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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同君 张慧:论农民权利发展的价值逻辑——以我国新型城镇化为视野

更新时间:2015-08-20 15:16:00
作者: 刘同君   张慧  
无疑同样适用于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权利发展问题的理论分析。

   如此一来,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权利发展的法治根基也就昭然若揭。在这里,法治不仅意味着法律是社会生活秩序调整的基本规范,而且还意味着法律的价值追求在农民权利发展的过程中占据了主导性地位。法律的价值追求是对法律体系终极关怀的评价与追问。然而,作出价值评价的前提是确定恰当的评价主体,而“对法的价值的评价,其主体只能是人。”“当我们将人作为法律价值的评价主体时,必须以人的主体,也就是以人的大多数为准”。[22]这只有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才能成为可能,人的主体性也唯有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才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而一旦法治成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权利发展的根基之一,人的主体地位也就必然成为农民权利发展的过程首先需要考虑的因素,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对农民权利发展就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而新型城镇化关于“人为核心”的强调,也恰好与法治根基之上的农民权利发展有着内在的亲和性,并且与农民权利发展的道德根基遥相呼应。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会法治实践的具体展开,也必将为农民权利发展和社会法治发展的价值融合奠定坚实的基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现代法治构成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权利发展的又一价值根基。

  

   二、农民权利发展的价值构造

   价值根基的探寻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权利发展确立了正当性基础,然而,在价值根基之外,价值构造同样重要。价值构造的实质,是要在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加以协调,理顺不同价值之间的逻辑顺序,建构适合特定主体发展需要的价值体系,从而为价值分析以至人们的权利实践奠定坚实的基础。[23]农民权利发展的价值构造同样需要立足于新型城镇化这一现实社会背景,特别是从平等、公平以及正义之间寻求其恰当的体系建构。

   (一)平等是农民权利发展的基础性价值

   “平等”是人类对自身文明的追求,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皮埃尔·勒鲁在他的著作中曾毫无迟疑地讲道,“现在的社会,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除了平等的信条以外,再没有别的基础”。[24]在他看来,法国革命所提出的“自由、博爱、平等”,分别对应了人的知觉、情感和认知。平等与人的智慧的认知能力相关,并且是“自由”与“博爱”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基础。皮埃尔·勒鲁对此进行了论证,他说,“只要智慧不介入,不表态,那么权利就只不过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萌芽,它只是潜伏地存在着。只有智慧才能把它表达出来,并公开宣布它的存在。因此,如果你们问我为什么要获得自由,我会回答你们说:因为我有这个权利;而我之所以有这种权利,乃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同样,如果我承认仁慈和博爱都是人在社会上的天职,那是因为我思想上考虑到人的本性原是平等的”。[25]这些充满激情而雄辩的语言,向我们论证了平等之所以成为人类社会基础性价值的缘由,展示了平等在人类社会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将皮埃尔·勒鲁关于平等的论述用来观察中国农民权利发展的问题,那么我们将得出同样的结论,那就是,平等理应成为当代中国农民权利发展的基础性价值。之所以如此,不仅仅是因为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朝向平等方向发展的一般规律,[26]而且更因为农民权利的发展深刻地受制于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的整体不均衡结构这一基本现实。城乡二元结构固然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然而这种结构的存在,本身就为城乡居民权利的不平等提供了可能,而权利享有程度的差异,又进一步为其他的不平等提供了诱因。有学者利用阿马蒂亚·森创造的权利方法,对权利不平等与城乡差距的累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结论指出,城市偏向事实上是城乡之间不平等的无限重复博弈的结果,但更根本的原因实际在于双方权利占有量的不平等,以及按权利加权的社会决策规则。城乡差距的扩大和贫困表面上是一个分配的问题,进一步是一个制度安排问题,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因为城乡居民在权利占有上的不平等性决定了随后的不平等和差距的不断拉大。[27]

   然而这里仍需进一步指出的是,“平等乃是一个具有不同含义的多形概念”。[28]理想的平等应当是社会财富或社会资源能够为社会成员均衡地享有的状态。然而,理性却又告诉我们,理想的平等在实践中是难以完全实现的。社会物质条件的状态、社会生活机遇的差异、个人能力的差别等,都是理想的平等实现过程中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就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权利发展的平等价值而言,其首要的内涵应侧重于农民法律地位、法律身份的平等。“这是一种最基本的平等。有了这种平等,社会正义的平等价值才能得到初步体现,而任何一种对基本义务和基本权利作不平等分配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宣称自身是正义的制度。”[29]除此以外,农民权利发展的平等价值,还应成为社会资源与实际利益分配的价值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消除制度性的歧视,“彻底打破城乡‘中心—外围’关系,基于统一创新制度构架,在公平赋权和平等机会的社会权益结构中推动现代化”。[30]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平等。

   (二)公平是农民权利发展的主体性价值

   “公平”是与“平等”有关联但又存在区别的概念。公平包含着平等的意蕴,它们均内在地要求着利益分配的合理与公正。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平等是一个相对客观的、能够用某种尺度加以衡量的概念,可以从静态观察;公平则是一个相对主观的概念,需要以动态的历史的眼光来加以描述。“如果说公平是指人们对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及相互关系的一种评价,它主要表达的是人们对人与人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合理性的认同,那么,平等则侧重于对人们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种事实描述,它主要表达的是人们的地位和利益获得的等同性。”“公平以及公平程度如何解决的是利益的分配问题,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利益的分配,以及对这种分配的评价和认同,平等则不仅意味着利益分配的合理化,而且更多地关注的是人的社会地位和人的尊严。”[31]这样来看,平等与公平相比较,处于更为基础的地位,而公平则是一种特殊的平等,是社会资源的分配上“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平等和效率的某种组合”,[32]它包含着人们对社会资源分配的主观预期。公平价值既然包含着人的主观预期,那么公平价值也具有了鲜明的主体性特色。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公平作为一种凸显主体要求的价值,自然和新型城镇化的人本要求有着内在的亲和性,公平由此成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权利发展的主体性价值。将公平作为农民权利发展的主体性价值,要求我们将农民真正视为具有自由意志的独立个体,从满足其自我价值实现的要求出发,将农民权利发展与社会公平价值的实现紧密地关联起来。然而,如同平等的多义性一样,社会公平同样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系统。社会公平包括权利公平、效率公平、机会公平、分配公平以及人道主义公平等不同层次。权利公平承认并保证社会中每一个人均享有平等的生存权、发展权;效率公平则是以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为前提的公平,它是竞争的公平和发展的公平;机会公平意味着要祛除身份与特权的限制,保障社会成员享有基本平等的发展机会,以便充分展现和实现其才能;分配公平是社会财富占有与支配上的公平;人道主义公平则是建立在针对社会弱者帮助、照顾基础之上的社会公平。[33]社会公平的上述层次相互联系,互为一体,构成完整的公平价值体系。

   从公平价值的内在体系出发,不难发现,在传统城镇化过程中,中国农民的利益要求长久处于被忽视甚至被剥夺的境地,权利公平、效率公平、机会公平、分配公平以及人道主义公平等在农民身上尚未得到完全体现。以土地利益分配为例。根据农业部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统计,从1987~2001年,全国用于非农建设的耕地达3394.6万亩,其中,1990~1996年平均每年建设占用耕地440多万亩,1997~2002年共占用耕地1646万亩,国家通过低价征用农民土地最少使农民蒙受了20000亿元的损失。在江苏,“九五”期间江苏共出让土地25.68万亩,合同出让金300亿元。2001~2003年,江苏全省土地出让收入分别达200亿、400亿、956亿元。[34]然而在高额的土地出让金分配的过程中,农民却处于整个利益链条的最末一端。而且,由于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被征地农民在进入城市以后,进一步面临失业的窘境。失地农民的这种生存窘境,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整体资源配置上的失衡。面对利益分配失衡的状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权利的发展必然需要将公平作为自身重要的价值选择,而公平价值引入,也必然意味着农民权利的发展与提升。

   (三)是农民权利发展的本体性价值

   平等是农民权利发展的基础性价值,而公平则凸显了农民权利发展过程中对农民主体地位的尊重,然而在平等与公平之上,尚有更高的价值存在,这就是正义。“正义是人类灵魂中最纯朴之物,社会中最根本之物,观念中最神圣之物,民众中最热烈要求之物。它是宗教的实质,同时又是理性的形式,是信仰的神秘客体,又是知识的始端、中间和末端。人类不可能想象得到比正义更普遍、更强大和更完善的东西。”[35]对农民权利发展而言,正义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农民权利发展价值构造中处于本体地位的价值。

   正义之所以是农民权利发展的本体性价值,首先根源于正义的本性以及正义与权利之间的紧密关联。一方面,从正义的本性来看,“正义显然是一个关涉人的价值、尊严以及人的发展的根本问题的范畴。它历来就有神圣、崇高与尊严的意思,体现着真、善、美的全部内涵”。[36]正义不仅是对人的本质的确认,而且是对人的未来发展的积极承诺。因此,将正义视为农民权利发展的本体性价值,就是要将农民的权利发展融入“人的自由与发展”这样一个宏观社会发展的框架之中,从而使权利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善德的增加不仅惠及农民自身,而且惠及社会整体。另一方面,从正义与权利之间的关联来看,正义是权利的逻辑基础,而权利则是正义观念的现实体现。权利总是意味着正当性,因而,对个人而言,“享有一项权利,就意味着享有一种正当的诉求,意味着可以有资格提出某种要求。履行一项义务,也就意味着按照正义的要求,提供某种作为或不作为”。[37]对社会而言,“权利的发展本身恰恰是政治解放和社会和谐得以增进的标志”,[38]因而是否能够依据正义的原则对社会关系进行公道、公平的安排,则成为衡量与评价该社会发展进步状态的重要标尺。正义与权利的关联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几乎可以将它们视为是对同一种社会现象的不同陈述。“当我们从宏观上考察社会权利划分的原则、尺度或权利界限时,就是正义,当我们站在个人或特定团体角度考察这个界限规定的内容时,就是权利。”[39]而且,由于正义总是伴随着对“正当”、“公道”问题的反思,正义又进一步成为社会批判的武器,而权利则在这种批判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正义与权利之间的这种紧密关联,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农民权利发展状态、分析农民权利问题的基本标尺和途径,正义由此在农民权利发展的价值构造中占据本体性地位。

正义之所以是农民权利发展的本体性价值,还和农民在我国社会结构中的现实地位有关。正如前文指出的,农民权利发展问题根植于社会发展所形成的独特结构之中。农民权利的贫困在很大程度上和农民的底层社会结构地位有关。即使是城镇化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仍旧没有真正改变农民的社会地位。而社会结构地位正是社会正义所主要考虑的问题。就像罗尔斯指出那样,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在一个由多人组成的社会联合体中,社会正义原则“提供了一种在社会的基本制度中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办法,确定了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40]正义指向的是社会的基本结构。社会正义原则通过调节主要的社会制度的方式,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处理那些基于经济、社会条件的影响和限制以及由于社会地位和自然禀赋差异而形成的不平等,尽量排除社会历史和自然方面的偶然任意因素对人们生活前景的影响,从而在整体意义上建构一个正义的社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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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201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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