政治主张》,其中说:“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⑥该文公开发表时,胡适征集了16人签名,其中就包括李大钊。虽然对于李大钊来说可能有碍于情面或实施策略的因素,但是双方在大目标上的某种一致也确实存在,至少说明当时个别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未完全放弃“和平的努力”。或者可以说,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界线这时虽然有所显露,但是缘于先前的友谊、交往和同道,在一些重大举措上彼此仍然“相互捧场”。比如,中共二大宣言发表后,胡适即撰文予以“正面的响应”,称“中国共产党近来发出一个宣言,大意是说他们现在愿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做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件事不可不算是一件可喜的事”。胡适还明确地称中国共产党为“我们的朋友”,并且在大目标上引为同道。⑦

   1923年和1924年,陈独秀曾多次致信胡适,请他帮助蔡和森出书和索取稿费及帮助张申府推荐工作,同时还替《中国青年》向他约稿⑧,并允诺为胡适筹办的《努力月刊》“义务撰稿”⑨。1923年7月,瞿秋白在致胡适的信中,表示希望所任教的上海大学“能成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请胡适常常指教。⑩同年,陈独秀在《前锋》上撰文,说胡适是“真正了解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认为唯物史观派和实验主义派“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实有联合之必要”。(11)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对逐渐被看作“改良主义者”的胡适等人的态度并不一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办的《少年》杂志中,就指斥胡适等“知识阶级的人”,“历来是资本阶级的附庸”,而“我们”即“共产党是劳动阶级的代表,是劳动阶级的先驱”。(12)“资本阶级的附庸”和“劳动阶级的先驱”显然是对立的两个阵营。蔡和森则指责胡适等“一班与群众隔离的政治家或政论家”,“简直不知道或者不承认有群众的势力,所以他们不谋勾结或利用旧势力便想求助于外国帝国主义者,不是发表些蔑视群众,谩骂工人兵士的怪议论,便是想出些上不靠军阀下不靠民众的智识者的纸老虎或乌托邦”。(13)

   作为“少年”人的周恩来正是在这时发表了一篇颇有战斗性的专门评胡适的文章。首先,他对胡适“最近在《努力》周刊中所发表的一切政论”表示“非常失望”,“所失望的,乃是胡先生对于政治太缺乏了革命的精神”。其次,根据胡适的观点分别进行了批驳。针对胡适说的革命与改良可以“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各行其是,各司其事”,他说:“我们便不恐惧他这话同样会被各大军阀,新卖国贼的外交系,基督教徒和要钱的议员们拿去利用,他自己这种圆滑的精神已实足阻碍革命精神的发展了。”针对胡适提出通过“公开的南北和会”或“各省会议”实现统一的主张,他反问:“姑无论在现在的群盗割据、争为雄长的情势下难以做成,且决难有真正民意的代表,便是会开成了,便是大家真肯‘把袖子里把戏都摊出来’了,试问如何能有满足各方欲望的结果?”在他看来,军阀无论如何是不会满人意的,非用革命的手段“打倒”不可。而“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对胡适提出的“由政府公开的调解直奉的私斗,消除那逼人的战祸”,周恩来更是觉得荒唐:“军阀卖国还要调解,我们真不知是顾忌军阀啊,还是怕投鼠忌器啊?这样短视的外交眼光,这样敷衍妥协的政论,而想做‘全国的观象台,斥候队’,而以为是乃‘研究事实,观察时势’的主张,我们真不敢信服。”

   最后,周恩来断定:“胡先生已是缺乏了革命精神的人。知此乃知他在《努力》上所发表的妥协的统一会议主张,伪和平的联省自治办法,和能说不能行的他们好人政治,都是些不落实际的废话。凡是有革命精神的少年们岂能受其蒙蔽!”在他看来,胡适的主张与“少年”们的理想已根本不同:“胡先生的政治主张,所谓‘我们最低限度的要求’,自然离着我们共产革命的政治主张很远,但即便合于民主政治的要求,在现在军阀跋扈、列强侵吞的中国情状下,也止有一个民主革命才能达到,才能完成民主共和的工作。然而胡先生竟不作如是想,以为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之下便可建立‘好人政府’实现其政治主张,这不是做梦么?”因此,即使面对胡适的“主动示好”,他也毫不领情:“胡先生答‘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说:‘我们并不菲薄你们理想的主张,你们也不必菲薄我们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但我们却要代答胡先生道:‘我们却很菲薄你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而尤其信依着你们最不努力的方法,你们最低限度是永远做不到的。至我们的主张,只有用政治争斗的革命手段才能实现,我们殊不愿上你们无革命精神的大当。’”(14)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像周恩来这样的“少年”人对胡适的判定最终成了整个党的认知和态度,李大钊即因中共中央的决议而很快退出了“好人政府主义”的活动,五四新思潮阵营产生的两条道路日益突显。换个角度,如果仅以年龄观之,无论党外还是党内,可以说,时代的大旗很快便由五四时代的老师辈转给学生辈了,这是中国历史一种别样的转折。

   二、沟通与共识

   1927年以后,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中共内部有人提出把主张改良的自由知识分子打入革命的对象之中。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第三党”被看作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工具”,指斥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奸细”(15),那么对“资产阶级附庸”的“知识阶级”的态度,自然也不会客气。到20世纪30年代前期,受“左”倾政策的影响,中共党内一些人把一切自由知识分子或中间派都当作国民党的“帮凶”。

   直到中共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后,才有了“沟通”的机会。1936年4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在列举的要联合的各党各派中,其中就有胡适主持的“北平独立评论社”。(16)这说明中共把胡适也看作一种政治势力的代表,由此作为统战的对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与胡适便又发生了直接关联。1937年,负责统战工作的周恩来亲自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素仰先生热心于对内和平、对外抗战之主张及其运动,因缺机缘,未由通问。现内战已停、抗战尚未发动期中,全国舆论正集中注意力于国民大会法规之修改及其召集,以冀由此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基础。敝方特于月前提出修改意见如另纸所陈,颇望国民政府能依此原则,召集国民大会,制定民主的宪法,通过民族统一的政治纲领,以发动抗战。乃上月杪,国民党中常会已将修改内容公布,其所持原则与原法规差别不多。敝方现仿本文中所提原则,继续要求,务期两法规之基本内容能符合真正民主,过去选举能一律作废,以利于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彻底合作,一致对外,想为先生所赞同也。书此布臆,伫候明教,并乞对该文加以指正为幸。”(17)

   信中周恩来说明“另纸所陈”的,是他在1937年5月1日发表的《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其中提出:“不仅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应该修改,而且过去的选举,不论推选决选,应该一律作废……各党派代表名额应不超过代表总额七分之一,其分配以凡有历史一年以上的各党党员数目多少为比例,并应估计到其他条件,由各该党依额自行选举。”(18)

   对于中共的这一表示,胡适虽未直接回信,但很快作出了公开回应。他在《独立评论》发表的陶希圣讨论文章的“编辑后记”中说:“最近我们接到周恩来先生从西安寄来的《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虽然没有月日,我们看其中的说话,可以知道此文是在本年四月底立法院修正国民大会两法规之前发表的。现在修改这两法规的机会虽然已成过去了,周先生那篇文字里有一些主张至今还是值得讨论的。……我们希望这样开始的争论新风气能得着全国舆论界的同情和赞许。”(19)

需要说明的是,此前胡适对中共和周恩来的一些举措和变化已有所了解。1937年1月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史佐才从西安逃出来(据他自己说),来谈十二月十二至廿四日的事。”(20)第二天,他又收到了傅斯年寄来的号称“绝密”的长信,谈得更为详细:“西安最近空气大略如下:一、街上标语有‘庆祝张、杨二将军政治主张成功’、‘拥护蒋委员长领导全民众抗日’等等,不脱抗日,而绝口不谈共产。二、大家皆云联合战线,故不知谁是共产党。三、晤杨贼,甚高兴,云做得粗鲁,但从无一字悔其主张。四、周恩来晤蒋二次,第一次蒋一语不发,第二次谈得甚好。(此事弟已在此间得到confirmation[证实]。)西安遍传蒋云‘终身不内战’。五、蒋之行也,实共党主持之。(此事亦confirmed[已证实])。六、陕北、陇东,张军与共党相互照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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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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