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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天魁:从劳动理解社会

——阿兰•图海纳的贡献

更新时间:2015-08-23 08:49:31
作者: 景天魁 (进入专栏)  
这种认同有可能与历史意识形态、与界定为权力而斗争的社会运动发生冲突。劳动也一样,虽然与历史主体的定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绝对不能说与存在意识毫不相干。它作为一种自然活动(体力的或脑力的无关紧要),迫使我们既要研究劳动与其劳动成果的一致性,又必须具有把它们两者分隔开来的矛盾意识。

   再次,历史意识是历史主体的意识,并不是经验论意义上的一个生命体。历史主体就是对历史质的呼唤,历史质是社会文化的根基,它在整体上受到人们的重视,包括冲突和矛盾。

   劳动想要战胜的困难并不仅仅是物质短缺,而是人类的生活,是人类的真实状况。物质短缺越严重,悲惨越深,人自身越不愿成为劳动者。因为人的资产只能通过他的劳动成果得到认可,如果他的劳动成果极其微弱且分散,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面对自然环境,人不会被定义为创造者,也不会这样来理解创造者。历史主体只有通过其劳动成果才能更为直接地被视为创造者。

   历史主体不是个体的反省意识,而是历史行动者的取向体系。这些取向不是被选定的,它们与劳动状况是不可分割的。劳动状况并不仅仅是所有具体确定的内容:职业、收入、不安全性、类型等,它也是行动,它确定人自身采纳的信仰,因而它确定社会生活的所有组织。

   (三)劳动发展与阶级矛盾的出现

   在谈到历史主体时,不能不谈到可能作为历史主体载体的阶级。阿兰•图海纳认为,劳动的历史发展导致了阶级矛盾的出现。在原始社会中,人对大自然的征服过于弱小,尤其是进步过于缓慢,因而由人的改造行动引起的自然和文化之间的矛盾表现不出来。那么,阶级矛盾就不会出现。只有当劳动产品不断扩展,只有当既是创造者也是从属者的人意识到创造者主体并且将主体视为只在人类世界之外作为超自然力量体现时,阶级矛盾才会表现出来。随着人类的劳动不断征服大自然,自尊意识获得特定的内涵,成为社会诉求和发展原则。这时,阶级、社会团体都可能成为历史主体的载体。

   个体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主体的载体,这是因为个体是劳动者,同时个体也位于阶级关系或利益群体之中。由此,人们可以认为,正是集体境遇的经验才使得个体除了其人格和社会角色之外被理解为历史主体。正是劳动经验以及劳动冲突和工人互助友爱的经验才使得劳动者透过反对统治阶级、领导者或科层者被确认为劳动者。用马克思的话说,正是有组织的行动才从“自在之阶级”过渡到“自为之阶级”。

   社会阶级的概念与历史质的概念是牢牢地结合在一起的。历史质体现在历史行动系统里,历史主体在历史行动系统中的取向取决于历史质模式,同时也取决于与其对立阶级行动者之间是冲突还是合作的关系。

   从社会学而言,行动可以被看成是由劳动确定的历史主体的体现,被看成是阶级利益和统治阶级思想意识的表达。最复杂的机构也可借助阶级体系中可见的四种历史主体取向加以分析,这四种历史主体取向是自尊意识和神圣意识、思想意识和征服意识。

   劳动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是较为明显的历史质。劳动者通过越来越多的社会交往发现了这些阶级关系,这就出现了越来越纯粹的阶级冲突,此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机构也不断加强。

   (四)阶级异化取决于劳动对非劳动的服从,取决于历史主体在劳动者之外的强势地位

   如果阶级权力不是用在人的活动和劳动的产品上,而更多的是用在对人的统治上,那么阶级异化就可能发生。阶级关系也是生产关系,它是工业社会的核心。工业文明由越来越严密的技术环境界定。在工业社会,大量的劳动不再在自然条件下完成,也不再依赖自然界的资源,而是更多地利用人化的自然,生产的社会技术特性从头到尾得到加强:劳动较少的被运用在原材料或自然产物上,而是较多地被运用在机器或信息上。劳动不再是人与大自然的交融,而是人与劳动成果的交汇。

   工业文明越发展,生产者和劳动成果之间的中介就越多并且越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创造意识属于集体,因而确定劳动生产率的进步要比确定个体的生产显然更加容易。技术环境越扩展,作为创造者的人越不依赖于大自然,人就会更加依赖于他人、更加依赖于集体领导的社会和技术组织。劳动者的依赖性不仅仅存在于工业社会中,但只有在工业社会里,依赖性才会构成异化的特殊源泉[2]63。

   人及其劳动之间越来越激烈的冲突与历史主体自身是分不开的。技术环境越浓厚、人的生活越依赖集体劳动成果,那么个体在社会产品中越难看到自己的劳动。这是新的异化源泉。

   “科层制”和“技术”的异化都是劳动者面前的障碍,这些障碍是由人类劳动环境、劳动成果而不是由物质的稀缺和无能为力造成的。工业社会里的个体、劳动者什么时候意识到必须融合到发展的社会里,他们从这个时候开始才会求助于自己以及行使自己的权利。

   如果技术异化、科层制异化和政治异化体现的是各式各样的剥夺劳动者的形式,那么,创造意识自身也就遭到打击并发生异化。

   阿兰•图海纳指出,阶级异化共有四种大的异化类型:经济异化(缺少发展意识)、政治异化、科层制异化和技术异化。在异化的阶级关系中,具体的个体或团体不会轻易地总能意识到自己就是历史主体;它较易察觉到的是他的相对境遇、工作特性以及领导特性。

   当这四种基本异化类型一致,四种异化类型都同样重要和可见时,革命形势将会形成。也就是说,服从最大异化程度的个体不再承认他们的社会境遇有任何的合法性。为了反对某一类型的异化,劳动者将会支持能够消灭这个异化的政权,而这个政权又再次轮到它自己引起新的异化,人们只好再寻求另一新的政权来反对这个新的异化[2]84,91-92。

   所有利益团体的行动都取决于认同性原则、对立性原则和全体性原则。只有这三个原则同时存在并且相互关联时,人们才能使用历史行动,更为具体地说才能使用社会运动一词。

   压力团体、抗议运动和观念运动形成最初级的形式,也是社会运动最脆弱的形式。当社会运动中的上述三个原则中的至少两种原则相结合时,人们将会看到较为重大的历史主体运动。

   当社会运动不再支撑传统的统治形式,或当传统的统治形式被推翻以适应演变和经济发展时,革命危机将会从一种社会向另一种社会、从主体的一种境遇向另一种境遇、从一种异化类型向另一种异化方式、从这种类型向其他类型进行过渡[2]98,107。

   三、鼓舞与启发

   (一)“从劳动理解社会”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我在1981年的《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一书(以下简称《钥匙》)中,在完全不知道《行动社会学》,甚至未听说过阿兰•图海纳其名的情况下,论证了劳动是理解社会的逻辑起点[3]。该书出版33年之后,我才读到《行动社会学》修订版的中译本(该版中译本出版于2012年),发现我和阿兰•图海纳虽然学科背景不同,生活和学术经历也有很大差别,但却各自独立地得出了一些相似和相近的观点。阿兰•图海纳的劳动论述,使我感到特别亲切。惊喜之余,更受到鼓舞。

   在《钥匙》一书中,我首次提出了“劳动范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也就是理解社会的逻辑起点;提出要从劳动出发,理解社会实践和“现实的人”,也就是理解“历史主体”;提出要用“劳动展开过程”解释社会发展过程;提出劳动展开过程、社会发展过程、人的发展过程,这三者是统一的;提出从劳动到社会总体的逻辑进程和方法论原则。《钥匙》一书的上述观点,与《行动社会学》的许多基本观点是大同小异的。两个互不相知的人,在不同的国度,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直接论述的问题也有差别,但在许多观点上却不谋而合,对于这种情况只感到惊喜是不够的,它促使我思考其中的原因。我感到,最重要的就是这里表明了“从劳动理解社会”的普遍方法论意义。就是说,它不是偶然的、特殊的,只在个别场合才存在的,而是说明在劳动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联,这种关联性是客观的,它是不依个人的主观条件为转移的。

   恰如阿兰•图海纳所言,“劳动概念是我们分析的中心问题,因为劳动既是一种行动,也是一种境遇,它不是一种概念,也不是一种社会生活的自然前提条件,而是一种把自己的标准取向引向自我的实在性”[2]17。我和阿兰•图海纳在“从劳动概念出发”,“从劳动理解社会”这一基本思路上是大体相同的。但是,他在纠正了帕森斯关于“行动结构”的功能主义分析之后,却走向了主体意识、主体感受、主体行为、历史主体这一主观化的方向,他自己声称从劳动研究导向了行动主义。而我则从劳动出发,在对社会的理解中,侧重于劳动者与其劳动成果的关系,从异化劳动到自主劳动的历史演变,以及由劳动发展史所形成的社会总体,这是更为客观化的理论方向。《钥匙》一书的副标题也表明了我所致力的“从劳动理解社会”,是要呈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结构”,目的是探索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大概与行动主义的理论旨趣就渐行渐远了。

   (二)学科之间有区别而无区隔,有界限而可相通

   尽管理论旨趣有所不同,但是,我们的研究经历表明,不论在社会学、社会哲学,还是历史学等学科,都可以从劳动理解社会,这条路都是走得通的。这既说明“从劳动理解社会”是一条宽广的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意义,也说明社会学、社会哲学、历史学等学科之间并没有那么森严的壁垒,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它们之间应该是相通的。

   正如阿兰•图海纳指出的,劳动不仅界定一个事实,而且界定行为的标准取向。如果我们不马上提出劳动者的行为可以作为一种双重要求——成果的创造及其检验——的话,那么劳动的存在就是不可理解的。这并不是一种特别的社会哲学的表达方式,而是一种对劳动的社会学定义[2]17。

   人类劳动作为创造性活动是丰富多样的,它的多样性在于劳动者与其劳动成果的关系、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劳动者与“人性”的关系,它们都只能借助同样的概念来表示,并构成行动取向的各种独立的原则。各个学科的研究取向尽管不同,但劳动概念是相通的,它的适用性,它作为“理解社会的逻辑起点”的意义,是不受学科界限束缚的。

   1981年,国内大多数学者是在经历“十年动乱”后刚刚恢复正常的学术研究,当时新著如凤毛麟角,《钥匙》一书的及时出版,不仅在哲学界,也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较大的反响,有人甚至称之为“劳动起点学派”,大家认可它是对一代人共同经历的剧烈社会变革过程的反思。这种反思,当然具有哲学反思的性质,就此而言,《钥匙》是一本哲学书;但就其研究对象、回答的问题、反思的层次和引起的社会反响的范围而言,它也可以说是一本“社会理论”性质的书,而“社会理论”通常被视为属于社会学的范围,像美国的社会理论家帕森斯、英国社会理论家吉登斯等人,无人怀疑他们作为社会学家的资格,他们的书也无可置疑地算作社会学著作,被当做大学社会学基本教材和教学参考书。如果撇开学术水平的比较不论,单从研究对象、回答的问题、反思的层次而言,《钥匙》和他们的著作大体属于同一类型;如果与社会理论中的现象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符号互动论的一些著作相比,《钥匙》一书的抽象层次可能还要更低、更经验一些。

我的社会学基础主要来自马克思的著作,而马克思即使在西方社会学教科书中也被公认为是社会学经典大师之一,许多人不赞成马克思的理论,但并不否认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著作,或者出现在西方社会学教科书的正文中,或者出现在参考文献中,这都被社会学界很自然地默认了。那么,是马克思哪样一些理论和著作出现在西方社会学教科书中呢?是他的关于经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理论、社会形态理论、社会发展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国家和政治权力理论、社会运动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等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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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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