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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士林:生态美学与诗性智慧的现代复活

更新时间:2015-08-26 00:31:25
作者: 刘士林 (进入专栏)  

  

  

  

   生态美学虽是作为一个时代课题而提出,但在这种关于美学本体结构与功能的话语形态中,实际上却将美的本质、审美活动的本体内涵,以及美学探索的真正方向直接展示出来。从生态学角度提出关于美学的新说法,如果仅仅只是要迎合环境保护这种迫在眉睫的现实需要,那不仅无助于改变美学本身尴尬的学术困境;那种被功利主义欲望歪曲了的生态美学,相反还会加深美学研究中已经越来越严重的学理危机。因此,提出生态美学的概念与论题,本身就具有了双重的批判意义。从纯粹知识的角度讲,它意味着对一直存在着严重逻辑缺陷的美学学术史的“纯粹理性批判”。从精神一实践方式(注:关于精神—实践方式这一概念,请参阅拙著《文明精神结构论》第33页到41页。由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角度讲,它则意味着对拒绝接受审美尺度制约的人类社会再生产本身的“实践理性批判”。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两种批判的非经验论色彩,尽管仿佛是人类实践中的环境问题直接导致了生态美学的出场,但在逻辑分析上却与这种流行看法恰好相反,由于两者的根本问题都由于头脑中的“观念错误”而产生,因而它们首先属于需要加以先验批判的“纯粹理性问题”。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关于生态美学的语境本身,也不是通过一些经验批判(如批判理性主义美学)就可以解决的。因而,如何使生态美学研究能够获得一个相对纯粹的本体论语境,并在此基础上把审美尺度对人类社会的本体论内涵澄明出来,这个问题本身却必须以“生态美学何以成为可能”为逻辑起点。这个问题也可以表述为,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先验条件,生态美学才有可能成为一门新的人文科学?

   在我看来,至少需要具备这样两个先验条件,生态美学的言论才可能获有它逻辑上的合法性。首先,由于只有在诗性智慧的语境中,人类精神活动的生命本体论内涵才能真正澄明出来,所以必须在逻辑分析上明确区分理性智慧与诗性智慧的界限,在铲除理性智慧对审美思维方式的顽固纠葛的同时,恢复美学研究与诗性智慧的血脉关联,以便使已丧失了生命本体论内涵的当代美学研究获有一个真正的本体论园地。这个本体论园地不仅是生态美学的栖息地,同时也是人类自由生命的永恒家园。其次,必须在诗性智慧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审美活动的内在尺度,把各种实用的、非审美与伪审美的生命活动方式与人类审美的自由尺度严格区别,从而使人类自身的再生产获得一个明晰的内在生产观念,通过主体自身方面的建造进而改变整个社会生产活动的异化性质。这是生态美学在进行自身理论建构之前必须要做的先验批判工作。只有这个工作完成了,生态美学才能超越传统美学对于生命本身的冷漠和遮蔽,而美学研究的生机实际上也是人类自由精神复苏的标志。

  

  

  

   在概念分析的意义上讲,生态美学的关键词当然是“生”、“生命”、“生态”或其他与此相关的词语家族成员,但如何解读这几个表面上并不复杂的概念,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人类历史可以划分为原始结构与文明结构,人类精神也可以相应地划分为诗性智慧和理性智慧,由于它们分别属于两种非常不同的历史存在和文化叙事,因而任何讨论都面临着一个语境是否合法的先验问题。根据我提出的新二元论美学方法论[1],生态美学首先遇到的也是这个语境问题。具体说来,对生态美学诸关键词的解读,至少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语境或分析技术,一种是诗性智慧中的“生”、“生命”、“生态”,如《周易》中讲的“大地之大德曰生”;《中庸》中讲的“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在剔除了其上的伦理学阐释之后,我把它解读为一种让人成为人、让万物成为万物,即让世界成为世界本身的审美澄明方式。另一种则是理性智慧语境中极端狭隘的“人‘生’”或“主体性存在”,一方面,它把主体日益封闭起来成为与宇宙万物丧失了所有有机联系的理性主体,另一方面,对象世界在理性智慧的编码机制中也丧失了万物之间全部的自然联系,成为一种完全根据人类利益而机械组装起来的“属人的世界”或“人化自然”。然而,由于以牺牲人与自然的全部自然生态联系为前提,所以这种理性智慧语境中关于“生”、“生命”与“生态”的释义,本质上只能是一种“向死而在”或者“虽生犹死”。这也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只有在诗性智慧中才有生命本体内涵,而理性智慧的深层语法结构是一种死亡哲学的根源。在区分了理性智慧与诗性智慧两种语境之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生态美学只能是诗性智慧的现代复活,而不可能从作为文明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智慧中获得任何思想资源。而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从逻辑分析中澄明这一点“先见之明”。

   我是从人类智慧发生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理性智慧起源于轴心时代(公元前8世纪—前2世纪)个体死亡意识的觉醒。在漫长的史前时代中,人类是没有死亡观念的,凭借着以“永生信仰”为本体内涵的诗性智慧,他们一直过着“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不知悦生,不知恶死”的和谐生活。根据我对人类早期文明的精神发生学考察,有两重重要的变化,彻底结束了这宁静的自然之梦。首先是第四纪冰川以及大洪水时代对原始食物资源的巨大破坏,正是在食物再分配过程中导致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分离;二是青铜时代原始公有制的瓦解以及轴心期私有制的成熟,它加剧了人类社会内部食物分配的激烈竞争,从而促发了人类个体精神生命的觉醒。这种精神觉醒的动力就是个体死亡意识,它彻底割断了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混沌不分的天然纽带,同时它还是人与自身最大的分裂与对立,这对于拥有永生信仰的原始思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它使个体在生死焦虑中内在地凝结为一个不同于自然的自我意识结构。这个以死亡意识为核心的意识结构,也就是理性智慧最初的胚胎。正是在对这一挑战的回应中,人类共通的诗性智慧开始发生变异,并在早期民族中分别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文明精神结构。这其中以中西文明最具特色,古希腊哲学作为理性智慧诞生的摇篮,它的两大特征是个体的主体化与世界的对象化。在肯定个体化的日神精神照耀下,古希腊人完全背弃了诗性智慧的永生信仰,彻底割裂了人与宇宙原始的有机联系。由于充分的主体化,理性智慧的道德律令也就替代了古老的自然法典,成为人类最高的主宰;而与这个过程同时发生的,也就是使世界充分地对象化,成为与人类相敌对的、只有利害关系的冷冰冰的无机世界。这也是我把理性智慧的深层结构称为死亡哲学的原因。而中国上古文明则直承了诗性智慧的生命精神,它的两大特征则是非主体化与非对象化。一方面,它通过天人合一这种诗性智慧否定了物我二元论,使人与世界的斗争关系转化为一种和谐的秩序;另一方面,又通过宗法伦理这种诗性伦理学否定了个体对生命的私有权,从而限定了个体主体性结构的极端化发育可能。因此我把它称为以“生命”为最高理念的生命伦理学。由此可知,一种智慧属于生命还是属于死亡的问题,主要是根据它们对主体化与对象化的价值态度密切相关。

   对此还可以对中国诗性智慧与西方理性智慧进行两点更深入的比较。

   首先,在对主体化问题的态度上,两者显示出根本性的不同。在西方思想史上,从开始有了哲学,也就首先产生了对死亡的哲学思考。不仅对死亡的沉思在古希腊被看作是人类摆脱童年时代的标志,直到海德格尔仍然认为只有通过冥思死亡才能获得人的“此在”。正如在先秦诸子中随处可见的是关于生命智慧的话语一样,在古希腊哲学中俯拾即是的则主要是关于死亡的沉思。如苏格拉底的人生结束语:“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惟有神知道。”又如柏拉图的名言:“哲学是死亡的训练”等。古希腊人之所以能对令人恐惧的死神抱以如此冷静和不动声色的回应方式,主要应根源于其日神精神对个体化的肯定,以及由此而在主体化过程中所凝聚起来的理性精神,“过理性生活”,不受情感困扰,在古希腊是被当作一个成人(即完成了个体化)的崇高美德。所以苏格拉底认为“怕死”出于“不智”;伊壁鸠鲁认为死对于生者与死者都是不相干的;塞涅卡则把生死忧虑看作是卑怯、肮脏的东西。爱比克泰德有句名言是“可惧怕的事情不是死亡,而是对死亡的恐惧”。著名的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则指出,人无论如何都应该“满意地离开”。究其实质,即西方人在使生命日益主体化、理性化的进程中,克服了死亡所带来的畏惧与焦虑,从此走上了与原始文化及其诗性智慧完全不同的“向死而在”之路。根源于原始时代的永生信仰的中国诗性智慧与此迥然不同,当青铜时代死亡意识逐渐觉醒时,它所采取的态度就是把死亡意识,连同必然要产生它的私有制生产方式一同加以拒绝。从当时人类经验角度看,它只能是对诗性智慧的回归。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先秦时代经常出现的乐园主题,如《山海经》中讲的“不死民”,“不死之国”,“不死山”,“不死树”,“不死草”,“不死泉”,韩非子讲的“南土不死之药”,屈原所谓的“不死之旧乡”。这种生命精神表现于人类自身的生产上,即是对主体化的拒绝,因为主体化必然要在生命内部产生一个与生命本身相对立的、异己的理性本体。这一理性本体由于按照其内在规定就是建立在对感性生命的压抑之上,就必然要导致个体内在的二元分裂、灵肉对立与生死选择。要从根本上抗拒死亡意识,就必须从个体内部拒绝主体化生成方式。因之,与古希腊文明高扬理性本体,在与死亡的对峙及蔑视中回应挑战截然不同,中国文明则是以否定主体化、取消生命内部在文明时代逐渐展开的二元对立来回答的。

其次是对对象化问题的态度。在西方文明中,由于个体最终被生产为一种彻底脱离了诗性智慧的理性主体,所以理性中心之外的所有存在,也都被充分地对象化成理性的对象,成为与理性只有抽象的联系,而缺乏生命有机关系的僵死世界。只有割断自然与个体的所有生命关系,才能够不择手段、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将对象占有、私有化。这就发展出西方文明那种冷酷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技术性精神—实践方式。中国文明则与此相反,由于主体化的不发达,所以不仅主体不能充分成为主体,对象也不能充分地发展为对象本身。这就是中国文明一直把生命的价值内涵赋予宇宙万物的根源。儒家讲“宇宙内事,是己份内事”,道家讲“天地与我为一”,诗人讲“万象为宾客”都以此为原型。任何关于自然变化的事件都与人类相关,也都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生存状况。尽管由于在文明进程中必然要发生主体化活动,即必须从自然界或对象世界中获取食物资源,人类才能生存下去。但问题在于,一旦选择了西方文明那种冷酷无情的对象化方式,必然要以牺牲人与世界之间全部的原始生态和谐为代价,其最终结果也必然是由于对大地母亲的恶性损耗而使人类走向终结。在个体化充分完成的西方理性智慧中,由于从不存在这种情感上的困惑和制约,所以对象世界也就只能被它糟蹋得体无完肤。而对中国诗性智慧来说,情况则有根本的不同,由于征服、改造对象,就是征服、改造生命本身,所以为了保持生命本身的自由,也就首先必须给宇宙万物以自由。因而与野蛮地征服自然的西方文明不同,中国文明首先要做的是征服自身,即放弃那种由主体化而来的对象化企图,以此来尽量减少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对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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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泰山学院学报》(泰安)2004年01期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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