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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锋:粗放型规模城镇化已走到尽头

更新时间:2015-08-25 10:41:15
作者: 夏锋  
1.投资主导的城镇化导致产能过剩

   我国长期以来的投资主导、工业主导的城镇化模式,造成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产能过剩。2014年我国人均GDP达到7624美元,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然而,即使包括“半城市化”的务工农民人口,我国的城镇化水平(54.7%)仍然远低于工业化中后期应该具有的均值(60%),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释放与升级,加剧了社会供给能力与消费能力的鸿沟,导致严重的内需不足与产能过剩。

   从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动趋势角度看,1978-2013年我国投资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1982年处于历史最低点(31.9%);2011年上升到历史最高点(48.3%),上升了近17个百分点;到2013年,投资率仍然保持在47.8%的高位。

   与投资率不断提高相比,我国最终消费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1981年处于历史最高点,达到67.1%;2010年降到历史最低点,只有48.2%;居民消费率由1978年的48.8%下降到2010年的历史低位34.9%,直到2011年与2012年才开始出现0.8个百分点的回升;2013年,消费率与居民消费率分别为49.8%和36.2%,仅回升到2007年水平。

   在人均GDP 处于5000~6000美元(以现价美元计)的阶段,我国的投资率高于美国30个百分点以上,也高于新加坡近10个百分点;而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则分别比美国低33.4和28.6个百分点,比韩国低16.5和18.1个百分点,比俄罗斯低18.8和14.9个百分点,比新加坡低11.2和14.9个百分点。

   2.投资主导的城镇化难以实现劳动力角色向消费者角色的转变

   2000年后城镇化率成为对地方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地方政府出于政绩的考虑合并乡镇,使得农村人口在户籍上变成城镇人口。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人为提高城镇化率行为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滞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这部分新增城镇人口在收入上并没有太大变化;加之很多合并后的镇没有提供相应基本公共产品,使得他们的消费需求提升空间不大。

   另外,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基本被排斥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之外,因为这些缺乏社会保障的转移劳动者必须为自己的健康、未来养老、可能的失业、子女教育等等进行自我保险,迫使他们不得不压缩当期消费,提高储蓄率,以应付未来风险,这就抬高了农业转移人口作为消费者城镇化的成本。

   3.投资主导的城镇化实际上扩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不利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国际经验看,城镇化引发的城乡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能够实现要素的优化配置,逐步缩小直到基本拉平城乡收入差距。我国城镇化建设极大提高了农民收入,转变了城乡环境,但在我国长期二元结构下,城镇化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一方面,城镇化过程中过多汲取农村地区的人才和资金等资源,但并未未有效的推动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使得农村地区的建设相对滞后、农民收入提高速度相对缓慢;另一方面,2.6亿农民工长期在城镇就业、已经成为城镇常住人口的农民工,未能以城镇居民的身份在就业所在地定居,实现市民化,他们的多数人也没有享受到城镇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实质上导致了不公平的收入分配。

   因为理应为全民服务的公共服务体系,事实上只为一部分人服务而把另一部分人排除在外,而这些人正是更需要得到基本公共服务的低收入劳动者,导致了国家财政的逆向再分配,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尽管2011年城乡名义收入差距有所小趋势,但如果把城乡居民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计算在内,城乡实际收入差距让在5-6:1。

  

   依赖“工业主导”的城镇化模式和主要问题

   我国过去30多年总体上走了一条以工业城镇化为主导、依靠重化工业拉动城镇发展的道路。计划经济时代,城镇化的发展基本上围绕投资、围绕工业化推进。最典型的是城市围绕工厂而形成,“一厂一城”的现象非常明显。

   这种工业化主导城镇化的格局在改革开放以后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投资尤其是重化工业投资仍然是决定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城市以工业开发区为重心,城镇建设主要围绕工业展开。

   在经济实力极端低下时,要尽快解决农业国如何尽快工业化的问题,工业主导城市化有其历史合理之处。但当总体上工业化达到一定水平,甚至出现产能过剩时,工业主导下的城镇化,不仅对消费的抑制和人口城镇化的排斥作用开始显现,而且加剧了劳动力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分离程度,延长了分离时间。最近有些地方出现的“鬼城”就是工业城镇化导致的典型现象。

   高度依赖资源开采和重化工业而形成的“工业城镇”、“工厂城镇”发展模式,如果不能适应消费升级和人口城镇化的需求变化尽快转型,城镇支柱产业的衰退必然导致城镇的衰败。推进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推进,重在改革重化工业体制主导下的城镇化模式。

   依赖“行政推动”的城镇化模式和主要问题

   无论是工业主导、投资主导的城镇化,还是高度依赖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推动的城镇化,其背后的推手主要是政府。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主导、行政推动”是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和突出特点。在发展型新阶段,行政推动的城镇化模式相当大程度上制约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例如,土地财政背后是政府垄断土地市场,农民难以凭借土地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并由此阻滞农民获得进入城镇、融入城镇,实现向市民转换的进程。自1987年底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开始至2013年底,在全国累计收取土地出让金大约19.4万亿元。而在土地收益分配中,政府大约得到60%-70%,村级集体组织只得到25%-30%,农民得到的不到10%。

   根据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课题组2008年组织的29省700农户问卷调查,被征地农户中,近70%的农民每亩领到1-2万元补偿款,27.4%的农民领到的土地征用补偿款不足1万元,实际领到补偿款超过2万元的农民仅占2.9%。这样的补偿费远远低于市场价格,95.1%的农民认为征用土地补偿标准低。

   城镇化的财富来自农民土地,但农民却被排斥在受益者之外。不合理的土地增值收入分配结构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特殊贫困阶层不断扩大,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抑制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能力。

   来源:上海证券报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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