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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浩:韦伯伦理—经济“理想类型”的道德哲学结构与历史哲学取向

更新时间:2015-08-22 23:36:24
作者: 樊浩  
从而使道德规律尤其是善恶因果律获得永恒的现实性;其三,将道德的意义世界与宗教的意义世界,或道德的彼岸与宗教的彼岸相贯通,以宗教调整伦理的“失灵”,从而使道德的实践意志不仅“最好”,而且与经济冲动同样“最强”,甚至因其对人生根本价值和终极关怀的追求而比经济冲动“更强”。以上诸方面,构成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造就“资本主义精神”这样的经济精神的形上原理。在这个意义上,韦伯所关注的问题,实际上是“经济伦理的宗教背景是如何对实践产生影响的。”[18]

   在《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着重论述了体现“资本主义精神”三大“理性经济行为”及其观念,即职业、谋利、节俭,与新教伦理之间的关系。职业的观念,以及由此派生的对职业劳动的态度和动力,是理性经济行为的基础。根据韦伯的考察,新教伦理使世俗的职业观念完成了两大转换:一是将职业诠释为“神召”,是“上帝安排的任务”,由此,作为谋生活动的世俗职业,就成为具有完全宗教意义的“天职”;二是赋予“职业”以道德的内涵,并进行道德评价。“个人道德活动所以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经过这两个转换,职业便不再是日常世俗活动,而是上帝要求完成的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19]在灵魂救赎这样的终极价值下,职业活动不仅被纳入理性主义的轨道,而且获得巨大宗教与道德力量的支持,从而奠定了“资本主义精神”的文化基础。“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20]新教将伦理与宗教“合成”所形成的职业观的特质是:“为了信仰而劳动”,“认为这种劳动是一种天职,是最善的,归根到底常常是获得恩宠确实性的唯一手段。”[21]

   新教所要完成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把人从‘自然状态’转变为‘恩宠状态’”,而获得上帝“恩宠”,成为“选民”的必要条件,就是为社会和为个人创造财富的谋利活动。天主教认为,“财富本是极大的危险,它的诱惑永无休止,与上帝之国的无上重要相比,对财富的追逐毫无意义,而且,它在道德上也是颇成问题的。”“它将使人放弃对正义人生的追求”,“召致懈怠”。[22]新教伦理实现的转换是:职业活动能否获得上帝的恩宠,“主要的衡量尺度是道德标准”,这个道德标准有二,一是“根据它为社会所提供的财富的多寡来衡量”;“另一条而且是最重要的标准乃是私人获利的程度。”如果上帝向你指明了一条可以合法谋取更多利益的路径,你却拒绝,那意味着拒绝成为上帝的仆人,就不能获得救赎和恩宠。[23]合法地谋利和追逐更多的利益,被解释为增加上帝的“荣耀”,具有道德和救赎的双重意义。这样,“它不仅使获利冲动合法化,而且(在我们所讨论的意义上)把它看作上帝的直接意愿。”[24]人们的谋利活动,不仅获得道德上的解放,而且被注入利益驱动之外的终极性的价值驱动力。

   节俭对理性行为和经济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要导致资本的积累。”“宗教必然产生勤俭,而勤俭又必然带来财富。”“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25]新教禁欲主义与世俗禁欲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它将节省财富与获取或追逐财富相结合;第二,它赋予节俭以救赎和恩宠的宗教意义和宗教动力。“那些尽最大努力去获取、去节俭的人,也应该是能够奉献一切的人,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恩宠,在天国备下一笔资产。”[26]当对财富的追逐和对财富的合理使用结合时,不可避免结果就是:财富的积累。

   为信仰而劳动,为恩宠而逐利,为救赎而节俭,三大要素培育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社会精神气质,即“资本主义主义精神”。至此,“一种特殊的经济伦理形成了。资产阶级商人意识到自己充分受到上帝的恩宠,实实在在受到上帝的祝福。他们觉得,只要他们注意外表上正确得体,只要他们的道德行为没有污点,只要财产的使用不至遭到非议,他们就尽可随心所欲地听从自己金钱利益的支配,同时还感到自己这么做是在尽一种责任。此外宗教禁欲主义的力量还给他们提供了有节制的,态度认真,工作异常勤勉的劳动者,他们对待自己的工作如同对待上帝赐予的毕生目标一般。”[27]

   “宗教—伦理—理性经济行为”的“理想类型”,在道德哲学意义上合理性是不难发现和值得重视的。1)它从一个独特的视域,即“精神”或“精神气质”的视域,探讨人的经济行为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文明的合理性基础,拓展开来,是探讨“宗教思想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及其对于民族特征形成的重要性”,[28]它所作的解释,用韦伯的话说,既不是“片面的唯灵论”,也不是“片面的唯物论”。这种方法,至少有两点是有意义的。第一,它与马克思唯物论方法形成互补,也是对那些因歪曲地理解马克思的唯物论而形成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唯物论方法具有一定的矫枉意义。由于马克思的理论中并没有系统和专门地阐述伦理学的理论,即使在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也只是在形而上的意义上阐述了关于道德的哲学理论,因而在对马克思理论的解释和解读中,就内在着一种可能或危险:将哲学的本体论混同于伦理学的价值论,用本体论代替价值论。这种误读至今仍明显地存在着。这就是马克思一开始就十分担忧的那种状况:“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作为深受马克思影响的学者,韦伯这种努力的意义是重大的,可以说,他与马克思是从文明的两极即经济与精神研究同一个问题,马克思发现了经济在文明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韦伯发现了精神对文明合理性的巨大意义。也许,这是韦伯与马克思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学术巨人的重要原因。第二,韦伯研究的重心,一直是人和人的行为,其价值在于:将人复归于文明的主体或本位,将人的文化回归到文明体系合理性的中心地位。这种复归与回归是必要和合理的,贡献也是历史性的,也许这就是为何在一些研究中,人们将韦伯指认为后现代主义开创性的人物之一的原因。2)“宗教—伦理—理性经济行为”的道德哲学真谛,是“信仰判断—价值判断—事实判断”三位一体,以道德的价值判断统驭经济行为的事实判断,而又以宗教的信仰判断升华、强化道德的价值判断。它的学术原理就是前文所说的“以伦理学补救经济学失灵”,“以宗教补救伦理学失灵”。与“伦理—理性经济行为”的模式相比,它的优越性与合理性也是明显的。由于救赎对于人的终极关怀的最高价值,宗教的结构,使伦理的“最好的动力”同时成为“最强的动力”,从而不仅在一般意义上使经济的“最强动力”获得“最好动力”的互动,而且是与“最好—最强动力”的互动,从而使理性经济行为获得合理有效的人文支持和人文动力。伦理的互动,可以解决人的行为的价值合理性问题,但难以解决人的合理价值行为的动力的保障问题,因为,无论是道德信念,还是现代伦理学所强调的制度供给,可以使道德冲动力“最好”,但却难以达到“最强”。宗教与伦理的合一,使“最好”动力同时达致“最强”,以“最好—最强”的宗教伦理的动力,与经济的“最强”动力辩证互动,从而合理有效地造就社会的理性经济行为或经济的“社会精神气质”。3)“理想类型”的道德哲学,不是追究单个因素,如经济、伦理或宗教的“决定性”或第一性的作用,而是强调各种因素的“合成作用”。“理性经济行为”是“宗教—伦理”的“合成作用”,而所研究的文明合理性,则是“宗教—伦理—理性经济行为”诸要素的“合成作用”。“合成”的方法与视域,不仅一般地具有辩证的性质,而且产生了积极的和巨大的学术影响,其中也不难找到马克思“有机体”思想的影子。

   [D、内在矛盾]但是,“理想类型”中也潜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第一,特殊与普遍的矛盾。“理想类型”的立意是诸因素的“合成作用”,但韦伯的学科立场是宗教社会学,其基本学术出发点是宗教。这样,“合成作用”的立意与宗教社会学的出发点就会产生矛盾,矛盾结果,不是“理性经济行为”形成中宗教与伦理的“合成”,也不是它们的二元,而是基点的漂移。“理想类型”研究的主题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根据韦伯在该书的第一节提出的问题,这个主题中存在着两对普遍与特殊的关系或矛盾:第一对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前者是特殊,后者是普遍;第二对是“新教”与“伦理”。“资本主义精神”,是他所要探讨的由“新教伦理”这样的西方文明的文化现象,所产生的“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于是,“理想类型”在逻辑上就存在两个纬度:伦理的纬度与宗教或新教的纬度。在“理想类型”的形上层面,它指向“伦理”的“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但一旦落实到具体分析中,对应的却是“新教伦理”甚至就是“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理想类型”的方法是:先将“资本主义精神”确认为“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然后再分析“新教伦理”,从根本上说是“新教”而不是“伦理”与这种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事实上进行了两种泛化。一是在价值预设上将“资本主义精神”泛化为“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二是将“新教伦理”泛化为合理的“伦理”或伦理合理性,其实质是,将新教泛化为伦理合理性。当一般地探讨宗教、伦理与“普遍价值与普遍意义”的关系时,“理想类型”是合理的;但当这种道德哲学的形上范型被具体地落实为“这一个”宗教、伦理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时,就潜在着将特殊同一为普遍,即将西欧的新教伦理等同为伦理合理性,将“资本主义精神”等同于“普遍意义与普遍价值”的矛盾和作者自发自觉的学术故意。第二,“合成”与“本位”的矛盾。如前所述,“理想类型”意在探讨宗教、伦理、经济(行为)的“合成”作用及其所形成的民族特性和社会文明,但在具体分析中,始终预设着一种绝对标准或先验价值,这就是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在“合成作用”中,经济只是一个文明因子,但在潜在的价值预设中,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却成为文明的本位或绝对标准。“合成”的本性是生态的,必然要求扬弃绝对本位和先验的绝对价值,实际存在的价值预设却是承认和坚持本位,也许没有这个本位就难以找到“合成”的合理性标准。“合成”与“本位”必然产生矛盾,“理想类型”的选择是:在具体分析中致力诸因素的“合成”,但在潜在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预设中,坚持经济的价值“本位”。第三,“与”的思维方式的矛盾。“理想类型”用一“与”字,将“新教伦理”的特殊,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一般嫁接起来,这种由“与”所链接起来的联系,用丹尼尔的话说,是一种“人工合成”的“理想类型”,而韦伯理论的形上前提是:文明体系本是一个不可分的有机体。事实上的“有机体”的理念与理论上的“人工合成”,就成了内在于“与”的思维方式中的矛盾。矛盾的结果是:“与”,或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成为“人工合成”的一个强制性的二元结构。无论韦伯如何具有学术的天才,强制性的痕迹在他的“理想类型”中是深刻而明显地存在的。

   以上三大矛盾,“合成”为一个结果:将“新教”、“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的“这一个”,上升、泛化为“这一切”(即“普遍意义”与“普遍价值”)。这是韦伯的意图和努力所在。

  

   三、文化霸权的历史哲学取向

   道德哲学中的逻辑矛盾,与西欧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的结合,不可避免的演绎是:以文化霸权为本质的历史哲学。

[A、两种风范]也许,将韦伯谦逊而严谨的言辞与文化霸权相联系,是件让人很不情愿的事,然而,仔细分析就不得不承认,20世纪愈演愈烈的文化霸权主义,与韦伯的“理想类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不能仅归结为部分西方学者乘着韦伯理论的飓风而孤借虎威,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在韦伯的“理想类型”中,着实潜隐着文化霸权或文明霸权主义的历史哲学取向。韦伯的“理想类型”对历史哲学的影响比对道德哲学要深刻得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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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伦理学研究》2004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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