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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口述历史:追忆与刘少奇恋爱故事

更新时间:2015-08-18 23:10:32
作者: 王光美  

  

   我和少奇同志共同生活近20年。他的一言一行,音容笑貌,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我的房间里挂着他在办公室工作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我拍摄的。有时候我仿佛感到,他还在我身边,还在不倦地工作。我很高兴利用这一机会讲讲少奇,愿意把我所知道的有关少奇同志的事讲出来,正像你说的,可以为历史和后人留下一些资料,作为研究参考。

   ——王光美

  

   1946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内战。8月,美国宣布“调处”失败。在这过程中,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一步步降格,人员逐渐撤离,准备解散。

   军调部工作结束以后,在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工作的同志,一般是哪里来的回哪里去。有的回晋冀鲁豫解放区,有的回山东解放区,有的要求去东北新区,也有的要求回家。我是北平地下党推荐来的,家也在北平,但我到军调部工作后,政治身份已经暴露,再留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已经不行了。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想去延安。领导答复同意我去延安。

  

   在延安我和少奇相识

   以前我们的孩子也问过我,说爸爸那么严肃的一个人,你们是怎么认识、怎么谈的?我都没有告诉他们。当然,实际经过也很简单。

   周恩来同志通知我回延安,我就又住到了王家坪。我跟毛主席当时的警卫参谋龙飞虎同志在一个食堂吃饭。他曾在北平军调部担任叶剑英同志的秘书,所以和我认识。有一天龙飞虎来告诉我,说晚上杨家岭有舞会,想去可以去。当时我除了原来在军调部认识的同志,谁也不认识,有什么活动都是别人带我去。晚上我就跟着去了。那天周恩来同志在,少奇同志也在。

   龙飞虎把我介绍给少奇,说:“这是王光美同志,北平军调部的,才从瓦窑堡回来。”少奇问了我一些北平特别是学校的情况。因为他在北方局担任党中央代表的时候在北平工作过,所以对北平的事情很关心。末了他问我:“你是不是党员?”我说我不是。当时我觉得很难为情。入党的问题我考虑过,也有点想法,所以我就说:“这个问题我还有点看法,不知道中央领导同志能不能对我们这些才到解放区的青年给予帮助?”他说:“那要看我有没有时间。”

   这是我第一次见少奇。我当时并不了解少奇在党内的地位身份。在北平的时候,地下党组织曾给我看过党的一些文件,有《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党的七大文件等等。所以刘少奇这个名字我是知道的,知道他是党中央的负责人之一,但说不清他的准确身份。那次见面完全是中央首长同一个年轻人的谈话,还谈不到有别的意思。

   第二天,在军调部当过联络部长的徐冰同志,把我们这些从北平军调部和南京谈判代表团回来的同志组织在一起,搞了一辆大卡车,从王家坪拉到枣园。说是因为我们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带我们去见见朱德总司令。到了王家坪朱德同志的家里,朱老总很客气,要请我们吃一顿饭。就在等吃饭的时候,康克清大姐说:“我带你们去看看少奇同志。”那时毛主席已经不住枣园,搬到别处去了,少奇同志就住在原来毛主席住的窑洞里。

   这样,我和大家一起到了少奇同志的窑洞。我的印象,那个窑洞不太宽敞,好像有里外间。见面时大家都坐着,少奇同志讲了几句鼓励的话。他讲得很简单,完了就送我们出来了。我们感到他工作很忙,因为是康大姐带我们去的,能抽空见面谈谈话,已经是一种礼遇了。这是我第二次见少奇。

   1947年2月21日,叶剑英同志和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最后一批工作人员回到了延安。其中有黄华同志。他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处长,回延安后担任朱德同志的秘书。3月5日,黄华同志通知我,要我到少奇同志那里谈话。他告诉我:“少奇同志打电话给叶剑英同志,说王光美同志想约我谈一次话,你们给安排一下。”原来是我第一次见少奇的时候提出过,希望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这些才到解放区的青年给予帮助。他记住这件事了。

   因为我是从军调部回来的,叶剑英同志当时住在王家坪,少奇同志就给他打了电话。叶剑英同志把这件事交给黄华同志办。枣园我去过一次,是和许多人一起坐卡车去的,但要我自己去就不认识路了。黄华同志给我找了一匹老马,说:“你跟着它走,老马识途,它能把你带到枣园。”

   我在北平做学生的时候骑过骡子郊游,没骑过马,所以对能不能一个人骑马去枣园有点嘀咕,后来还是咬咬牙去了。这匹老马原来是傅钟同志的坐骑,大概常去枣园,果然认识路。我骑上它趟过延河,就直奔了枣园。到了枣园,我找到少奇同志的窑洞,见周恩来同志正在同少奇同志谈话,让我等一等。我就出来,进了少奇同志的机要秘书赖奎同志的屋里。一会儿,恩来同志谈完出来,热情地跟我打了个招呼。

   进了少奇同志的窑洞,我顺便看了看,觉得陈设很简单,桌上放着一盏油灯。谈话还是接着上次的话题。我说:“那天你问我是不是党员,我想说说我的情况,请教一下该怎么办?在北平的时候,我同地下党联系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布置给我的任务我都积极去做。崔月犁同志在北平两次告诉我可以写申请入党的报告。我还读过你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但读了之后我觉得我不够党员条件,我做不到绝对服从,因此没敢提出入党要求。

   到延安后,我提出了入党申请,觉得自己参加了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工作,表现还可以,在瓦窑堡联系群众也不错。但报告递上去之后,一直没有得到回音。我不知道现在还要不要再提入党要求?今天你让我谈,我想请求帮助的就是这个事。”少奇就给我讲了很多道理。他说:“入党是没有自由的,必须符合条件,经过党组织批准,但是退是自由的。

   你如果有入党的迫切要求,应该向组织提出来。提一次不批准,人家给你指出来有哪些不够,你考虑以后可以再提。”他还说:“你现在受的教育,不要以为光是你父母亲供你上大学的结果,而是人民的培养,所以要把你的知识用来为人民服务。你现在有了某一方面的知识,但你还缺很多知识,比如你就缺乏农村的知识,今后一定要多向群众学习。”他还讲到,你现在到了革命队伍里,但革命队伍里的人也不是一般齐的,每个人有长处有短处,你要多学别人的长处。

   这样说着说着,就到了吃中饭的时间。这天正好是星期日。我在王家坪吃中灶,星期日两顿饭,我是吃了第一顿饭出来的,第二顿饭要在下午才吃。但枣园的中央领导同志没有星期日,还是三顿饭。少奇见炊事员给他把饭端来了,就留我吃饭。我说:“我已经吃过了,你慢慢吃。我在这里等,可以看看你吃的什么。”当时我也是出于好奇心,就坐在沙发上没动。我看见他的饭菜很简单,好像只两碟菜,一碗米饭,米饭上面放了一颗大蒜。我觉得奇怪,心想怎么把大蒜和米饭配着吃呢?少奇刚吃了几口,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拉开下面的抽屉,拿出几个梨子,又拿了把小刀给我,意思是他吃饭让我自己削梨吃。那个梨子很难看,黑不溜秋的,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当时我看了觉得很难受,有点动感情。我知道我们在军调部的时候,经常给延安中央同志带北平的好东西,怎么中央领导同志吃的就是这样的梨呢?吃完一个梨我就出来了。少奇送我出门,没再说什么。这次见面也没有谈恋爱的意思。当然有一点特殊,就是我作为一个青年同志,能有机会单独同少奇同志谈话。

  

   少奇要我跟他走

   国民党军飞机3月11日开始轰炸延安。3月12日,中共中央分工由少奇同志和朱德、任弼时、叶剑英等同志,带领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离开延安枣园转移到子长县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搬到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部办公。

   转移的时候,一路上我们把能丢的东西都丢了。上级决定我们到晋绥分区参加土地改革。当时中央有个指导思想,就是凡是从白区到延安的同志,都要尽量参加根据地的土改运动。我被分配到晋绥分区的山西省兴县参加土改工作队,队长是王炳南同志。这时已经是4月份了。我们土改工作队在进村之前,要先到蔡家崖集中学习文件。徐冰、王炳南同志都参加了。没有想到,这时少奇同志也到了蔡家崖,我们就又见了一次面。

   原来,中央根据全国内战爆发的形势,决定党中央的5位书记分成两套班子: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率中央精干机关留在陕北,指挥各战场作战;少奇、朱德同志和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以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少奇、朱总是3月31日晚从陕西绥德和山西临县的交界处渡过黄河,从临县三交镇过来的。兴县蔡家崖是中央晋绥分局所在地,贺龙、李井泉等同志在这里。

   我是在一天吃午饭的时候见到少奇的。那天可能是徐冰、王炳南同志安排,少奇、朱老总和我们土改工作队的同志一起吃了一顿饭。记得同桌的还有邓颖超同志。少奇在饭桌上问了工作队的一些情况:学了什么文件?什么时候进村?我没怎么说话。

   吃完饭出来,走到门口少奇问我:“你是在这里参加土改,还是跟我们上晋察冀?到那儿也能参加土改。”我感到意外,说:“我正在学习,等分配参加哪个工作队,能跟你们走吗?”少奇说:“黄华都跟我们一起走。”我想我刚来这里,还没有真正参加土改,这样不明不白走了算怎么回事?而且我写了入党申请书之后,在下来之前王炳南同志刚刚找我谈了一次话,说你现在的表现很好,这方面没问题,但你的家在北平,要了解一下你家庭的情况。要是我现在突然走了,那多不好!所以我也不知道深浅,就打了个官腔,回答少奇说:“以后有工作需要再说吧!”

   我这话说出口以后,当时觉得没什么,回到住处琢磨琢磨感到不对:他跟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怎么没有弄明白就回绝了呢?于是就想最好再问问清楚。当天晚上,贺龙同志组织小型招待演出。少奇同志、朱老总都出席了。我就想再去找少奇说句话,问问他是什么意思。走到门口往里一看,见少奇、朱总坐在第一排,少奇抱着涛涛,正等开演。我犹豫了半天,在门口转了转,最后还是没进去。我这个人,学生时代一心学习,最崇拜的人是居里夫人,一直到这时从没有谈过恋爱,这方面很迟钝,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后来回想起来,少奇要我跟他走,是对我有好感,想带我上晋察冀,但当时我不敢胡思乱想。

   少奇同志他们走了以后,我们很快开始投入土改集训学习。在村子里,我们住在村长家旁边的一个偏窑里,几个女同志在一起,都睡在一个炕上。一次入睡前,吴青告诉张林生:邓大姐找她谈了一次话,说因为王前对少奇的工作干扰很厉害,大家都建议他们分开,年初他们就离婚了,最近邓大姐想把她介绍给少奇,问她愿意不愿意?我一听这个,才知道少奇和王前离婚了。后来又知道,少奇本来希望王前在政治上多进步,但王前不懂事,不好好工作,还常打孩子。有一次王前打涛涛很厉害,少奇看不过打了她一下,王前就大闹。在王家坪的时候,少奇被王前闹得实在没法工作,就找了毛主席,请主席帮助找个安静的地方。毛主席让少奇搬到枣园他原来住的窑洞。这样少奇才从王家坪搬到了枣园。

   晋绥的土改我参加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姚家会村,一个是小镇魏家滩。我们工作队,是把从上海、南京等城市来的干部和地方干部混合编组,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学习锻炼。可能因为我是学数理化的,一下村子就分配我搞田亩登记,计算每家每人分几亩几分地。我在晋绥搞土改,前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结束时已经是1948年的春天。这段时间里,我和少奇没有联系。

  

   在西柏坡重逢少奇

   大约在1948年的三八节前后,我们结束了在土改工作队的工作,到了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所在地,河北建屏县西柏坡。这时,中央外事组已经搬到离西柏坡不远的陈家峪。我住的那个村子叫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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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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