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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士林 周晴:学术研究与批评的中国话语

——刘士林教授访谈

更新时间:2015-08-26 00:05:33
作者: 刘士林 (进入专栏)   周晴  

    

   ○刘先生,与现在一直读书、生活在校园中的青年学者不同,你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年轻而经历复杂”,年龄不大时就把中国跑得差不多了,这种人生经历与你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关联?

   ●是的,与一般的同龄人相比,我的经历的确比较复杂。我出生在河北省曲阳县,但很小我就跟随父母所在的铁三局三处——一个铁路施工单位,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潼关、太谷、晋城、黎城、虞城、兰考等地生活过。在河南读完了中学、大学,又在开封工作了六年。自1993年秋天始,我在湛江师院教了三年多的书,后来又在南京教书,不久前移居上海。这些经历对我学术的影响,主要是有更多的机会去体验生活,读生活的大书,使自己始终可以与中国社会的许多层面保持经常性的接触。至于此中得失,也是很难评价的。一方面,现实经验对主体渗入得越多,就难免做学问不够“专”而“精”,不尽符合现代学术要求“学术独立”的最高原理;另一方面,多一点现实经验也不见得都是坏事,它可以使主体避免成为十足的“书呆子”,即使在很学理化的研究中,也能够保留几分对现实的人文关怀。这种个体的经验基础,不仅时常会把我纠缠得很痛苦,而且也直接进入到我的学术研究中。比如,一方面我讲“先验批判”,批评当代学术的“学理不纯”、“学术不精”;但另一方面,自己有时也会做一些“越界”的事情,比如有一回抓住《新周刊》从很高的学理高度加以批判,其实,我自己心里也明白,它那种新闻广告式的炒作与策划,是根本不值得较真的。这只能是自己不能忘怀于现实的一个证明吧。

   ○一方面内心里想作纯粹学术,同时又经常忍不住去批判现实,对有着经世致用的古典传统以及有着理论联系实际现代传统的中国学者来说,这应当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它在当下依然是一个人们经常要面对的矛盾,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我想首先把这个矛盾可以归结为“是学术重要,还是实践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个真正的现代性问题。大凡一个现代性问题,都具有二律背反的性质,特别是对始终处于中西文化碰撞与对峙的中华民族来说。对中国传统学术来说,它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传统学术的最高价值理念就是“学以致用”,有了知识与思想以后去从事现实实践,是再正常不过的。对于西方现代学术来说,它也不是问题,因为人们已经学会了“区分知识与价值”,并相当牢固地树立起“学术是目的本身而不是手段”的内在观念。而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痛苦也正是由此而来,一方面,受中国固有传统学术影响,他们内心深处总是要难免问一句:“纯理论与纯学术有什么用?”另一方面,由于所受的学术启蒙主要来自西方,所以在现实中如果陷得太深,他们又会本能地感到自己违背了学者的天职。有时这也是因为转型期的许多中国现实问题刺激他们、直接影响到他们,使他们无法回避开,所以在更多的情况下,不管是选择学术本位,还是急于投身社会变革的洪流,他们对自己的生活都无法满意。这就是当代中国人文学者所面临的一个真正的现代性的痛苦困境。

   我的态度是两者都很重要,这不是当“和事佬儿”,而是想在逻辑上把它们区分开,它们的重要性体现在不同的层面与语境中。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既需要学术研究提供真正的现代理性基础,同时也需要有更多的理性成果转化到现实实践中去。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在一次名为“现代文艺学视野中的中国问题”学术会议上,当时的讨论就很有意思,一方批评文艺学界沉湎于象牙塔内,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如“三农”等不管不问;另一方则反过来重申文艺学工作者首先要做的应该是文艺学自身基本理论的建设与研究。我当时发言的大意是,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现代文艺学视野中的中国现实问题”,另一个是“现代文艺学视野中的中国学术问题”,它们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在逻辑上也是不可能得出一致结论的。但这也不是要堵塞两者之间的“对话”与其他交流渠道,而是把它们区分开以后,就可以不再争论“文艺学应该干什么”这样笼统而抽象的命题,从而可以做到“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一方面,让愿意关心现实的文艺学者凑在一起,更好地探索如何以一己之学去承担改造现实的职责;另一方面,让愿意做纯粹学术研究的另一伙人,避开现实喧嚣,以便更深入地研究文艺学的学理问题。这样两方面的探索都有望减少阻力、实现质的进步。如果说这两者的界限不可能泾渭分明,那么至少也可以提供一种“术业有专攻”的学术自觉意识。比如,在学术研究阶段就应该尽量回避现实问题的干扰,这样就可以把文艺学的学理问题搞得更清楚,为它走向更广阔的现实世界提供一种更可靠的理论资源。反过来也是如此,实践中的理论家也可以为书斋中的学者提供一种更鲜活的经验素材。而最可怕的则是两者整天纠缠在一起,谁也无法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传统治学很讲究师承与交往,因为学术出身与师友提携对年轻学者的成长十分重要,不少青年人在学术界脱颖而出,也多半是借助了这层学术关系。那么,你是如何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人对你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学术道路上,我应该算是比较幸运的。我的学术启蒙主要是在大学时代,学校是郑州大学,不是什么名校。尽管后来跟刘梦溪先生读了博士,但当时自己的学术框架已基本完成,所以每当有人对刘先生说“名师出高徒”时,刘先生总是不同意的,他说我的学问是自己摸索出来的。我理解这话兼有褒贬二义,褒义是对我的摸索有所许可,贬义很可能是没有学到先生的多少东西。走上学术道路,对我来说很偶然。和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当初选择中文系,主要是想当一名作家,在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写过小说,写过诗。后来之所以对文学研究与批评产生兴趣,主要是由于听了鲁枢元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课。鲁先生的课讲得非常好,他给当时枯燥无味的文艺理论灌注了一种异样生动而美丽的精神,也深深地吸引了我和我的同学们。

   但遗憾的是,我并没有跟着鲁枢元先生去做文艺心理学,这很可能与自己当时的写诗经历有关。我后来的治学方向主要有三:一是中国诗学,二是美学,三是当代文化研究。在这三方面都有一些原创性的东西,就是“中国诗性文化”、“非主流美学”与“新道德主义”。它们与我在人生旅途中邂逅的另外几位师友密切相关。中国诗学的研究源自单占生老师,他是大学时代与我联系最密切的老师。他对我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中国诗性文化理论基础的诗性智慧概念,最初主要是从他的“诗性思维”研究中汲取的。如果没有这个偶然,就不可能有我后来的成名作《中国诗性文化》。这种影响也延伸到我的美学研究中,因为我总喜欢从中国诗学的立场来理解与阐释美的秘密;二是我那种不合一般学术叙述的诗化文风也是在他那里获得了肯定与保护。不少人喜欢读我的文章与著作,其中一个原因是以为它们文字漂亮。在美学研究上,我已经多次写到美学家劳承万先生。我大学毕业后工作并不顺利,先在开封的一家中专教语文课,后来又到开封师专做学报编辑。就在1992年我的第一本书《中国诗哲论》出版后不久,我很幸运地在一次会议上结识了劳承万先生,他马上把我调到他主持的湛江师院中文系。这次迁移对我十分重要,不仅解决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也跟着劳先生开始了真正的逻辑训练。劳先生是德国古典哲学专家韦卓民先生的高足,正是在湛江的三年多时间里,我早年那种诗化学术方式接受了一种先验批判的理性洗礼,初步形成了非主流美学的基本框架,就是从哲学、伦理学与美学之差异角度去理解美学的学科性质。后来我批评20世纪中国主流美学研究一是“以哲学代美学”、二是混淆了“善的形式”与“美的形式”,都是以康德哲学为前提的。其实也不止美学,包括我后来提出的“先验批判”、“新道德主义”,还有在《苦难美学》提出当代美学的任务在于“纯粹欲望批判”,都与劳先生灌输给我的康德哲学智慧相关。

   一般人在“小有名气”后很容易停顿下来,这就是古人讲的“道隐于小成”。而我在这样的时刻,又很幸运地成为刘梦溪先生的及门弟子。我跟从刘先生最大的收获是懂得了现代学术理念在于“学术独立”四字,以及现代学术与古典学术在基本范式与内在理路上的区别,也可以说受到了较好的现代学术训练,使以前的“野路子”有所收敛,有所提升。我后来在美学研究中特别强调“中国美学的学理独立”,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在刘先生的言行举止中,我还更多地感受到一种当代儒者的阔大温厚气象,也意识到仅有知识上的敏锐和锋芒是远远不够的,道德上的高尚和光明才是一个人文学者的安身立命处。这对于我后来的学术发展是十分及时而又重要的。

   ○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很容易感受到你的勤奋,你不仅文章与著作很多,而且开辟了不少新领域,如“中国诗性文化”、“非主流美学”、“新道德主义”、“先验批判”等,甚至包括你做文化批评时提出的一些概念,如批评《新周刊》的“话语阴谋”,批评消费文化的“形象异化”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学术界与批评界的关注。但你实际上的学术研究又不止这些,比如你的博士论文就介入了现代学术史。你到底有几个学术方向,还准备再开拓新的吗?

   ●我这人爱好不多,业余时间喜欢大自然,城市里那些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娱乐,我基本上不沾边儿。最重要的是心境一直很好,烦恼而忙碌的体制化生存与现代生活节奏,很少能干扰我,所以有大量的时间与心情去读书和写作,这样东西就难免越写越多。

   至于学术方向,最近我正想出一个自选集,总结一下自己原创的或有学术创新意义的东西,它们主要有八个方面:一是“中国话语:理念与经验”,这是从语言本体论角度看学术生产,希望人们注意学术话语与语境在整理中国学术文化经验的合法性问题;二是“非主流美学:阐释与批判”,主要阐释非主流美学及其与主流美学的关系问题;三是“中国诗性文化:原创与创新”,主要阐释中国诗性智慧问题;四是“先秦诸子:旧学与新知”,主要收录关于先秦诸子的一些具有学术发明的论文;五是“新道德主义:源流与本体”,主要是阐述新道德主义原理及其与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关系;六是“先验批判:学理与人文”,它属于对学术批评和人文批评的理论方法探讨,主旨在为当代人文学术的健康发展提供一种内在的理性尺度;七是“文化批评:智识与仁心”,主要收录我在文化批评领域中若干有原创性的文章;八是“江南文化:从政治到审美”,是我这两三年来关于江南文化与美学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

至于为什么搞得这样宽,原因也是各不相同的。它们有的是长期努力的结果,比如我积十余年之力一直在做的“中国诗性文化”与“苦难美学”研究;有些则是性情所至的偶然闯入,比如江南文化与江南美学,还有我的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学术随笔;有些是无意得之,比如“先验批判”,本来只是八九篇学术批评文章,编辑在一起以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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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沪)2005年08期第118~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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