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林:通州副中心 解铃还须系铃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9 次 更新时间:2017-09-26 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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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士林 (进入专栏)  


近日,北京通过《关于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明确提出“聚焦通州,加快北京市行政副中心的规划建设”。在经历了反复的轮回后,一个直指城市病根的良方终于落地。

近10余年来,为了应对日趋严重的城市病,“多中心”“组团式”“分布式”等新概念迅速成为城市理论研究和媒介传播的高频词,并开始大规模进入城市总体规划和发展战略中,可这些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最终难免“嘴上说说,墙上挂挂”。

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城市的功能安排和资源配置从古至今都是“以"城"为主,以"市"为辅”,因此,不是“经济”和“市场”,而是“政治”和“行政”成为城市功能过度集聚和资源配置不均的主因。如果不能把“行政功能”分散或转移,所谓的“疏解”和“减负”根本无从谈起。通州建“市行政副中心”,从“行政”着手解决问题,是对症下药。

通州行政副中心本质上是一个“行政新城”,符合世界新城规划建设的一般规律。通过择地另建“新城”解决城市病,是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普遍选择和基本手段。目前,北京中心城区人口超过23000人/平方公里,机动车保有量超过500万辆,号称“首堵”,经常陷于“十面霾伏”中。同时,在“行政中心不动其他想动也动不了”的背景下,规划建设通州行政副中心,以此实现城市的“多中心”化和“分布式”发展,实属迫不得已。

通州行政副中心是“政府”和“市场”的合力行为,集中体现了“中国式城市化”的基本特点。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对通州新城交通压力巨大、人口增速过快、产业和居住不平衡的批评不少,认为它是“行政指令”而非“市场演化”的苦果。然而,实际上中国城市化有其特殊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没有机械照搬“市场主导”的“欧美模式”,也不同于“依附欧美”的“拉美模式”,而是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式城市化”道路。它最突出的特点是: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是推进中国城市发展的核心机制;“政府”和“市场”分不开,并同时发挥作用。相比于西方,由“政府”和“市场”共同主导的城市化,明显具有易管控风险和发展更均衡的优点。这也是为何随着一个行政副中心战略定位的制定和实施,以前大家担心的“鬼城”“产城分离”等都会迎刃而解的原因。

通州行政副中心的“十月怀胎”和快速启动,也是中华民族应对挑战的固有文化模式的感性显现。中国自古是人口大国,问题和矛盾不胜其多。当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化国家,叠加了人口基数大、经济体量大和地域面积大等因素,每一个看似很小、很简单的问题,都会因加入多种参数而被无限放大,变得无比复杂。在这种社会土壤和现实背景下,无论要形成共识,还是动手解决问题,都不能轻易达成。通州建设行政副中心也是如此。

早在2012年,北京市就正式提出这一战略构想,却一直“推不动”。可是一旦当问题和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为彻底解决问题创造了条件和机遇。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由行政方面造成的障碍,最终还是要通过行政来破解。

此前已有城市将其政府机关迁往新城新区,但通州行政副中心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象征意义。它表明,凡是符合城市化规律的,不管道路怎样曲折终会成真,也表明中国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和价值在深度参与着中国的城市化,这是我们反复强调西方理论、方法和标准不适合中国国情,以及要对中国城市化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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