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庆明:单位组织变迁过程中的产权结构:单位制产权分析引论

更新时间:2015-08-17 22:19:47
作者: 王庆明  

   一、问题引入:把产权分析带回单位研究的中心

   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视域中,很多研究者将中国国企产权改革进程视为单位体制变迁的过程。这些研究的重要依凭是,1949年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的国营企业不单是一个经济组织,而是同时集政治、经济、社会以及自身专业分工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总体性组织”,在其中起核心作用的是政治和行政权力[1]10。但遗憾的是,既往有关国有企业的产权分析范式与单位研究理路之间并没有实现有效对话,两种谱系下的研究分别偏嗜于企业的经济维度和社会、政治维度。从经验层面看,在政治体制延续性的前提下,无论是在传统单位体制下、还是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国有企业都承载着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多种功能,国企的单位制特征并没有完全消失。由此,对国企产权变革整体过程的分析需要我们将两种视角融合起来。基于此,我们倡导把产权分析带回“单位研究”的中心。

   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企业组织的产权结构实现了政治性转换,公有制构成一切组织和社会制度的前提。产权改造从整体上实现了政治中心重塑社会结构的意图[2]。在以总体性权力重构社会基础秩序的过程中,单位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途径。国家依照各类单位组织①行政层级和社会分工需要,对权力、资源进行统一配置,并由此形成一种总体性支配的集权体制。单位是这种集权体制层级结构上的一个位点,而单位制度则是规范各级权力结构和资源配置的法则[3]。这套法则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基础上建立的、以形成整个社会“一致性”为目的的制度安排[4]。有论者将单位体制概括为“一极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和政府,另一极是大量相对分散和相对封闭的一个一个的单位组织” [5]。相应地,宏观上“高度整合”与微观上“低度分化”的社会结构可作为对单位制基本特征的社会学概括。高度整合体现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机制,低度分化呈现的是在行政等级和社会分工类属差异上的体制内分化。无论是整合抑或分化,所遵循的都是非市场化的治理机制。基于这种判断,单位制研究的早期特征一般都强调“非市场化”逻辑:一方面侧重于单位制组织及运行背离市场机制的研究,另一方面侧重于不同地区的市场环境对单位组织及其成员影响的研究。在这一研究谱系下,关于市场化改革以来新单位制的研究以及单位制的多方面、多维度的再研究尚有诸多剩余问题[6]。而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单位产权变革研究,恰恰属于此类剩余问题。

   在市场化改革之前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单位组织的产权特征似乎并不构成“问题”。对于转型之前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公有产权结构是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一切私有产权都不具有合法性的制度基础,完全的公有产权构成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前提,因而并不构成研究者重点关注的议题。恰恰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转型这个重要背景赋予了产权新的意涵[7]202。但以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为主导的单位组织的产权结构,也着实构成一个理论难题。科尔奈指出,“从理论上说,产权结构的种类是无限的,但事实上,体制的历史决定了产权结构的类型是有限的” [8]。在这个意义上,“体制的历史”是我们界定产权以及探讨产权结构变迁的前提。长期以来,“单位体制”一度被视为认识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历史的一个重要维度,国内外很多学者都指出这种独特的单位体制不仅是中国以往历史和西方社会中不存在的,而且与苏东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组织结构亦有差别,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独特形态[9]。在这种独特的单位体制下,中国产权结构的整体特征为何?更重要的是,在单位体制演变过程中,不同的历史阶段产权结构又分别呈现为何种形态呢?本文尝试着从国企单位组织这种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最重要产权形式出发,科尔奈强调,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无论是从国家利税还是财政积累的角度来看,官僚化的国有企业都是最重要的产权形式。参见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5页。透过国企产权结构变迁的经验事实来回答上述问题。

   二、单位制产权结构的原初形态

   1949年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造就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类型——“单位”。“单位”是中国社会民众对自己所就业于其中的社会组织或机构的“统称”,是国家对社会进行直接行政管理的组织手段和基本环节,是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基础[10]446。单位不仅是城市社会的基本单元,而且是国家进行资源配置和有效控制的基本管道,基于此,当时的社会被称为“单位社会”。1978年以来的市场化改革逐渐使作为整体意义上的单位社会趋于瓦解,个别类型的单位组织(尤其是中小国有企业)的消解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事实。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单位体制的终结。单位制度仍然是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配置资源的方式和重要的体制遗产。在改革开放历经三十余年后的今天,在外部市场环境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在一些特殊的行业和部门,尤其是国家垄断优质资源的非介入性大型国企内部,单位体制并不是简单弱化,市场机制和单位体制的融合构成新单位制特征的重要表现[11]58-59。由此,重新思考单位体制变革的动力机制以及变革过程中的产权结构,不但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而且对于理解新时期继续深化国企改革和产权关系变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般而言,研究者往往在两个层面界定单位制的内涵:一是“单位体制”,二是“单位组织”。中国的单位体制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和共产党领导基础上的,是以公有制产权为前提的。单位组织是国家基于社会主义需要建立起来的、并直接由国家控制的组织类型[12]。新中国成立后,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当时国家发展的基本战略,由此大型国营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国营企业也一度成为当时最重要或曰最“完整”的单位组织。在单位办社会的模式下,一个大型国企内部,不但会包括很多负责生产的经济组织,还包含着党政组织以及医院、学校等事业单位组织。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三十余年的国企产权变革进程,被很多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视为单位体制变迁的过程。这里问题的关键是,要清晰把握单位制产权变迁的整体特征以及在这一进程中不同阶段产权变革的独特机制,需要我们首先明晰单位产权结构的初始形态。

   长期以来,产权问题一度是经济学家的专擅领域。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阿尔钦强调,产权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实施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13]。“产权是一束权利”,构成了产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但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对这一束权利的理解并不是仅指附着在物品(或服务)上的经济权属。如菲吕博腾和配杰威齐强调:“要注意的中心点是,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安排确定了每个人相应于物时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与其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种关系的成本。因此,对共同体中通行的产权制度可以描述的,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 [14]。由此不难看出,在经济学家关于产权的理论阐释中至少暗含了两点“社会学的思路”:其一,人们之间的相互认可即“社会认可”是界定产权的要件之一;其二,共同体中的产权是用来确定个人地位及其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那么,单位共同体中,社会认知及个体身份地位对理解单位产权结构及其演变逻辑有何意义呢?下面,我们将集中讨论单位产权的结构特征。

   (一)外部化控制的产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最初关注的问题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下既然自由市场可以实现一切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那为什么还需要企业?他努力的方向是力图建构一种有别于古典经济学的“新企业理论”。他指出,企业存在的重要意义就在于避免或减少在市场上依托定价系统进行交易所花费的成本,企业构成替代市场定价机制的另一种配置资源的形式[15]。后来威廉姆森在科斯基础上,将交易成本理论模型化为市场制和等级制两种资源配置方式,至于选用企业内部的等级制还是外部的市场制,关键看哪种机制更节省交易成本[16]。

   然而,在传统的单位体制下,国家计划已经完全取代了市场机制,企业内部的等级制也不构成配置资源的方式。路风强调资源的不可流动性是单位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10]451-452,但实际上资源的流动是在单位组织之间通过国家调拨和配给实现的。在这种制度环境下,国家是生产资料和公有财产的实际占有者和支配者,而单位组织则是这些资源的使用者和经营者。这决定了在单位体制下,国有企业组织的产权结构是一种独特的“外部化控制”形态。具体而言,企业在生产、销售、职工的招收辞退以及薪酬和福利的分配均是由企业的上级主管行政部门来管控的,企业自身在经营权、处置权以及索取权等诸多权利方面都是缺失的。企业的各种决策和权限的行使不是在企业内部完成的,而是由企业外部的主管行政部门来决定的[11]60。

   (二)财产权与行政权的合一

   在传统的单位体制下,国家掌握着一切稀缺性资源,并且经由“单位”将这些资源配置给各级组织及其成员。国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会按照单位组织的行政级别和行业部门的特征进行分配。在这种体制下,单位组织是生产资料和公有财产的使用者和经营者。名义上 “全民所有”的产权,实际上则是“国家所有”,如果说国家是全民的产权代理者的话,那么单位组织则又是国家产权的“代理者” [17]。多重的委托代理关系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国企产权的边界,但现实中国有企业的产权似乎又并没有那么不清晰,即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主要掌握在企业的主管官员、企业经理和职工手中,但很难清晰地落实到个人。

   周其仁认为,名义上法定产权与实际产权支配状况的背离是理解国有企业产权性质的基点。此外,由于单位组织是国家治理的中介,其政治功能的优先性促使国家将财产权合并到行政权之中,并进而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在此,国家既是拥有权威性和强制性行政权力的统治者,也是一切稀缺资源的所有者。只不过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国家投资且所有的产权由单位组织占有,并依照行政等级体系进行再分配,财产权与行政权的合一是单位体制下产权结构的基本特征[18]。单位组织的产权关系嵌入到行政关系之中,产权的经济权属与政治权属高度重叠,单位组织成员个体的身份是影响其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主要变量。

   (三)等级化的异质性产权

   长期以来,很多研究者注意到,团体平均主义构成中国集体化时代一般性的制度原则,在单位组织内部资源配置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0]454。在“平均主义”的认知图示下,研究者往往将单位组织的产权视为一种统一性、同质性的结构。即便有论者注意到单位组织的差异,也主要是从两个层面而言的,一是不同单位组织的所有制性质和级别不同[19],二是在大型国企单位内部的异质性产权如由厂办集体与主办国企两套机制所形成的“一厂两制” [1]10。以上区分都是针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产权形式来谈的,公有制具体分为全民所有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两种形式,占优势地位和政治上更具合法性的是全民所有制。一切全民所有制的企事业单位都分别隶属于各级政权组织,行政管理权限的划分使这些组织不仅具有各自的行政血缘关系,同样具有行政等级[10]446-449。

   此外,在现实中国企单位组织产权的差异还不单限于所有制的等级。例如同样是全民企业,同样以“国有制”为其实现类型,单位组织在社会分工中的行业属性、行政等级、企业规模都决定着企业组织分享稀缺性资源的能力以及行动逻辑。意识到这种等级结构的存在,魏昂德以预算级别、单位规模和行业部门为自变量,以单位的福利服务和住房为因变量考察了再分配体制的产权结构和社会分层状况。他指出,等级化的单位体系是决定单位组织成员社会阶层的主要原因[20]。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zhaoziyua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1412.html
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6期
收藏