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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更新时间:2015-08-18 23:20:40
作者: 杨天石 (进入专栏)   祝曙光  

  

   杨天石: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同学和老师。下面我主要从八个方面阐述“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第一个方面:中日两国强弱异势。日本,虽然是小国,但经过明治维新,迅速成长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而中国,虽然是大国,但由于种种原因,却依然是落后的农业弱国。战争爆发前,日本的年工业总产值已经高达60 亿美元,而中国仅为13.6 亿美元;钢产量,日本高达580 万吨,中国仅为4 万吨;石油,日本高达169 万吨,中国仅为1.31万吨。日本年产飞机1580 架,大口径火炮744 门,坦克330 辆,汽车9500 辆,年造舰能力52422 吨,而中国尚不能生产一架飞机、一门大口径火炮、一辆坦克或汽车,除少量小型船艇外,不能造出任何一艘大型军舰。

   国力是军力的基础。战前,日本总兵力为448 万人,中国总兵力约为200 万人;日本有作战飞机1600 架,中国仅有223 架,日本有舰艇285 艘,中国仅有60 余艘。以步兵师而言,日本每师21945 人,中国仅10923 人;步枪射程,日本3000 公尺,中国仅2000 公尺;轻机枪,日军每师配备541 挺,中国每师仅274 挺;重机枪,日军每师104 挺,中国军队仅有54 挺;野山炮,日军每师64 门,中国军队仅9 门。

   当时,中日两国的差距不仅表现在国力、军力上,而且表现在国家的统一与分裂的歧异上。日本实行天皇制,国家统一,上下齐心,弘扬武士道精神;中国,国共两党正在生死搏斗。1931 年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与建都南京的号称中央的国民政府对立。次年,东北成立“伪满洲国”。此外,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山西、新疆等省都存在着各怀异志的地方实力派,南京国民政府的号令范围不出长江中下游的有限的几个省份。

   由此可见,中日两国强弱悬殊,差距很大;日本统一,而中国四分五裂。这是抗战之前中日两国国情的主要差别。第二个方面:蒋介石与九一八时期的不抵抗主义。

   1931 年9 月18 日,日军制造了“九一八事件”,中国军队采取不抵抗政策,丢失了东北,所以多少年来,人们一直批判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到底谁下令不抵抗的?多年来这个问题混乱不清。对此,我从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看蒋介石日记。9 月18 日,蒋介石正在从南京去江西的军舰上,当晚的日记,蒋介石仅记载了两件事情。一是对粤,如何对待汪精卫等在广州成立的与南京对立的国民政府;一是对共,如何包围、剿灭江西的中共根据地。第二,从现存电报加以证明。蒋介石是在什么时候知道东北发生了“事变”呢?不是9 月18 日晚上,而是9 月19 日晚上,才从上海得到东北的消息。9 月19 日晚上,蒋介石给当时在北平的张学良发了一封电报:“北平张副司令勋鉴:中(正)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蒋中正叩。”这封电报说明,9 月18 日晚上,他根本不知道东北发生了什么。第三,从张学良日记来看,张学良一向承认“不抵抗” 是他“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1946 年1 月3 日张学良日记有如下记载:“我不过执政三年,不但对地方没有造福,因为我一意的拥护中央,依赖中央,才有了中东路问题,对俄盲目的战事。九一八的事变,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而使东北同胞水深火热十四年。”1990 年,张学良在与华裔美国学者唐德刚的谈话中说:“当时,因为奉天与日本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情。那时我就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明白吗?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报。所以,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它,躲开它。”当唐德刚谈到“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至此,张学良连连表示:“不是,不是,不是的”,“这事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那么不抵抗主义是不是完全和蒋介石没有关系呢?

   1928 年1 月,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继续率军北伐,1928 年5 月1 日,北伐军攻克济南。日本为了阻扰中国统一,派兵进驻济南,制造济南惨案,杀害中国外交人员蔡公时等人。于是,当时国民政府就面临着与日军作战还是与占据北京的张作霖部作战的两难境地。1928年5 月10 日,南京政府来人与蒋介石在兖州开会,确定“不抵抗”。冯玉祥是与谋者之一。为了完成北伐,决定不抵抗,先不跟日本人打。所以国民革命军绕道济南北上。这是不抵抗主义的第一次出现。

   第三个方面:蒋介石为何一度奉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有抗日的愿望,但又下不了决心,长期实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蒋介石在9 月20 日日记中写道:“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不宁,如丧考妣。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努力。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1936 年6 月,蒋介石对英国人李滋罗斯说:“对日抗战是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以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怎样拖延时间呢?蒋介石的办法是:谨慎、忍耐、忍辱。1933 年8 月8 日日记云:“ 九一八以后,国际均势既破,国家人民命脉之所以不绝如缕者,惟此忍辱与谨慎,乃能保此一时也。”1934年4 月5 日日记云:“倭寇欲以河北强作昔日之东北,并欲以1936 年前毁灭我政府,解决中国问题,是乃痴人说梦,但此时仍须以忍耐出之。”为什么蒋介石要忍耐?首先是历史文化原因。蒋介石是浙江人,浙江在春秋战国时代属于越国,越王勾践是蒋介石效法的榜样。1934 年2 月15日日记:“勾践入臣,不惟卧薪尝胆,而且饮溲尝粪,较之今日之我,其耐苦忍辱,不知过我几倍矣!”老子思想对蒋介石也有重大影响。1934 年4 月23 日云:“倭寇侮辱,非可以愤激制之,当知以柔克刚之道也。”1936 年1 月20日日记云:“雪耻。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蒋介石熟读《孙子兵法》,深受《孙子兵法》的影响。1936 年1 月6 日日记云:“对外,未到其时。惟有先其所爱,微与之期,以保吾国。”所引用的就是《孙子兵法》第十一章之《九地》。“微”,做“无”字解。“微与之期”,不约定作战日期。

   第四个方面: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认为对日抗战时机已到。广东地方实力派首领陈济棠,广西地方实力派领袖李宗仁和白崇禧曾携手联合起来与蒋介石作对。两广事变解决前蒋介石觉得国内还不安定,当然没法与日本作战。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对日抗战时机已到。1936 年9月12 日,蒋介石致电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要求他重新计划以飞机轰炸军舰的特种训练,电称:“对桂作战计划可以取消,此后应集中于对倭一点为要。”此后,中国对日交涉开始趋于强硬。自1936 年7 月起,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会谈八次,即中日关系史上有名的“张群、川越会谈”。在会谈中,张群指出,日本对华北的真实意图是“造成独立、半独立之政权”,“显系破坏中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绝无讨论之余地”。他针锋相对,态度强硬地向日方提出条件:1. 废止上海、塘沽停战协定;2. 取消冀东伪组织;3. 华北日军及日机不得任意行动及飞行;4. 解散察东与绥北伪军。南京国民政府的这种态度被冯玉祥誉之为“我国向来言外交者之破天荒,且足以征抵抗之决心”。

   祝曙光:川越在会谈中表现得非常蛮横,并以片面拟订的会谈记录强行要求张群接受,引起蒋介石和张群的不满和反感。1936 年12 月3 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倭使川越以其片面自制之谈话录,强要张群接受,虽经张群面予拒绝,而川越乃置于案上,径自离去,后由我外交部送还其大使馆。此种卑劣伎俩,诚为世界外交上所罕见,而倭人竟敢悍然为之而恬不知耻,似此人格扫地,国焉得而不亡?”12 月5 日,蒋介石致电张群,指示其对川越的交涉经过说明书,应即严词驳斥,从速发表。同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张群:“川越备忘录非立即用正式公函退还不可,万不可随意迁就。”

   杨天石:是的。蒋介石做好了对日全面开战的准备。还在1936 年9 月17 日,蒋介石就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命其“准备万一,以与倭决战”。24 日,再电何应钦称:“据昨今形势,日方已具一决心,务令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要。”10 月9 日,蒋介石决定中央政府各部门做迁移准备。同时决定修建上海一带的工事。当时,蒋介石已经指令冯玉祥等人制订计划,由张治中等率领四万中国军队,左右夹攻,消灭当时在上海的六七千日军,然后,派大军到华北抗日。1936 年11月24 日,蒋介石直接指挥傅作义进行绥远抗战,打击关东军豢养的蒙伪军。11 月23 日,蒋介石致电傅作义:“即使伪军增加,亦不足为虑。吾兄智勇,必能如计完成也。今日战况如何,望时时电告,以免悬念。”多年来,我们讲蒋介石对日抗战是被迫的,是被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起来以后才不得已抗战的,而绥远抗战表明,在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已下定抗战的决心。

   第五个方面:蒋介石持久战方针的确定。1933 年初,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出“东南国防计划”。截至1937 年2 月,全国各地筑成机关枪掩体、小炮掩体等各类防御工事3374 个。同时,积极聘用德国顾问,训练军队,向德国购买军火。早在1932 年2 月25 日,蒋介石就在命何应钦准备“第二期抗战计划”时说:“与倭持久作战,非如此不足以杀其自大之野心。”中国具有广阔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蒋介石确立了以空间换取时间、与日本进行持久战的战略。1938 年2 月7 日,蒋介石在武昌演讲:“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本来战争的胜负,就是决定于空间与时间。我们有了敌人一时无法全部占领的广大土地,就此空间的条件,已足以制胜侵略的敌人。”“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同年3 月5 日,蒋介石考虑对日作战方略,自记云:“我之对倭,在以广大之空间土地,求得时间持久之胜利;积各路之小胜,而成全局之大胜。”1936 年6 月,蒋介石在和李滋罗斯谈话时还说过:“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

第六个方面:停止内战, 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蒋介石派大军围剿苏区,出现了国共对立。蒋介石面临两个对手。1933 年1 月20 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当自己面对共产党和日寇时,两者必选其一,而决定先对付日寇。1936 年12 月12 日,发生西安事变。蒋介石要宋子文转告周恩来,要周同意废除中国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停止阶级斗争,服从委员长领导。蒋介石向张学良表示:回到南京后,将“联红容共”。1937 年2 月,蒋介石制订《本年政策》,提出“妥协内外各方,专力对倭”,同时更前所未有地提出“开放党禁”,“开放政党政治”等内容。1937年12 月11 日日记云:“敌以共产主义为第一对象,希冀利用本党与本人为其作刽子手,使我国内自相残杀,成为第二之西班牙。此乃最为残苛之悲境,应切戒而力避之。”1937 年12 月21 日云:“与共党代表谈组织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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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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