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樊浩:韦伯伦理—经济“理想类型”的道德哲学结构与历史哲学取向

更新时间:2015-08-22 23:36:24
作者: 樊浩  
便不具有作为“理想类型”的普遍性与合理性。这是“理想类型”在道德哲学方面的合理性限度。所以,无论是宗教学还是伦理学,固然可以因韦伯“理想类型”而鼓舞,但宣称其中任何一方可以造就韦伯所说的理性经济行为,则为时过早,宗教与伦理的历史联姻而形成的“新教伦理”,才是“理想类型”的基础性概念。第三,虽然“理想类型”只是宗教社会学研究的成果,虽然韦伯本人多次声明不要夸大他的研究的意义,但细心考察便很容易发现,他不仅将由宗教、伦理、理性经济行为三要素构成的“理想类型”在道德哲学的意义上由真理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且,因为它的具体历史内涵,继而又在历史哲学方面赋予“理想类型”以跨文化的普世意义。这种心态与方法的本质,是以所谓普遍理性为基础的,追求普遍不变的超历史超文化传统“启蒙运动”式的道德谋划,麦金太尔已经宣断,这种道德谋划的最后前途,不仅“彻底失败”,而且“还将失败”。

   以上特质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论开篇的问题设定中,实际上就基本规定:“在西方文明中而且仅仅在西方文明中才显现那些文化现象——这些现象(正如我们常爱认为的那样),存在于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发展中,——究竟应归结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用呢?”[11]三句话,包括三个特别的意思。第一句申言作者的研究旨趣和对象是“文化现象”。应尤其注意的是用破折号注释的第一句话与第二句话之间的关系:“西方文明中的那些文化现象”,与“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发展”的内在关联。对这个注释可以作两方面的理解。1)“西方文明中的那些文化现象”,是“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发展”的外化,这是典型的黑格尔式绝对精神的思维方式,也是典型的理念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这里,“普遍意义与普遍价值的发展”是绝对精神,而西方文明的“文化现象”作为特殊,则“存在于其中”,并是它的外化。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何韦伯以“idea”为核心概念,它与柏拉图哲学、黑格尔哲学在传统上一以贯之。与黑格尔的逻辑一致,既然这些“文化现象”是某种绝对精神即“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运动的结果,它就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合理的。2)作为学术任务,韦伯的努力,就是要将这种已经在形上观念中预设的关联获得社会学意义上的确证,将这些“文化现象”上置于“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发展中”,成为“idea”。这两方面,决定着韦伯必定逻辑地要建构某种“理想类型”。第三句话中最重要的“合成作用”这一概念。根据这一概念,日后他所考察的所谓“理性的经济行为”,不是单个文化因素即宗教或伦理,而是多种因素,即宗教与伦理“合成作用”的结果。宗教与伦理的“合成作用”,对理性经济行为,也就是所谓资本主义精神,才具有最根本的意义。

   “理想类型”的道德哲学分析,必须置于一个基本的事实认定基础上:“理想类型”的道德哲学体系,不是二维结构,而是三维结构。这个道德哲学的抽象模型是:“宗教+伦理+理性经济行为”。韦伯的“理想类型”,是关于“宗教——伦理——理性经济行为”三者关系的道德哲学。这一道德哲学体系在逻辑上的基本概念不是宗教,而是伦理;但在具体的研究和阐述中,着力点又是宗教,因为韦伯所研究的不是一般伦理,而是具体的宗教伦理,尤其是新教伦理。准确地说,宗教与伦理的“合成作用”,才是“理想类型”的道德哲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纬度。韦伯所致力考察的,是宗教与伦理“合成作用”所形成的各种宗教的经济伦理观,对理性经济行为,或所谓“经济精神”、“社会精神气质”的影响。这个结构,已经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书名中得到明显的体现。在词语学上,“新教伦理”显然是一个以伦理为中心的辩证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新教”是对“伦理”的限定,“新教伦理”可以理解为“新教”与“伦理”的“合成”;而“资本主义主义精神”则是作者所指称的所谓“理性经济行为”、“经济精神”、“经济制度的社会精神气质”。在韦伯的研究中,始终存在两种对照甚至对立:一是新教伦理与天主教伦理,以及新教伦理与其他宗教伦理,如佛教伦理、伊斯兰教伦理的对照与对立;二是宗教伦理与俗世伦理的对照与对立。对“理想类型”结构的任何二维理解,都是道德哲学的误读,这种误读会因着韦伯理论的巨大影响,导致一系列的学术和理论误区。

   [B、三维结构]对“理想类型”的道德哲学分析,首先必须建立一个逻辑框架,以此作为研究的工具。构成这个框架的核心概念便是所谓“精神”。

   在韦伯的体系中,“理性经济行为”与“资本主义精神”实际是一个同义语,后者是对前者的诠释。值得注意的是:在他这里,“理性经济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确切地说是“经济精神”,它与“资本主义”的结合,形成经济制度的“社会精神气质”。“理性行为”为何归结为“精神”?这就必须考察德国哲学传统中“精神”的特殊品质。在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中,“精神”不只是理性,而是包括理性(或理智、思维)与意志两个结构,是理性与意志的统一体。[12]韦伯在这里显然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这一传统,赋予“精神”以“理性”和“行为”的双重意义,认为“精神”就是“理性行为”,“理性经济行为”就是“经济精神”。

   应该说,德国哲学中“精神”的概念有重要的合理内核。根据这种理解,伦理精神、道德精神,就是道德的实践理性与实践意志的统一体。依道德的本性及其哲学意义,道德哲学的逻辑框架应当由两个纬度构成,一是理智或理性的纬度,准确地说是实践理性的纬度,或关于道德的形上理性的纬度;二是意志行为的纬度,准确地说,是实践意志的纬度。现行的观点认为,道德是一种实践理性。这一提法来自康德。然而,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实践理性”是与“思辩理性”或“理论理性”相对应的概念。从康德到黑格尔,以及日后产生重大影响的伦理学家,都认为道德作为实践的理性,它的出发点是人的意志,并预设意志与自由的先验统一,因而意志自由是伦理学也是道德哲学的必要前提,而行为意志,准确说,受道德理性支配的实践意志,不仅是道德哲学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对象和核心内容。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强调,思维(它与理智、理性存在某些同一性)与意志的区分,只是同一对象的两种不同表述,是对同一对象的两种不同态度,即理论的态度和实践的态度。[13]因此,道德哲学,不仅应当包括实践理性,而且应当包括实践意志,这两个方面在根本上是同一不可分的,但只讲实践理性,不讲实践意志,内在着将道德和道德哲学等同于纯粹的思辩理性,扬弃其行为意志意义和实践形态的误导。为突显道德的行为意义和意志内涵,必须确立实践意志在道德哲学体系中的独立地位,并与“实践理性”的概念相对应。当然,这里的“实践理性”,可以理解为狭义的,即道德的形上理性、理论理性,用黑格尔的话语,就是道德思维。

   根据“实践理性——实践意志”的分析框架,“理想类型”的道德哲学结构便十分清楚。它的“实践理性”的三维结构是:宗教—伦理—理性经济行为;而“实践意志”的三维结构,作为宗教、伦理、经济在行为意志方面的表现,则是宗教力量——道德力量——经济力量的三维结构。实践理性的三维结构容易理解和把握,实践意志的三维结构则因为道德哲学对实践意志研究的缺乏,必须对这一结构的具体表现形态的加以考察。考察的重点,是西方学术尤其是哲学发展中,关于宗教、伦理、经济的行为意志形态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演进。

   如果将“理想类型”的道德哲学结构放到学术发展的进程考察,并进行实践理性和实践意志方面的抽象,就不难发现,它既是西方文明理念演进的必然结果,在文明理念的演进中也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对宗教和经济之于文明发展意义的重视,是西方学术的传统。与韦伯处于同一时代的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所著的《经济学原理》中开卷就宣告:“世界的历史是由宗教和经济的力量所形成的。”初读起来,他这里没有给道德以地位,事实上,他在本书的序言中就强调:“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的。”[14]英国古典经济学将经济学置于道德哲学的框架内,因而“经济的力量”逻辑地包括“道德的力量”,并且以之为前提。而所谓“宗教的力量”,核心就是道德和“道德的力量”。于是,在古典传统中,道德是内在于宗教与经济中的共性。随着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宗教、道德、经济,才成为文明体系中三种分离而独立的结构。在实践理性的意义上,“理想类型”的道德哲学结构是宗教、伦理与经济,而在实践理性,尤其是实践意志的意义上,其结构就是马歇尔所说的宗教的力量、道德的力量、经济的力量。这三种力量“合成”的“理想类型”,便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说的“冲动的合理体系”。“理想类型”所内在的道德哲学的实践意志体系,在作为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接着讲”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被表述为“宗教冲动力”与“经济冲动力”,而“宗教冲动力”时常又被表述“道德冲动力”,因而“宗教冲动力”准确的表达是“宗教伦理的冲动力”。[15]到另一位当代德国哲学家科斯洛夫斯基那里,“理想类型”的道德哲学结构,被进一步演绎和抽象为“最强的动力”(经济冲动力)和“最好的动力”(宗教与道德的冲动力)的体系。“力量”、“冲动力”、“动力”,都是道德哲学的实践意志形态和实践意志表述。

   这样,“理想类型”的道德哲学结构,在实践理性的意义上,由宗教、伦理、理性经济行为(也可简称为经济)三要素构成;在实践意志意义上,就是由宗教、道德、经济三要素所的“力量”或“动力”、“冲动力”的体系,用科斯洛夫斯基的话语,可以这个实践意志结构,可以进一抽象为“最强的动力”与“最好的动力”的体系。

   [C、理论合理性与实践合理性]有待研究的是,由宗教、伦理、经济构成的“理想类型”的三维道德哲学结构,是否、何以比伦理与经济的二维结构具更大的理论和实践合理性?这就需要从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分析中寻找答案。科斯洛夫斯基曾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宗教、伦理、经济构三位一体构成的“伦理经济学原理”的理论与实践合理性。他发现,“人的最强和最好的动力相互处于一定的关系中,因为最强的动力不总是最好的,而最好的往往动力不强。”[16]因而具有最强的动力的经济学,和体现最好的动力的伦理学总是处于某种紧张关系之中,于是就必须在承认人的最强与最好动力的差异和同一的前提下,设计合理的“冲动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宗教的参与是一个有意义的安排。“伦理作为经济失灵的调整措施”;“宗教作为伦理失灵的调整措施”。宗教—伦理—经济的互补互动,才能实现“最强动力”与“最好动力”的结合。从韦伯的论述中,很容易发现,“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的结合,就是“最强动力”与“最好动力”的生态整合。按照他的理论,“新教伦理”造就以“理性经济行为”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秘密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在并释放出“最强的动力”,更重要的是,新教伦理不仅为人的行为提供“最好的动力”,而且也通过对作为终极实体的上帝的皈依的需要,提供“最强的动力”。新教伦理同时具备“最好的动力”与“最强的动力”的双重品质。一方面,它使伦理的“最好的动力”“最强”,成为“最强的动力”,从而解决“最好的往往动力不强”的问题;另一方面,又透过终极关怀,使伦理的意义上的“最好”和“最强”的动力,与经济意义上的“最强”动力辩证互动,有效合理地解决了“最强的动力不总是最好”的难题。总之,新教与伦理的结合,不仅使伦理的动力“最好”,而且也使它“最强”;而新教伦理与经济行为的辩证互动,又使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不仅“最强”,而且“最好”。“新教—伦理—理性经济行为”的“理想类型”,就是“最强动力”与“最好动力”“合成”的道德哲学的合理实践理性结构和合理实践意志结构。

宗教与伦理“合成”的伦理精神具有一系列重要的特质。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特质,是有一个终极实体即上帝作为人的终极关怀的皈依,作为道德生活和伦理精神的神圣主宰,上帝,就是韦伯所说的最高的“伦理的神”[17];其二是通过人生的延长,即现世与来世的链接,将人的生命和精神的根本价值指向被认为是永恒的来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hongj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1577.html
文章来源:《伦理学研究》2004年0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