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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谈生命与死亡的智慧

更新时间:2015-08-25 15:55:15
作者: 郭齐勇 (进入专栏)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

   谢谢各位周末的晚上听我聊聊关于生命与死亡的问题。我今天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外思想家的生死智慧,并将我觉得非常好的书借机介绍,请大家分享。

   美籍华裔学者傅伟勋,他曾是美国天普大学的教授,后来又在台湾南华大学当教授,他也是我的老师萧萐父先生很好的朋友。傅先生已经故去了,他写过一本很畅销的书《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是在他患上癌症,化疗之后写的。该书从临终精神医学讲到现代的生死学,是一本关于生命的颂歌,也是濒临死亡的体验。台湾有一位很有名的社会心理学家杨国枢,他评价说这是一位不平凡的人写的不平凡的书,作者不只是靠自己的学识来写,也是用自己的生命在写这本书。我们知道很多人有所谓的知识,但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智慧,智慧的养育要用我们的心、要用我们的生命去体验。所以,今天我的演讲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先向各位朋友介绍傅先生的这本书。

   生命的品质与死亡的品质是一体之两面

   佛家讲生老病死都是人必然要闯过的关口;庄子讲“气论”,以气聚和气散,来说明人生在世其实有如浮生,就像寄托、寄养一样,是一个短暂的过程。而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一个高龄化社会,而且是一个现代化的、紧张的社会,一个科技迅猛发展的社会,它迫使我们今天的人远远比古人更加能感受到生命的孤独无依。寿命的延长使我们今天很多七十多岁的老人在侍奉九十多岁的老人,寿命的延长也使死亡的负面心理纠葛延长。退休之后的准老人、很多衰弱或健康的老人、绝症患者,他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他们精神心灵的安顿,成了很大的问题。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现代社会,很多人都要考虑这个问题。

   这些年我也经常去看望一些病人、老人,也料理过师长和亲人的后事,我看到这种现代化机械化的处理病重、临终、料理生前身后事的方式,的确使我感到,“生命的死亡”是一个挥之不去、缠绕我们内心最大的问题。现代社会处理死亡和疾病,特别是严重的疾病,它的许多方式是机械化、非人性化的。很多我们探望、服侍的师长、亲人,在他们生命的最后关头,本已恐惧、不安;然而现代化、机械化的处理临终和处理死亡的方式,令他们更加的惶恐、脆弱。现代人面对生命的最后关头,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境地。

      每一个人都会面临自己的死亡,然而除了自我担当,还有谁可以替代?那么我们在服侍亲人和朋友度过他们生命的最后一段的时候,我们如何营造一种氛围,帮他平心静气、从容不迫而又具有人性尊严的离开他所生活过的、依恋着的这样一个世界?在这本书里,傅伟勋先生说,现代人天天讲所谓生活的品质,却往往忽视了生活的品质应当包含死亡的尊严,或者死亡的品质。生活的品质与死亡的品质是一体之两面,是不可分开的。在高龄化社会,需要赢得生命的尊严,也同样需要赢得死亡的尊严,这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一种训练。

   我们当然希望现代化的医学手段越来越高明,但是当我们看到身患重病的人全身插满各种各样的管子,在依靠机器延长生命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觉得人活到这个程度已经没有了尊严。我看到所谓现代化的殡葬事业(当然因为要考虑传染病的问题,现在密集型的建筑布局和人口众多,不允许我们像过去那样,亲人遗体能够在家里多停一段时间,然后再安葬),以机械化的方式处理我们的亲人、师长、朋友的遗体:冰柜里面一放,水一泼就是所谓洗了,然后冰柜里面一放,然后炉子一烧。这样的过程确实使我们感到,我们所谓生活的品质,人生的尊严,其实应当包括濒临死亡之前的尊严和料理后事的品质。在这里,古代的丧礼葬礼祭礼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其精神是孔子讲的“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东西方宗教对生死问题的关注

   西方的死亡学和东方的儒释道、西方的基督教等,从这样一些生死智慧中产生了一种所谓现代的生死学,目的是探索超越个体生死的一种终极真实。我们要发现生生死死终极的意义,定义人生的终极目标,我们开出适当可行的解脱之路,从而使我们每一个人从信念、信仰上有一种终极的承担,这恰好是世界各大宗教以及我国儒释道三教为学的根本。

   我们的儒释道三家和西方的宗教或者西方的哲学还有所不同。

   佛教的终极关怀,告诉我们如何转迷开悟。我们俗人有太多的无明,不只是生死,还有贪、嗔、痴、慢、疑、恶见等等我们排解不开的很多东西,有很多这样那样的欲念,功名利禄的考量等等。佛教的缘起性空学说所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要空掉、要破除的就是我们的这些执着。

   基督教认为人生来有罪,基督教的终极关怀,在于如何洗刷原罪以获致永生。

   儒家的宗师所忧之道,是天命之道或者道义之道,也关系到生死问题和生死的态度。儒教、儒家,在中国不只是一种世间的、人文化的道德伦理,它有更深层的天命或者天道作为背景。儒家的终极关怀,它所讲的天命,在体认生命意义的时候,其实也具有一种宗教的性格。所以孔子讲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道家和禅宗更是参破生死。

   东西方文化智慧中超脱世俗、追求生命意义的精神力量

   世界上各大重要的思想、文化,各大重要的宗教,他们无不对生死问题加以关注,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着死亡的挑战。那么我们如何凭借东西方文化智慧中那些高超的、宗教的、道德的高度精神力量来超越、克服俗世的很多烦恼,像佛学所说的,化烦恼为菩提?我们怎么样来破解我们念兹在兹的、放不下的很多俗世的追求,而获得安身立命,乃至获得老子所说的“死而不亡”,乃至获得佛教所说的精神解脱?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然而世界上很多伟人、中华民族很多的志士仁人、文化大家,他们虽然死了,但是因为他们的功业,因为他们为老百姓所做的事情,老百姓总是纪念着他们。他们的生命虽然短暂,有限的生命却获得了无限的价值,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死而不亡者寿”。

   从最终的去向来看,基督教的最终去向是永生的天国。从古希腊的源头到后来的宗教文化,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有很大的不同。西方文化中,超世俗的天国和俗世的人间,天和人之间有着很大的鸿沟,而中国文化则不一样。

   再看印度。印度教讲轮回,最后归于梵我或者神我的合一。佛教它是一种涅槃的解脱,所谓涅槃,是一种最终、最后的自由境界。菩提是智慧,所谓烦恼即菩提,就是在凡俗的生活中,在我们每个人都面对的生老病死和所有家庭社会俗务的过程中,达到解脱的智慧。

   道家,尤其庄子,所强调的是与道同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大鹏神鸟,最初它只是一个小小的鱼子,通过变化成为大鲲,然后成为大鹏,可以翱翔九万里之上的高空,最后飞向南冥天池这个理想的世界。从庄子所描述的逍遥之游,或者齐物之论中可以看到,道家是用一种齐万物之论的智慧,使我们世间的很多争执、计较、烦恼得以超脱。

   庄子妻子死了,他鼓盆而歌;庄子又借骷髅托梦的故事,讲人死了没有牵累,没有劳碌,安逸得和天地一样长寿,超过了南面为王的快乐。我们知道庄子有很多的故事,庄子和惠施在濠梁之上,看见水中的鱼快乐的游着,他们两个抬杠起来。一个说:鱼很快乐呀。另一个说:你怎么知道鱼快乐呢?这个就说: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那个说:我从你的问话中我就知道你问的前提是,你承认我可以知道鱼的快乐。

   庄子和惠施是好朋友。有一次,在魏国的国都“梁”这个城市,魏王任命惠施为宰相。惠施一时糊涂,害怕庄子来抢他国相的位置,于是命令人守住城门,不让庄子进来。哪知道庄子不请自到,到他府上坐着等他下朝。惠施回来以后,很惊讶地看到庄子在他家里坐着。庄子跟惠施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老鸦,找到了一只腐烂的臭老鼠,叼着臭老鼠偷偷的想自己吃掉。其实不过只是一只臭老鼠,他却害怕高贵的大鹓鸟来抢它的臭老鼠,一张嘴说话,结果臭老鼠掉了,他本来想说“你不要抢”。庄子是以此来比喻,你是一个诸侯国的相国,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根本不被看重啊,如死老鼠一样,我怎么可能来抢你的相位呢?所以《庄子·大宗师》里面讲到,南伯子葵请教神女,神女通过三天的修炼能够放下外物;通过五天的修炼能够“外天下”,把天下都放下;通过七天的修炼能够超越死生,能够见独,即见到道体。以上讲了一点道家庄子的生死观。

   再说儒家。孔子一生73岁,孟子一生84岁。孔孟作为儒家的代表,在他们的生命中,曾经遭遇过很多坎坷和波折。孔子周游列国14年,到陈国、蔡国时,面临绝粮的境地。在宋国,他和他的弟子在大树下演习礼仪,司马桓魋(也叫向魋)把这个大树砍倒了。面对这些危险,孔子非常坦然,因为他有一种最高最终的信念在支撑着他。他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意思是,老天把这个德性放在了我心中,司马向魋能拿我怎么样呢?他在匡地的时候,因为他长得很像阳虎,匡人误把他和他的门徒都拘押起来了,他也是心地坦然的说:“天之将丧斯文(指文王所承的三代文明)也,后死者(后文王而死者,孔子自指)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意思是老天如果要丧失掉华夏文化的话,那我作为后死者,我怎么能够了解、学习、继承华夏的文化呢?老天要是不失掉华夏文化的话,那匡地的人能拿我怎么样呢?儒家学者把华夏斯文的传续作为自己的使命,虽然他们自身的生命要面对很多冲突、死亡的危险,但是他们心地坦然。因为他们背后有一种终极的东西、有一种最高的信念在那里支撑着他们。

   现代学者梁漱溟先生也是一位有骨气的人,他在抗战期间代表民主党派在香港办《光明报》,太平洋战争以后香港沦陷,他坐着小木船从香港返回广西。当时大风大浪中一叶扁舟,船夫都非常紧张,他却说“没关系,我不会死。我还有几本书没有写出来,老天不让我死,我不写出这几本书后人怎么理解孔子呢?”梁先生他就有这种自信。1974年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人民批林批孔,梁先生在全国政协学习会议上说,你们批林彪可以,但是不能批孔子,孔子代表的是中国文化,孔子不属于他一个人,孔子属于全中国人民。当时有人呼口号说“打倒梁漱溟,梁漱溟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梁先生脱口而出的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梁先生等人是追求生命的意义和尊严、追求死亡的意义和尊严的人,堪为世间的楷模。

   终极目标是改变人生的强大力量

   一个人一旦有了终极目标,他就可以像孔子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他会产生为实现这个目标而献出自己生命的期望和愿望。而且在实践上,他会彻底改变生活的方式和态度,以此来实现人生的价值。每一个生命都是渺小的,面对苍茫的宇宙,面对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人总是孤立的、孤独的、无奈的。即使像释迦摩尼、孔子、孟子、老子这样一些伟人,他们的一生也是短暂的,他们在世时也有很多的不顺利,很多的坎坷与困顿。

   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他小时候爸爸就去世了,他十多岁时妈妈也去世了,所以他很小的时候就做很多粗活;他一生奋斗,为理想知其不可而为之,遇到了很多困难。他对他的门徒们说,他的道是否大行于天下,或者他的道是否不行于某个诸侯国或者当时的天下,那都不要紧,重要的是他要奋斗、要努力,他要为我们的文化、为我们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的理想而不断奔走呼号,这就是所谓终极的承担和终极的献身。他有一种转化自己人格的强大力量。

   谭嗣同,当时他完全可以逃掉,日本领事馆已经给他安排了后路,但是他不能走。他说“我不走”,“我以我血荐轩辕”,他要用死来唤醒当时已经麻木的社会民众,来唤醒大家支持维新变法。所以这都是有了终极信念、终极目标的人。

我们知道有没有信念、有没有目标,人生是大不一样的。佛教的意识,我们可以用憨山大师所说的“生死大事”四个字加以概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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